我的创作与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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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城是我壮着胆子写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一年多时间里我陆续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寂寞城市和一本散文短篇集蝴蝶飞出地平线。这是我的第三本书，起承转合，这一本书的意义看来就在于这个“转”字了。
这本书是我在探寻“历史边缘古国”这个空间中所写的一些文字，第一次旅程从成都出发到昆明，第一站就是抵达金陇金殿国的遗址版纳，然后去了古缅国的所在地缅甸勐拉，接着就马不停蹄的去了南诏国和明代木增父子的领地丽江，在那里我看到了被称为南故宫的木府，整个宫殿格局精美，建筑大气。最后我就选择了大理国的首府大理，作为我在云南的终点站。
第二次的旅程是在二零零四年八月初，经过仔细选择，我决定将江西的婺源作为我们的终点站。在那个充满徽派建筑风格的华丽世界里，黑顶白墙，小桥流水，所有的风景是那么的煽情，仿佛给所有的游客带入了百年之前的古徽州。我在那里看到了真正的古银号，棕红色的柜台高大的让人觉得深不可测，墙上斑驳的灰粉涂料飘落在墙角杂草的身上。看起来平常的江南古镇，就在那样一个县城里面，有两个王朝的后代在那里悄然隐没，一个是飘逸华丽的南唐王朝，另一个则是神秘而又豪放的匈奴帝国。
在这两次旅程之前，我还去了一次桂林。在如上的旅程中，我没有选择那些被大家认为已经是耳熟能详的王朝作为我的目的地，那些时代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黄金一般的神圣帝国，它们在一诞生的那一刹那就受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重视。纵观二十四史，每一部史书都详尽史官华美之笔触，历经千百年的思考讨论，铅华和精髓都被一一洗净，丝毫没有任何思想价值可言。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决定了登上武夷山。吸引我的并不是武夷山的险峻，而是那里的百越文化和闽学底蕴。在中国人眼里，广东福建绝对不是文化的发祥地，然而这种结论却是无比荒谬、错误的。福建诞生了闽学，也就是理学。
湖南的考察是我今年暑假进行的一次旅游活动。我选择了湖南的凤凰古城——并且是从怀化的芷江古城出发的。在那里我感觉到了汉文化经历顿挫之后所遇见到的困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解放西路、凤凰古城这些从远古走向现代的名词让我觉得一阵内心的惶恐，彷佛在和沈从文、贾谊、黄永玉、曾国藩、王阳明这些历史之身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我惊讶于那里的文化气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带有世界眼光和文化底蕴。更令我欣喜的是，在事后的三个月，我在成都遇见了我的朋友佘曼妮小姐，她就是来自于湘西的女孩子，即使在超级女声这样一个浮躁的舞台上都能保留着一种传统古典女子的气质和风度。其修养与待人接物的内在涵养实在是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事关南京上海的大考察，一方面是赴南京大学拜访我的老师解玉峰先生，一方面是想彻底对于苏杭古镇进行一次完整的考察。苏杭文化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的产物。郑和和黄道婆，就是从上海松江发源的。那里诞生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也诞生了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
探寻神秘并不是我的初衷，在中国史学家约定俗成的眼光里，几乎所有在历史边缘的王朝都无一例外的被冠以“夜郎”之称。我们无法用柏拉图的史学观点来要求每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都必须用特定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中的每一个片段。这些政权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在中世纪，所有的政治和经济都无法真正达到区域的一体化，中原君主常常使用的“蛮荒之地”、“夜郎之国”这些贬损甚至亵渎的称呼恰巧说明了中原君主对于这种政权力量的一种默认。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大理国，它从建国到灭亡，等于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并持续了几百年的君主统治。但是最终仍然被蒙古骑兵所灭。
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生命个体，包括这些在史学家眼里渺小的近乎没有必要去研究的王朝。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应该放弃它们，只要是完整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它们在历史中所承担的责任，或许我们常常藐视的事物却在不经意之间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在这些文化的背后，就造就了数不胜数的的古城，直至现在，大量的名城、超级城市仍旧层出不穷。可是不管怎样，当下这些城市，永远不可能再现当年苏州的小桥流水、重庆的大江东去、杭州的风花雪月。因为，这些城市已经变成了水泥森林的拥蹙。
在多次临行的时候，都会有朋友们来劝阻，就近写成都吧，写武汉吧，都是名城。
我说，他们都不配。
既然不配，既然又有选择，那么，就出发吧。
二
