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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全走后,祁老人问了瑞宣好几次:"小三儿哪里去啦?"瑞宣编了个谎,硬说日本兵要用瑞全的学校作营房,所以学生都搬到学校里去住,好教日本兵去另找地方。其实呢,瑞宣很明白:假若日本兵真要占用学校,一个电话便够了,谁也不敢反抗。他知道自己的谎言编制的并不高明,可是老人竟自相信了,也就不必再改编。

    瑞丰看出点棱缝来,心中很不高兴,向大哥提出质问。瑞宣虽然平日不大喜欢老二,可是他觉得在这种危患中,兄弟的情谊必然的增高加厚,似乎不应当欺哄老二,所以他说了实话。

    "怎么?大哥你教他走的?"瑞丰的小干脸绷得象鼓皮似的。

    "他决心要走,我不好阻止;一个热情的青年,理当出去走走!"

    "大哥你可说得好!你就不想想,他不久就毕业,毕业后抓俩钱儿,也好帮着家里过日子呀!真,你怎么把只快要下蛋的鸡放了走呢?再说,赶明儿一调查户口,我们有人在外边抗战,还不是蘑菇?"

    假若老二是因为不放心老三的安全而责备老大,瑞宣一定不会生气,因为人的胆量是不会一样大的。胆量小而情感厚是可以原谅的。现在,老二的挑剔,是完全把手足之情抛开,而专从实利上讲,瑞宣简直没法不动气了。

    可是,他咽了好几口气,到底控制住了自己。他是当家的,应当忍气;况且,在城亡国危之际,家庭里还闹什么饥荒呢。他极勉强的笑了一笑。"老二,你想得对,我没想到!""现在最要紧的是千万别声张出去!"老二相当骄傲的嘱告哥哥。"一传说出去,咱们全家都没命!我早就说过,大哥你不要太宠着老三,你老不听!我看哪,咱们还是分居的好!好吗,这玩艺儿,老三闯出祸来,把咱老二的头耍下去,才糟糕一马司!"

    瑞宣不能再忍。他的眼只剩了一条缝儿,胖脸上的肉都缩紧。还是低声的,可是每个字都象小石子落在渊涧里,声小而结实,他说:"老二!你滚出去!"

    老二没想到老大能有这么一招,他的小干脸完全红了,象个用手绢儿擦亮了的小山里红似的。他要发作。可是一看大哥的眼神和脸色,他忍住了气:"好,我滚就是了!"老大拦住了他:"等等!我还有话说呢!"他的脸白得可怕。"平日,我老敷衍你,因为这里既由我当家,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吵嘴。这可是个错误!你以为我不跟你驳辩,就是你说对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你的坏毛病——你总以为搂住便宜就好,牺牲一点就坏。我很抱歉,我没能早早的矫正你!今天,我告诉你点实话吧!老三走得对,走得好!假若你也还自居为青年,你也应当走,作点比吃喝打扮更大一点的事去!两重老人都在这里,我自己没法子走开,但是我也并不以此就原谅自己!你想想看,日本人的刀已放在咱们的脖子上,你还能单看家中的芝麻粒大的事,而不往更大点的事上多瞧一眼吗?我并不逼着你走,我是教你先去多想一想,往远处大处想一想!"他的气消了一点,脸上渐渐的有了红色。"请你原谅我的发脾气,老二!但是,你也应当知道,好话都是不大受听的!好,你去吧!"他拿出老大哥的气派来,命令弟弟出去,省得再继续争吵。

    老二吃了这个钉子,心中不平,暗中把老三偷走的事去报告祖父与母亲,为了讨点好。

    妈妈得到消息,并没抱怨老大,也没敢吵嚷,只含着泪一天没有吃什么。

    祁老人表示出对老大不满意:"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哇!"

    小顺儿的妈听到这话,眼珠一转,对丈夫说:"这就更非给他老人家作寿不可啦!将功折罪,别教二罪归一呀!"

