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鹰折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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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折翅，不是因与凶残的对手博击而受伤，不是因与恶劣的气候博击而致残。因为雄鹰是空中的主宰，雄鹰是空中的英雄，雄鹰是飞越过“驼峰航线”的空中英雄。
何谓“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在3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了80万吨战略物资，但也因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共坠毁和失踪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舵峰航线是一条由白骨和铝片堆成的“死亡航线”舵峰航线的作者刘小童曾在他的自序中引用过这样一段话：
绵延千里，终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山脉，横断山脉上空，5000米高度。空中，雪花在强劲的西北风裹挟下，打着旋地横飘。茫茫的冰山雪峰之间，一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发出沉重的轰鸣
挣扎在这飘忽不定的升降气流中。一会儿，它忽地被托升起来；一会儿，它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快速下降。此时，强烈的下降气流如同一只看不见的魔爪用力把它向陡峭的雪峰压去，犬牙交错、如同钢锥一般峰尖似乎随时都能刺破它那补丁摞补丁的机身，这架c-47现在遇到了比刚刚逃脱日本战机追杀还要严峻的挑战！尽管飞行员已经开足了马力，但在这变化莫测的狂风、骤雨、暴雪、浓雾和强劲的气流面前，这架c-47犹如一粒随风飘逐的微尘、一片飘弋在空中的小小落叶
c-47努力做着最后的挣扎，以延缓扑向冰峰的时间。蓦地，它的舱门洞开，随后，一件件物品被丢出来
油桶、弹药箱、药品盒、食品袋、黄金
一切都犹如天女散花
当录用这段话的时候，我的手指在颤栗，我的身体在颤栗，我的心在颤栗。我感到有一股强势力的气流，堵住了我的胸腔，堵住了我的呼吸，我似乎要窒息了。那情景是何等惨烈，又是何等悲壮！
1945年的美国新闻周刊是这样描写舵峰航线的：“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舵峰航线。”
这里，我要讲的就是曾参加过飞越“驼峰航线”的中央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及其长子的故事。
这位飞行员名叫瞿仁浩，出生于1919年，上海市人。瞿仁浩爷爷辈大概是在建市之初就来到上海这片土地的，在上海的静安寺附近建有矍氏祠堂。他家从祖辈起便是做房地产生意的，父亲是一族之长。愚园路愚谷邨一带便是他家的祖产。那是一片建筑质量和环境质量均属上乘的新式里弄住宅楼群，一片适应当时崇尚西欧生活习惯的富裕阶层小型家庭的住宅楼群。瞿仁浩有一姐一弟。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当然有上学读书的条件，且瞿仁浩读书相当用功，不负众望。1937年，正是上海最动荡的年代。8月13日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了上海。就在是年，瞿仁浩考取了上海最有名的大学——圣约翰大学，但由于战乱，该校因经费等困难无力支撑，准备搬回美国。瞿仁浩只好改读由德国人办的上海雷斯德工程学院土木系专业。在大学学习时，瞿仁浩目睹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他立志毕业后一定要上战场，将日本鬼子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1940年，大学毕业后，瞿仁浩带着大学文凭和5块光洋，与一批热血青年踏上了奔赴疆场的征程，践行自己的诺言。他们坐着小火轮逆长江而上，到宜宾后，有人提议干脆从这儿上岸到贵阳去，投考那儿的军校，更有利于报效祖国。于是一行人便从宜宾辗转到贵阳军校。军校一看瞿仁浩的文凭，便直言相告，你们最好是报考航空学校，那里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于是瞿仁浩等人便又从贵阳来到昆明，在昆明航空学校经过近8个月的报务、驾机的训练，成为了中央航空公司的一名副驾驶员。瞿仁浩参加的第一次飞行是到印度加尔各答，又从加尔各答返回，成功地飞越了驼峰航线。中央政府在重庆曾为中美飞行员多次设宴，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蒋纬国曾参加过酒宴，并与飞行员们合影留念。还举行过盛大的舞会，款待中美飞行员。也就是在一次舞会上，湖北阳逻（现属武汉市新洲区）的逃亡学生，美丽的陶小姐，对英雄瞿仁浩产生了仰慕之情。经多次接触后，两人便产生了爱情。1944年，瞿仁浩升为了正驾驶，并获得上尉军衔。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与瞿仁浩同行人中仅存有3人，另外2人，一人是报务员，一人是地勤人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可以回家了，可以成家了。这年瞿仁浩与陶小姐成家了。可又有谁知，这以后的路，比飞越“舵峰航线”更艰难，那是一条半生半死、不人不鬼的路。那怕你是雄鹰，翅膀一样会被折断，让你飞不成蓝天，触摸不到白云。