对于文化散文，我是第一次尝试。在“转”的时候进行了我的一次尝试，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写散文之前，我一直作为一名小说作者在从事我的创作。从第一本书开始，包括第二本书里面的一些中篇小说，这些文字都只能代表我在编情节方面尚且可以。而青年作者思想的新锐和创作的激情迫使这些作者只能够写一些情感散文和情节曲折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的厚重博大并不是任何一个作者都能驾驭的。这就决定在更多的方面青年的文字高手们在更多的方面只是一个作者，而不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者或是作家的评价标准，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看是否有著作出版，而是看在写作体裁上是否能够一专多能。散文的写作并不是只需要天马行空的思维和创作的激情，在更多的时候，散文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我在散文的写作上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显然不能称为作家。
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是为了标榜我的写作水平如何高深。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作者为了急于成书所能使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书籍是知识的载体，并不是情节的载体，对于书籍的分量，我认为永远只能严肃的对待，因为尊重书籍就是尊重知识尊重学术。尊重书籍的途径无非有二，一是认真读书，二是认真写书。
每篇散文都是代表着我的两个考察思想，一个是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后产生的危机，一种是中国正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的文化问题。在山人墓中，我就试图提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冲突，而在高楼下的影子里面我则想到了城市里的文物保护问题，在江西婺源，我写下了被遗忘的贵族，那是我对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和当下社会的矛盾思考。总之，篇篇有意，句句在心。
我之所以会选择学术研究，并非我自己自愿的不恰当出场，而是因为我喜欢任何形式的思索和探讨。青年人的浮躁心理有可能是导致成功的催化剂，也有可能是招致失败的原因。在这个商业气息浓重的市场氛围里，真想做一点事情并不容易，之所以中国现在缺乏黄佐临、钱钟书、张岱年这样的大师，是因为中国人的浮躁，中国文化界的浮躁，中国文坛出版界的浮躁，甚至学术界的浮躁。
有一部经典的电影，让人想起这么一句话：
“瓦尔特走了，谁来保卫萨瓦热窝？”
而现在，我们要不停地拷问自己：
“张岱年、启功走了，谁来保卫我们的思想？”
青年作者、学者的思想明显在层次上和文化沉淀上远远不如中老年作家、学者。任何时代正统的写作都不可能是一时的激情或是一刻的发泄。而小说和散文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中所存在的不同其实很难一语道破。简而言之，大概只能如此：
无可辩驳的是，在我的这本集子里面，收录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关于这些小说。我的本意是按照那种散文的笔调去尽可能的努力创作或是升华。毕竟我是从写小说开始创作。我并不期望存在任何性质的概念化的东西。只要是文学表现形式，没有清晰的界限可言。正如我和姐姐春树在谈到先锋文学和摇滚音乐的时候，春树如是说，她不期望太多的概念来束缚我们所爱好或是热衷的艺术形式。
(思想，时代以及如下的文字
见于蝴蝶飞出地平线南海出版公司）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苛刻的要求自己去善于创作哪种文体，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抑或是诗歌，完全属于自己的喜好。如果严格要求自己，想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那就不妨尝试一下多种文体的创作，正如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先生所说，在国画的基础上多多体会一下油画，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视觉感触。自古学问相通，并非其他。
以上纯属一家之言，并不代表任何性质的理论说教和引导。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三
文化散文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而我这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说更贴近时下流行的大文化散文。余秋雨先生的大文化散文一直是我所推崇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更多的时候，他的散文充当了一种角色，一个在通俗的语句中传输知识的角色。
可以这样理解，余秋雨先生很好的维护了书籍和知识的尊严，他无愧于一个作家的称号。
在青年作者中，如我这样写文化散文的无疑是一个另类。况且这样做长途跋涉的旅行，其中艰辛且抛开不谈，到了一个地方对于这个地方的理解都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这次去的一些城市又不是我们平日熟知的六朝古都或是文化名城。在那些并不算繁华甚至可以说有些落后的村庄里面，我反复在思考一个问题，青年作者应该怎样面对写作？
这次我去过的村庄完全可以说是与我们平时所知道的那些村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比如说在江西婺源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看亚洲杯中日那场决赛，结果在小镇里找了数十家酒店都没有闭路电视，有的甚至连电视都没有。面对着当地居民一张张纯朴的笑脸，脚踩在泛着油光的青石板路上，我突然发觉在我们平日的文章里，对于生活，确实体会的太少。
在湖南凤凰，我居住在邻近沱江的农家庭院里面。晚上常常能听见清楚的流水声。那是一种在都市生活中无法感受到的奇妙。就是在这样一条江中，走出了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这样一大批民族精英。中国文化发祥于水，而水声，又变成了中华文化最好的质感音符。