    瑞宣决定给老人庆寿,只是酒菜要比往年俭省一点。

    这时候,学校当局们看上海的战事既打得很好,而日本人又没派出教育负责人来,都想马上开学,好使教员与学生们都不至于精神涣散。瑞宣得到通知,到学校去开会。教员们没有到齐,因为已经有几位逃出北平。谈到别人的逃亡,大家的脸上都带出愧色。谁都有不能逃走的理由,但是越说道那些理由越觉得惭愧。

    校长来到。他是个五十多岁,极忠诚,极谨慎的一位办中等教育的老手。大家坐好,开会。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瑞宣低着头,说了声:"校长请坐吧!"校长象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慢慢的坐下。

    一位年纪最轻的教员,说出大家都要问而不好意思问的话来:

    "校长!我们还在这儿作事,算不算汉奸呢?"

    大家都用眼盯住校长。校长又僵着身子立起来,用手摆弄着一管铅笔。他轻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诸位老师们!据兄弟看,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须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可以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又百分之——"他又嗽了两下,"之——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吗?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作亡国奴,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咱们所能忍受的!可是,我还想暂时维持学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没有明定办法之前,我们不教青年们失学;在他们有了办法之后,我们忍辱求全的设法不教青年们受到最大的损失——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老师们,能走的请走,我决不拦阻,国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象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我们是不是汉奸?我想,不久政府就会派人来告诉咱们;政府不会忘了咱们,也一定知道咱们逃不出去的困难!"他又嗽了两声,手扶住桌子,"兄弟还有许多的话,但是说不上来了。诸位同意呢,咱们下星期一开学。"他眼中含着点泪,极慢极慢的坐下去。

    沉静了好久,有人低声的说:"赞成开学!"

    "有没有异议?"校长想往起立,而没能立起来。没有人出声。他等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开学看一看吧!以后的变化还大得很,我们能尽心且尽心吧!"

    由学校出来,瑞宣象要害热病似的那么憋闷。他想安下心去,清清楚楚的看出一条道路来。可是,他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作为思索的起点。他嘴中开始嘟囔。听见自己的嘟囔,心中更加烦闷。平日,他总可怜那些有点神经不健全,而一边走路一边自己嘟囔嘟囔的人。今天,他自己也这样了;莫非自己要发疯?他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他质问自己。他不敢回答。他想到北海或中山公园去散散闷,可是又阻止住自己:"公园是给享受太平的人们预备着的,你没有资格去!"他往家中走。"打败了的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他低声的告诉自己。

    走到胡同口,巡警把他截住。"我在这里住。"他很客气的说。

    "等一会儿吧!"巡警也很客气。"里边拿人呢!"

    "拿人?"瑞宣吃了一惊。"谁?什么案子?""我也不知道!"巡警抱歉的回答。"我只知道来把守这儿,不准行人来往。"

    "日本宪兵?"瑞宣低声的问。

    巡警点了点头。然后,看左右没有人,他低声的说:"这月的饷还没信儿呢,先帮着他们拿咱们的人!真叫窝囊!谁知道咱们北平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先生,你绕个圈儿再回来吧,这里站不住!"

    瑞宣本打算在巷口等一会儿,听巡警一说,他只好走开。他猜想得到,日本人捉人必定搜检一切,工夫一定小不了,他决定去走一两个钟头再回来。

    "拿谁呢?"他一边走一边猜测。第一个,他想到钱默吟;"假若真是钱先生,"他对自己说,"那——"他想不出来别的话了,而只觉得腿有点发软。第二个,他想到自己的家,是不是老三被敌人捉住了呢?他身上出了汗。他站住,想马上回去。但是,回去又有什么用呢?巡警是不会准他进巷口的。再说,即使他眼看着逮捕钱诗人或他自己家里的人,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这就叫作亡国惨!没了任何的保障,没有任何的安全,亡国的人是生活在生与死的隙缝间的。楞了半天,他才看出来,他是立在护国寺街上的一家鲜花厂的门口。次日便是庙会。在往常,这正是一挑子一挑子由城外往厂子里运花的时候;到下午,厂子的门洞便已堆满了不带盆子的花棵,预备在明日开庙出售。今天,厂子里外都没有一点动静。门洞里冷清清的只有一些败叶残花。在平日,瑞宣不喜欢逛庙,而爱到花厂里看看,买花不买的,看到那些水灵的花草,他便感到一点生意。现在,他呆呆的看着那些败叶残花,觉得仿佛丢失了一点什么重要的东西。"亡了国就没有了美!"他对自己说。说完,他马上矫正自己:"为什么老拿太平时候的标准来看战时的事呢?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的牺牲便是美!"