返朴归真的传统写作已经被所谓的青年们日益遗忘。现在的一群群红头绿羽的“青春偶像”派作家正在追赶着文字的“时尚”流泪颓废忧郁敏感这种消逝很多年最后被人称为是笑柄的文学素材如今却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我清楚的记得，在三年前我出席一个文学论坛的时候，台上是某杂志社的编辑做自我介绍，他自称自己“忧郁，阳光”台下立刻爆发出一阵阵揶揄的笑声。而现在这种作者却是青年们追逐的偶像和媒体面前的红人。他们的触角涉已经及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这些人究竟能否在中国文化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很难说，或许时间会为我们证明这一切。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在青年作者泛滥的今天，我更向往韩寒的那个时代，毕竟他的文字触及了社会和人生的本质问题。而我，在此只能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如是而已。
“八十后”这个话题，我是不愿意多说的，但又无法避免。其实我更不愿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在此书付梓之前，某位八十后作家的抄袭事件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继而不久，又传出另一位正在读大学的八十后某作家捏造名家书评的事件。这两件事情彻底将八十后这个词语塞入了贬义词的范围之中，引起了国内学术界、舆论界、文学界、评论界的一致否定。我敢断言，之所以会在八十后的文坛上出现这种拙劣的低级错误，并不是某一个作者的初衷，而是整个环境使之然也。这一切正如彼得格拉克所言，环境造就人，也能否定人。但是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八十后”这个提法，却是荒谬的，更是在文学理论上站不住脚的。而我所欣赏的，更是“青年作者”这种提法，因为，它将年龄模糊化了。
文坛分派别自古始之然也，无论是豪放婉约的宋词还是边塞田园的唐诗，即使到了千年之后公安桐城的散文这些也都无可厚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判别区分的方式应该是本质，如果年代和岁数成了判别文字风格的主要条件，那岂不是刻意降低了文字的思想性和最初始的水准？
( 给八十年代买单结帐
见于2004年8月中国图书商报)
事关青年作者的一切，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了我如上的观点，我的观点或许有些偏激，但是在此我想借用韩寒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观点偏激总比没有观点好。
窃以为此言并非无理。
四
我目前所从事的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每一个从事这个专业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其实在科学的严谨性和真实性面前，没有彼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享受同样的待遇。
文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其严谨性丝毫不逊色于物理学和数学。任何一本影响世界的惊鸿之作都会如同自然科学里面的突破一样声名远播。在所有读书人的眼里，高尔基和爱因斯坦一样重要，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
既然是科学，那就必须要用严谨的姿态去对待，不管整个社会怎么去对待这一门科学。自己走的路自己就必须坚持，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这样一个媒体资讯的年代里，能够不随风不逐流就已经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在我还没有走上专业创作的时候，社会学家刘吉老师就勉励我“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不求出几本畅销书，做泡沫名人”当时没有涉足这个领域，丝毫不知个中三味。而今稍有涉猎，方才知晓刘先生语句的先见之明和悉心诚恳，这一切如人饮水，冷暖自之。
我之所以选择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考察，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执著的认定了一点，那就是中国文化所出现的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也是我近年来作演讲时多次提到的主题之一。中国文化在中世纪有着让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自从产业革命特别是托拉斯出现之后，东方文化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断层、消解和解构。
本世纪出现的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胡果巴尔的意象学、德里达的叙述学、詹明信的后现代理论让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大崩塌。敏锐的文化学者余英时先生在海外大声疾呼要“文史结构重建”继而国内的学者也在大声呼喊“我们患上了失语症”其实，不管怎么呼喊，都不能从本质上解救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遭遇的困境。
说到底，这一切是我们自己学术体系进化的结果。最传统的“儒”学所讲求的学术精义和后来湖湘学派、章黄学派所讲求的学术精义已经出现了天壤之别，这种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退化。作为人文科学，它的可阐释性的角度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力就越来越弱。