    这时候,日本宪兵在捉捕钱诗人,那除了懒散,别无任何罪名的诗人。胡同两头都临时设了岗,断绝交通。冠晓荷领路。他本不愿出头露面,但是日本人一定教他领路,似乎含有既是由他报告的,若拿不住人,就拿他是问的意思。事前,他并没想到能有这么一招;现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他的心跳得很快,脸上还勉强的显出镇定,而眼睛象被猎犬包围了的狐狸似的,往四外看,唯恐教邻居们看出他来。他把帽子用力往前扯,好使别人不易认出他来。胡同里的人家全闭了大门,除了槐树上悬着的绿虫儿而外,没有其他的生物。他心中稍为平静了些,以为人们都已藏起去。其实,棚匠刘师傅,还有几个别的人,都扒着门缝往外看呢,而且很清楚的认出他来。

    白巡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象失了魂似的,跟在冠晓荷的身后。全胡同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假若他平日不肯把任何人带到区署去,他就更不能不动感情的看着朋友们被日本人捕去。对于钱默吟先生,他不甚熟识,因为钱先生不大出来,而且永远无求于巡警。但是,白巡长准知道钱先生是一百二十成的老好人;假若人们都象钱先生,巡警们必可以无为而治。到了钱家门口,他才晓得是捉捕钱先生,他恨不能一口将冠晓荷咬死!可是,身后还有四个铁棒子似的兽兵,他只好把怒气压抑住。自从城一陷落,他就预想到,他须给敌人作爪牙,去欺侮自己的人。除非他马上脱去制服,他便没法躲避这种最难堪的差事。他没法脱去制服,自己的本领,资格,与全家大小的衣食,都替他决定下他须作那些没有人味的事!今天,果然,他是带着兽兵来捉捕最老实的,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的,钱先生!

    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应声。一个铁棒子刚要用脚踹门,门轻轻的开了。开门的是钱先生。象刚睡醒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些红的折皱,脚上拖着布鞋,左手在扣着大衫的钮子。头一眼,他看见了冠晓荷,他忙把眼皮垂下去。第二眼,他看到白巡长;白巡长把头扭过去。第三眼,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象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极快的,他想到两件事:不是王排长出了毛病,便是仲石的事泄漏了。极快的,他看清楚是后者,因为眼前是冠晓荷——他想起高第姑娘的警告。

    很高傲自然的,他问了声:"干什么?"

    这三个字象是烧红了的铁似的。冠晓荷一低头,仿佛是闪躲那红热的火花,向后退了一步。白巡长也跟着躲开。两个兽兵象迎战似的,要往前冲。钱先生的手扶在门框上,挡住他们俩,又问了声:"干什么?"一个兽兵的手掌打在钱先生的手腕上,一翻,给老诗人一个反嘴巴。诗人的口中流出血来。兽兵往里走。诗人楞了一会儿,用手扯住那个敌兵的领子,高声的喊喝:"你干什么!"敌兵用全身的力量挣扭,钱先生的手,象快溺死的人抓住一条木棍似的,还了扣。白巡长怕老人再吃亏,急快的过来用手一托老先生的肘;钱先生的手放开,白巡长的身子挤进来一点,隔开了老先生与敌兵;敌兵一脚正踹在白巡长的腿上。白巡长忍着疼,把钱先生拉住,假意威吓着。钱先生没再出声儿。

    一个兵守住大门,其余的全进入院中;白巡长拉着钱先生也走进来。白巡长低声的说:"不必故意的赌气,老先生!好汉不吃眼前亏!"

    冠晓荷的野心大而胆量小,不敢进来,也不敢在门外立着。他走进了门洞,掏出闽漆嵌银的香烟盒,想吸支烟。打开烟盒,他想起门外的那个兵,赶紧把盒子递过去,卖个和气。敌兵看了看他,看了看烟盒,把盒子接过去,关上,放在了衣袋里。冠先生惨笑了一下,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腔调:"好的!好的!大大的好!"