我曾经就这种问题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自惭的结论和方法。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就此问题询问了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胡军教授，胡教授一针见血的告诉我，那是因为人文科学具备多种阐释性。
我经过思考和三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写下这篇学术报告。报告草就后，承蒙学术界诸前辈不弃，不但将拙作全文刊发，并且授予我一个小的奖项。论文有一个章节，虽然现在感觉稚嫩、可笑，但是一旦拿出，仍觉得让人警醒——
要想解决失语症，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完全解构目前中国的文史结构，从传统的文史结构和西方文史结构冲撞中重新探询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方式。经过两种不同文史结构的碰撞，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无疑肯定是会出现的，至于出现的时间，则是早晚的问题。而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本”而并不存在中西之说。要想建立这种话语体系，毫无疑问就要从根本上树立新的文史结构，打破传统的僵局和西方的霸权文化。而这种文史结构的树立，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
(见于中国信息界2005年第7期)
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五
这本文化散文大国小城完稿于我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和第二个暑假。在这两个暑假里，我感觉到了一种繁忙，而不是以前暑假里的碌碌而忙。或许在成稿之后还存在大量的疏忽和纰漏，这一切我相信都不会是基于我的初衷。
到了序言的最后，我必须对这本书的关心者表示由衷的谢意。首先是我的父亲——一个医生。他对于我的考察旅游是全程陪同。我坚信一点，医生能创造出让世界为之震撼的奇迹，比如说渡边淳一、比如说鲁迅、比如说哈维。这些人用医生特有的睿智，洞察了世间的一切。
前辈作家陈应松先生是我的导师。从我刚刚开始创作到现在。应松先生一直是我的引路人。他不但在学问上对我的思想予以提点，更是在写作上对我关心有加。在她每一篇闪耀着人文光泽的著作里，都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和语言极端热爱。
前辈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开四先生对我的关心一直会让我铭记在心。我和何先生至今只有过一次见面。然而从我开始创作直到出版何先生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但在媒体面前对我大加赞扬，并且在茅盾文学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两次间隔中为我的书拨冗撰写书评，让我感动莫名。
另一位前辈作家邱华栋先生和前辈评论家胡翔先生不但闻名于中国文坛，更是中国文学期刊界的领军人物。青年文学和长江文艺也是我最钟爱的文学刊物。在本书付梓之前，两位前辈老师对我的关心使我极为感动。
说到这里，我必须感谢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并不完全在于他在学术领域上里程碑一般的卓越贡献，而是在于他对于后辈学者、晚辈作者的关爱。他就是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地理学家周一星先生。周先生不但执亚洲城市地理研究之牛耳，更是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
在我第一次和周先生通电话的时候，他和蔼亲切的声音消除了我和他之间那种传统的隔阂。先生在我请求之后为我拨冗写下数百字的回信，他用学者敏锐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将我的文字从学理上予以了让评论界都击节叫好的评价。
最后还要感谢中华散文、安徽文学、散文诗、散文选刊、游遍天下等刊物的编辑慧眼抬举我的拙作，得以在这些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并且获得评论界的好评。更要感谢天府文学奖评委会的前辈评委们——傅恒，意西泽仁、何开四这些在中国文坛享有崇高地位的前辈大师们，他们能够拨冗指教我那并不成熟的拙作，并把四川省最具权威的天府文学奖颁发与我，的确让我愧不敢当。
在经过这些感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梁晓声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文坛上成功的人，都是无数双手温暖的托起的。这句话是一位作家的真实心得，也是我这个青年作者所必须要牢记的。
其实，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最后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读者，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资格称其为作者。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师生关系？读写相宜，与教学相长并无二异。文学是一门苦心经营的学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特别是写书，这样一个繁重浩大的工程，对于我来说，惟有两句对联方能概括，这个对联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书法家张复卿老先生在我第一本书付梓之后赠给我的墨宝。张老已经年逾七旬，解放前曾在湖北省黄冈高等学堂就读，其父亲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老先生是名副其实学富五车、通古博今的老学者。这副对联其实很简单，一共只有十个字，但是足以让所有真正的读书人引以为铭：
书里乾坤大
笔中岁月长。
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韩晗 二零零四年八月初稿于湖北寓所
二零零五年七月再稿于长沙解放西路苏荷酒吧
二零零五年八月完稿于上海漕宝路
二零零五年十月定稿于成都双流
大国小城是我壮着胆子写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一年多时间里我陆续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寂寞城市和一本散文短篇集蝴蝶飞出地平线。这是我的第三本书，起承转合，这一本书的意义看来就在于这个“转”字了。
这本书是我在探寻“历史边缘古国”这个空间中所写的一些文字，第一次旅程从成都出发到昆明，第一站就是抵达金陇金殿国的遗址版纳，然后去了古缅国的所在地缅甸勐拉，接着就马不停蹄的去了南诏国和明代木增父子的领地丽江，在那里我看到了被称为南故宫的木府，整个宫殿格局精美，建筑大气。最后我就选择了大理国的首府大理，作为我在云南的终点站。
第二次的旅程是在二零零四年八月初，经过仔细选择，我决定将江西的婺源作为我们的终点站。在那个充满徽派建筑风格的华丽世界里，黑顶白墙，小桥流水，所有的风景是那么的煽情，仿佛给所有的游客带入了百年之前的古徽州。我在那里看到了真正的古银号，棕红色的柜台高大的让人觉得深不可测，墙上斑驳的灰粉涂料飘落在墙角杂草的身上。看起来平常的江南古镇，就在那样一个县城里面，有两个王朝的后代在那里悄然隐没，一个是飘逸华丽的南唐王朝，另一个则是神秘而又豪放的匈奴帝国。
在这两次旅程之前，我还去了一次桂林。在如上的旅程中，我没有选择那些被大家认为已经是耳熟能详的王朝作为我的目的地，那些时代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黄金一般的神圣帝国，它们在一诞生的那一刹那就受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重视。纵观二十四史，每一部史书都详尽史官华美之笔触，历经千百年的思考讨论，铅华和精髓都被一一洗净，丝毫没有任何思想价值可言。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决定了登上武夷山。吸引我的并不是武夷山的险峻，而是那里的百越文化和闽学底蕴。在中国人眼里，广东福建绝对不是文化的发祥地，然而这种结论却是无比荒谬、错误的。福建诞生了闽学，也就是理学。
湖南的考察是我今年暑假进行的一次旅游活动。我选择了湖南的凤凰古城——并且是从怀化的芷江古城出发的。在那里我感觉到了汉文化经历顿挫之后所遇见到的困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解放西路、凤凰古城这些从远古走向现代的名词让我觉得一阵内心的惶恐，彷佛在和沈从文、贾谊、黄永玉、曾国藩、王阳明这些历史之身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我惊讶于那里的文化气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带有世界眼光和文化底蕴。更令我欣喜的是，在事后的三个月，我在成都遇见了我的朋友佘曼妮小姐，她就是来自于湘西的女孩子，即使在超级女声这样一个浮躁的舞台上都能保留着一种传统古典女子的气质和风度。其修养与待人接物的内在涵养实在是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事关南京上海的大考察，一方面是赴南京大学拜访我的老师解玉峰先生，一方面是想彻底对于苏杭古镇进行一次完整的考察。苏杭文化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的产物。郑和和黄道婆，就是从上海松江发源的。那里诞生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也诞生了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
探寻神秘并不是我的初衷，在中国史学家约定俗成的眼光里，几乎所有在历史边缘的王朝都无一例外的被冠以“夜郎”之称。我们无法用柏拉图的史学观点来要求每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都必须用特定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中的每一个片段。这些政权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在中世纪，所有的政治和经济都无法真正达到区域的一体化，中原君主常常使用的“蛮荒之地”、“夜郎之国”这些贬损甚至亵渎的称呼恰巧说明了中原君主对于这种政权力量的一种默认。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大理国，它从建国到灭亡，等于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并持续了几百年的君主统治。但是最终仍然被蒙古骑兵所灭。
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生命个体，包括这些在史学家眼里渺小的近乎没有必要去研究的王朝。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应该放弃它们，只要是完整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它们在历史中所承担的责任，或许我们常常藐视的事物却在不经意之间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在这些文化的背后，就造就了数不胜数的的古城，直至现在，大量的名城、超级城市仍旧层出不穷。可是不管怎样，当下这些城市，永远不可能再现当年苏州的小桥流水、重庆的大江东去、杭州的风花雪月。因为，这些城市已经变成了水泥森林的拥蹙。
在多次临行的时候，都会有朋友们来劝阻，就近写成都吧，写武汉吧，都是名城。
我说，他们都不配。
既然不配，既然又有选择，那么，就出发吧。
二