    钱大少爷——孟石——这两天正闹痢疾。本来就瘦弱,病了两天,他就更不象样子了。长头发蓬散着,脸色发青,他正双手提着裤子往屋中走,一边走,一边哼哼。看见父亲被白巡长拉着,口中流着血,又看三个敌兵象三条武装的狗熊似的在院中晃,他忘了疾痛,摇摇晃晃的扑过父亲来。白巡长极快的想到:假若敌人本来只要捉钱老人,就犯不上再白饶上一个。假若钱少爷和日本人冲突,那就非也被捕不可。想到这儿,他咬一咬牙,狠了心。一手他还拉着钱先生,一手他握好了拳。等钱少爷走近了,他劈面给了孟石一个满脸花。孟石倒在地上。白巡长大声的呼喝着"大烟鬼!大烟鬼!"说完,他指了指孟石,又把大指与小指翘起,放在嘴上,嘴中吱吱的响,作给日本人看。他知道日本人对烟鬼是向来"优待"的。

    敌兵没管孟石,都进了北屋去检查。白巡长乘这个机会解释给钱先生听:"老先生你年纪也不小了,跟他们拚就拚吧;大少爷可不能也教他们捉了去!"

    钱先生点了点头。孟石倒在地上,半天没动;他已昏了过去。钱先生低头看着儿子,心中虽然难过,可是难过得很痛快。二儿子的死——现在已完全证实——长子的受委屈,与自己的苦难,他以为都是事所必至,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监牢,毒刑,与死亡,而毫无恐惧与不安。他只盼着长子不被捕,那么他的老妻与儿媳妇便有了依靠,不至于马上受最大的耻辱与困苦。他不想和老妻诀别,他想她应该了解他:她受苦一世,并无怨言;他殉难,想必她也能明白他的死的价值。对冠晓荷,他不愿去怨恨。他觉得每个人在世界上都象庙中的五百罗汉似的,各有各的一定的地位;他自己的应当死,正如冠晓荷的应当卖人求荣。这样的一一想罢,他的心中很平静坦然。在平日,他有什么感触,便想吟诗。现在,他似乎与诗告别了,因为他觉得二子仲石的牺牲,王排长的宁自杀不投降,和他自己的命运,都是"亡国篇"中的美好的节段——这些事实,即使用散文记录下来,依然是诗的;他不必再向音节词律中找诗了。

    这时候,钱太太被兽兵从屋里推了出来,几乎跌倒。他不想和她说什么,可是她慌忙的走过来:"他们拿咱们的东西呢!你去看看!"

    钱先生哈哈的笑起来。白巡长拉了钱先生好几下,低声的劝告:"别笑!别笑!"钱太太这才看清,丈夫的口外有血。她开始用袖子给他擦。"怎么啦?"老妻的袖口擦在他的口旁,他象忽然要发痧似的,心中疼了一阵,身上都出了汗。手扶着她,眼闭上,他镇定了一会儿。睁开眼,他低声的对她说:"我还没告诉你,咱们的老二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又来抓我!不用伤心!不用伤心!"他还有许多话要嘱咐她,可是再也说不出来。

    钱太太觉得她是作梦呢。她看到的,听到的,全接不上榫子来。自从芦沟桥开火起,她没有一天不叨念小儿子的,可是丈夫和大儿子总告诉她,仲石就快回来了。那天,夜里忽然来了位客人,象是种地的庄稼汉儿,又象个军人。她不敢多嘴,他们也不告诉她那是谁。忽然,那个人又不见了。她盘问丈夫,他只那么笑一笑,什么也不说。还有一晚上,她分明听见院中有动静,又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嘁嘁喳喳的;第二天,她问,也没得到回答。这些都是什么事呢?今天,丈夫口中流着血,日本兵在家中乱搜乱抢,而且丈夫说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想哭,可是惊异与惶惑截住了她的眼泪。她拉住丈夫的臂,想一样一样的细问。她还没开口,敌兵已由屋中出来,把一根皮带子扔给了白巡长。钱先生说了话:"不必绑!我跟着你们走!"白巡长拿起皮绳,低声的说:"松拢上一点,省得他们又动打!"老太太急了,喊了声:"你们干什么?要把老头弄了到哪儿去?放开!"她紧紧的握住丈夫的臂。白巡长很着急,唯恐敌兵打她。正在这时候,孟石苏醒过来,叫了声:"妈!"钱先生在老妻的耳边说:"看老大去!我去去就来,放心!"一扭身,他挣开了她的手,眼中含着两颗怒,愤,傲,烈,种种感情混合成的泪,挺着胸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回头看了看他手植的花草,一株秋葵正放着大朵的鹅黄色的花。