对于文化散文，我是第一次尝试。在“转”的时候进行了我的一次尝试，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写散文之前，我一直作为一名小说作者在从事我的创作。从第一本书开始，包括第二本书里面的一些中篇小说，这些文字都只能代表我在编情节方面尚且可以。而青年作者思想的新锐和创作的激情迫使这些作者只能够写一些情感散文和情节曲折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的厚重博大并不是任何一个作者都能驾驭的。这就决定在更多的方面青年的文字高手们在更多的方面只是一个作者，而不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者或是作家的评价标准，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看是否有著作出版，而是看在写作体裁上是否能够一专多能。散文的写作并不是只需要天马行空的思维和创作的激情，在更多的时候，散文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我在散文的写作上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显然不能称为作家。
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是为了标榜我的写作水平如何高深。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作者为了急于成书所能使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书籍是知识的载体，并不是情节的载体，对于书籍的分量，我认为永远只能严肃的对待，因为尊重书籍就是尊重知识尊重学术。尊重书籍的途径无非有二，一是认真读书，二是认真写书。
每篇散文都是代表着我的两个考察思想，一个是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后产生的危机，一种是中国正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的文化问题。在山人墓中，我就试图提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冲突，而在高楼下的影子里面我则想到了城市里的文物保护问题，在江西婺源，我写下了被遗忘的贵族，那是我对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和当下社会的矛盾思考。总之，篇篇有意，句句在心。
我之所以会选择学术研究，并非我自己自愿的不恰当出场，而是因为我喜欢任何形式的思索和探讨。青年人的浮躁心理有可能是导致成功的催化剂，也有可能是招致失败的原因。在这个商业气息浓重的市场氛围里，真想做一点事情并不容易，之所以中国现在缺乏黄佐临、钱钟书、张岱年这样的大师，是因为中国人的浮躁，中国文化界的浮躁，中国文坛出版界的浮躁，甚至学术界的浮躁。
有一部经典的电影，让人想起这么一句话：
“瓦尔特走了，谁来保卫萨瓦热窝？”
而现在，我们要不停地拷问自己：
“张岱年、启功走了，谁来保卫我们的思想？”
青年作者、学者的思想明显在层次上和文化沉淀上远远不如中老年作家、学者。任何时代正统的写作都不可能是一时的激情或是一刻的发泄。而小说和散文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中所存在的不同其实很难一语道破。简而言之，大概只能如此：
无可辩驳的是，在我的这本集子里面，收录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关于这些小说。我的本意是按照那种散文的笔调去尽可能的努力创作或是升华。毕竟我是从写小说开始创作。我并不期望存在任何性质的概念化的东西。只要是文学表现形式，没有清晰的界限可言。正如我和姐姐春树在谈到先锋文学和摇滚音乐的时候，春树如是说，她不期望太多的概念来束缚我们所爱好或是热衷的艺术形式。
(思想，时代以及如下的文字
见于蝴蝶飞出地平线南海出版公司）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苛刻的要求自己去善于创作哪种文体，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抑或是诗歌，完全属于自己的喜好。如果严格要求自己，想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那就不妨尝试一下多种文体的创作，正如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先生所说，在国画的基础上多多体会一下油画，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视觉感触。自古学问相通，并非其他。
以上纯属一家之言，并不代表任何性质的理论说教和引导。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三
文化散文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而我这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说更贴近时下流行的大文化散文。余秋雨先生的大文化散文一直是我所推崇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更多的时候，他的散文充当了一种角色，一个在通俗的语句中传输知识的角色。
可以这样理解，余秋雨先生很好的维护了书籍和知识的尊严，他无愧于一个作家的称号。
在青年作者中，如我这样写文化散文的无疑是一个另类。况且这样做长途跋涉的旅行，其中艰辛且抛开不谈，到了一个地方对于这个地方的理解都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这次去的一些城市又不是我们平日熟知的六朝古都或是文化名城。在那些并不算繁华甚至可以说有些落后的村庄里面，我反复在思考一个问题，青年作者应该怎样面对写作？
这次我去过的村庄完全可以说是与我们平时所知道的那些村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比如说在江西婺源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看亚洲杯中日那场决赛，结果在小镇里找了数十家酒店都没有闭路电视，有的甚至连电视都没有。面对着当地居民一张张纯朴的笑脸，脚踩在泛着油光的青石板路上，我突然发觉在我们平日的文章里，对于生活，确实体会的太少。
在湖南凤凰，我居住在邻近沱江的农家庭院里面。晚上常常能听见清楚的流水声。那是一种在都市生活中无法感受到的奇妙。就是在这样一条江中，走出了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这样一大批民族精英。中国文化发祥于水，而水声，又变成了中华文化最好的质感音符。
返朴归真的传统写作已经被所谓的青年们日益遗忘。现在的一群群红头绿羽的“青春偶像”派作家正在追赶着文字的“时尚”流泪颓废忧郁敏感这种消逝很多年最后被人称为是笑柄的文学素材如今却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我清楚的记得，在三年前我出席一个文学论坛的时候，台上是某杂志社的编辑做自我介绍，他自称自己“忧郁，阳光”台下立刻爆发出一阵阵揶揄的笑声。而现在这种作者却是青年们追逐的偶像和媒体面前的红人。他们的触角涉已经及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这些人究竟能否在中国文化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很难说，或许时间会为我们证明这一切。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在青年作者泛滥的今天，我更向往韩寒的那个时代，毕竟他的文字触及了社会和人生的本质问题。而我，在此只能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如是而已。
“八十后”这个话题，我是不愿意多说的，但又无法避免。其实我更不愿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在此书付梓之前，某位八十后作家的抄袭事件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继而不久，又传出另一位正在读大学的八十后某作家捏造名家书评的事件。这两件事情彻底将八十后这个词语塞入了贬义词的范围之中，引起了国内学术界、舆论界、文学界、评论界的一致否定。我敢断言，之所以会在八十后的文坛上出现这种拙劣的低级错误，并不是某一个作者的初衷，而是整个环境使之然也。这一切正如彼得格拉克所言，环境造就人，也能否定人。但是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八十后”这个提法，却是荒谬的，更是在文学理论上站不住脚的。而我所欣赏的，更是“青年作者”这种提法，因为，它将年龄模糊化了。
文坛分派别自古始之然也，无论是豪放婉约的宋词还是边塞田园的唐诗，即使到了千年之后公安桐城的散文这些也都无可厚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判别区分的方式应该是本质，如果年代和岁数成了判别文字风格的主要条件，那岂不是刻意降低了文字的思想性和最初始的水准？
( 给八十年代买单结帐
见于2004年8月中国图书商报)
事关青年作者的一切，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了我如上的观点，我的观点或许有些偏激，但是在此我想借用韩寒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观点偏激总比没有观点好。
窃以为此言并非无理。
四
我目前所从事的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每一个从事这个专业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其实在科学的严谨性和真实性面前，没有彼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享受同样的待遇。
文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其严谨性丝毫不逊色于物理学和数学。任何一本影响世界的惊鸿之作都会如同自然科学里面的突破一样声名远播。在所有读书人的眼里，高尔基和爱因斯坦一样重要，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
既然是科学，那就必须要用严谨的姿态去对待，不管整个社会怎么去对待这一门科学。自己走的路自己就必须坚持，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这样一个媒体资讯的年代里，能够不随风不逐流就已经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在我还没有走上专业创作的时候，社会学家刘吉老师就勉励我“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不求出几本畅销书，做泡沫名人”当时没有涉足这个领域，丝毫不知个中三味。而今稍有涉猎，方才知晓刘先生语句的先见之明和悉心诚恳，这一切如人饮水，冷暖自之。
我之所以选择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考察，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执著的认定了一点，那就是中国文化所出现的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也是我近年来作演讲时多次提到的主题之一。中国文化在中世纪有着让西方望尘莫及的水平，自从产业革命特别是托拉斯出现之后，东方文化却出现了一系列的断层、消解和解构。
本世纪出现的斯坦尼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胡果巴尔的意象学、德里达的叙述学、詹明信的后现代理论让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大崩塌。敏锐的文化学者余英时先生在海外大声疾呼要“文史结构重建”继而国内的学者也在大声呼喊“我们患上了失语症”其实，不管怎么呼喊，都不能从本质上解救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遭遇的困境。
说到底，这一切是我们自己学术体系进化的结果。最传统的“儒”学所讲求的学术精义和后来湖湘学派、章黄学派所讲求的学术精义已经出现了天壤之别，这种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退化。作为人文科学，它的可阐释性的角度越来越小，这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力就越来越弱。
我曾经就这种问题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自惭的结论和方法。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就此问题询问了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胡军教授，胡教授一针见血的告诉我，那是因为人文科学具备多种阐释性。