    瑞宣从护国寺街出来,正碰上钱先生被四个敌兵押着往南走。他们没有预备车子,大概为是故意的教大家看看。钱先生光着头,左脚拖着布鞋,右脚光着,眼睛平视,似笑非笑的抿着嘴。他的手是被捆在身后。瑞宣要哭出来。钱先生并没有看见他。瑞宣呆呆的立在那里,看着,看着,渐渐的他只能看到几个黑影在马路边上慢慢的动,在晴美的阳光下,钱先生的头上闪动着一些白光。

    迷迷瞪瞪的他走进小羊圈,除了李四爷的门开着半扇,各院的门还全闭着。他想到钱家看看,安慰安慰孟石和老太太。刚在钱家的门口一楞,李四爷——在门内坐着往外偷看呢——叫了他一声。他找了四大爷去。

    "先别到钱家去!"李四爷把瑞宣拉到门里说:"这年月,亲不能顾亲,友不能顾友,小心点!"

    瑞宣没有回答出什么来,楞了一会儿,走出来。到家中,他的头痛得要裂。谁也没招呼,他躺在床上,有时候有声,有时候无声的,自己嘟囔着。

    全胡同里的人,在北平沦陷的时候,都感到惶惑与苦闷,及至听到上海作战的消息,又都感到兴奋与欣悦。到现在为止,他们始终没有看见敌人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想不出到底他们自己要受什么样的苦处。今天,他们才嗅到了血腥,看见了随时可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损害。他们都跟钱先生不大熟识,可是都知道他是连条野狗都不得罪的人。钱先生的被打与被捕,使他们知道了敌人的厉害。他们心中的"小日本"已改了样子;小日本儿们不仅是来占领一座城,而是来要大家的命!同时,他们斜眼扫着冠家的街门,知道了他们须要极小心,连"小日本"也不可再多说;他们的邻居里有了甘心作日本狗的人!他们恨冠晓荷比恨日本人还更深,可是他们不会组织起来与他为难;既没有团体的保障,他们个人也就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冠晓荷把门闭的紧紧的,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安。太阳落下去以后,他更怕了,唯恐西院里有人来报仇。不敢明言,他暗示出,夜间须有人守夜。

    大赤包可是非常的得意,对大家宣布:"得啦,这总算是立了头一功!咱们想退也退不出来了,就卖着力气往前干吧!"交代清楚了这个,她每五分钟里至少下十几条命令,把三个仆人支使得脚不挨地的乱转。一会儿,她主张喝点酒,给丈夫庆功;一会儿,他要请干姊妹们来打牌;一会儿,她要换衣裳出去打听打听钱先生的消息;一会儿,她把刚换好的衣服又脱下来,而教厨子赶快熬点西米粥。及至她看清冠晓荷有点害怕,她不免动了气:"你这小子简直不知好歹,要吃,又怕烫,你算哪道玩艺儿呢?这不是好容易找着条道路,立了点功,你怎反倒害了怕呢?姓钱的是你的老子,你怕教人家把他一个嘴巴打死?"晓荷勉强的打着精神说:"大丈夫敢作敢当,我才不怕!""这不结啦!"大赤包的语气温柔了些。"你是愿意打八圈,还是喝两盅儿?"没等他回答,她决定了:"打八圈吧,今个晚上我的精神很好!高第!你来不来?桐芳你呢?"

    高第说要去睡觉。桐芳拒绝了。大赤包发了脾气,想大吵一阵。可是,招弟说了话:"妈!你听!"

    西院里钱太太放声哭起来,连大赤包也不再出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