我经过思考和三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写下这篇学术报告。报告草就后，承蒙学术界诸前辈不弃，不但将拙作全文刊发，并且授予我一个小的奖项。论文有一个章节，虽然现在感觉稚嫩、可笑，但是一旦拿出，仍觉得让人警醒——
要想解决失语症，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完全解构目前中国的文史结构，从传统的文史结构和西方文史结构冲撞中重新探询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方式。经过两种不同文史结构的碰撞，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无疑肯定是会出现的，至于出现的时间，则是早晚的问题。而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本”而并不存在中西之说。要想建立这种话语体系，毫无疑问就要从根本上树立新的文史结构，打破传统的僵局和西方的霸权文化。而这种文史结构的树立，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
(见于中国信息界2005年第7期)
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五
这本文化散文大国小城完稿于我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和第二个暑假。在这两个暑假里，我感觉到了一种繁忙，而不是以前暑假里的碌碌而忙。或许在成稿之后还存在大量的疏忽和纰漏，这一切我相信都不会是基于我的初衷。
到了序言的最后，我必须对这本书的关心者表示由衷的谢意。首先是我的父亲——一个医生。他对于我的考察旅游是全程陪同。我坚信一点，医生能创造出让世界为之震撼的奇迹，比如说渡边淳一、比如说鲁迅、比如说哈维。这些人用医生特有的睿智，洞察了世间的一切。
前辈作家陈应松先生是我的导师。从我刚刚开始创作到现在。应松先生一直是我的引路人。他不但在学问上对我的思想予以提点，更是在写作上对我关心有加。在她每一篇闪耀着人文光泽的著作里，都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和语言极端热爱。
前辈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开四先生对我的关心一直会让我铭记在心。我和何先生至今只有过一次见面。然而从我开始创作直到出版何先生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但在媒体面前对我大加赞扬，并且在茅盾文学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两次间隔中为我的书拨冗撰写书评，让我感动莫名。
另一位前辈作家邱华栋先生和前辈评论家胡翔先生不但闻名于中国文坛，更是中国文学期刊界的领军人物。青年文学和长江文艺也是我最钟爱的文学刊物。在本书付梓之前，两位前辈老师对我的关心使我极为感动。
说到这里，我必须感谢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并不完全在于他在学术领域上里程碑一般的卓越贡献，而是在于他对于后辈学者、晚辈作者的关爱。他就是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地理学家周一星先生。周先生不但执亚洲城市地理研究之牛耳，更是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
在我第一次和周先生通电话的时候，他和蔼亲切的声音消除了我和他之间那种传统的隔阂。先生在我请求之后为我拨冗写下数百字的回信，他用学者敏锐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将我的文字从学理上予以了让评论界都击节叫好的评价。
最后还要感谢中华散文、安徽文学、散文诗、散文选刊、游遍天下等刊物的编辑慧眼抬举我的拙作，得以在这些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并且获得评论界的好评。更要感谢天府文学奖评委会的前辈评委们——傅恒，意西泽仁、何开四这些在中国文坛享有崇高地位的前辈大师们，他们能够拨冗指教我那并不成熟的拙作，并把四川省最具权威的天府文学奖颁发与我，的确让我愧不敢当。
在经过这些感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梁晓声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文坛上成功的人，都是无数双手温暖的托起的。这句话是一位作家的真实心得，也是我这个青年作者所必须要牢记的。
其实，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最后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读者，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资格称其为作者。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师生关系？读写相宜，与教学相长并无二异。文学是一门苦心经营的学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特别是写书，这样一个繁重浩大的工程，对于我来说，惟有两句对联方能概括，这个对联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书法家张复卿老先生在我第一本书付梓之后赠给我的墨宝。张老已经年逾七旬，解放前曾在湖北省黄冈高等学堂就读，其父亲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老先生是名副其实学富五车、通古博今的老学者。这副对联其实很简单，一共只有十个字，但是足以让所有真正的读书人引以为铭：
书里乾坤大
笔中岁月长。
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韩晗 二零零四年八月初稿于湖北寓所
二零零五年七月再稿于长沙解放西路苏荷酒吧
二零零五年八月完稿于上海漕宝路
二零零五年十月定稿于成都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