瞿仁浩复员后，由姐丈介绍进了由美中英三国合股办的颐中烟草公司。在这里，他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派上了用场，由一名航空飞行员转行为土木工程师，负责厂区规划、基建工作。1946年生下长子德伟，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
1948年，陶女士临产了，住进了产房。德伟随他奶奶到医院去看望母亲回家后，高烧不退，而此时瞿仁浩正出差在外地。德伟的爷爷便为他请来著名的中医大夫。当时的中医大夫还不认识他所患的病——脊髓灰质炎，而是根据伤寒论的理论把脉、开药方，就这样拖了4天4夜，德伟仍是高烧不退。当瞿仁浩出差赶回家后，连忙找到了他的老朋友，一位德国医生给德伟就诊。这时，2岁大的德伟因腰椎神经的影响，已坐不起来了。德国医生责怪瞿仁浩将长子送来太晚了。不过，这位德国医生又安慰瞿仁浩说，用西医电疗法可以治好此病，只是用的时间要长一些，一只只腿治疗。在德国医生的精心治疗下，1949年，德伟的左腿完全好了，与正常人一样；需要再继续治疗右腿。可这年，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新中国成立了，所有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德伟被迫中断了治疗，留下了右腿的残疾，也给德伟留下了一条辗转曲折的人生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瞿仁浩更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1952年，他响应号召，毅然决然报名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妻子带着小儿子先期来到武汉，在汉阳区某小学任教。第二年，瞿仁浩带着长子德伟也来到了武汉，在汉阳区房屋维修队任工程师，13级国家干部。
武汉三镇中的汉阳，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是楚国重镇，之后则是秦汉之要冲、三国之名城、唐宋之胜地，直到明王朝在武昌立藩，才使得汉阳略输一筹；当汉口镇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时，汉口仍是在汉阳府治内。像这样的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在解放初期，除了张之洞曾经办过工厂的一带，直至洋油街，有一条碎石马路外，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是瞿仁浩调到汉阳来后，才成就了汉阳，使这座古城焕发着青春。
在瞿仁浩的亲自主持下，对汉阳区街道建筑进行了规划。在他的主持下，以汉阳钟家村为中心，设计并指挥修建了汉阳商场、祁万顺酒楼、知音饭店、汉阳区委礼堂、汉阳机关大院等一大批标志性建筑，才有了汉阳大道和鹦鹉大道，使汉阳区有了现代城市的气息。
可就是这位上海雷斯德工程学院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一踏上江城这块土地，就遭遇到厄运。派出所查户口的来了，当得知瞿仁浩曾是中央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时，户籍警从嘴边溜出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莫名其妙的问话：“你怎么不驾飞机跑到台湾去？”接着这位户籍警在查户口的记录上做了一个“特嫌”的暗记。过了一段时间，政府派人来抄了瞿仁浩的家，搜出了美式空军服、佩剑，搜出了与蒋经国合影、与美国空军飞行员合影的几十张照片。接着便将瞿仁浩关押起来了。既然当过航空飞行员，一定会发报，电台藏在哪儿了？与台湾什么人联络？同党是谁？当审问无果时，只好将瞿仁浩放出来了。
1957年反右运动中，汉阳修缮队分得了划右派的指标。谁能当右派？有人揭发，瞿工程师曾经说过，苏联建筑又笨又呆，安全系数太大，浪费物资。好啊，一个特嫌还敢说这样的话，抵毁我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在苏联老大哥脸上抹黑，那是当然的右派了。可就是这样一位右派分子，在1955年至1956年，借调到孝感军分区工程营任工程总监时，由于成绩突出而受到表彰；1959年，在完成兴建汉阳钢铁厂的任务后，瞿仁浩同样是载誉而归。
1960年的某一天，瞿仁浩打了一瓶酒，兴高采烈走回家，他要小酌一餐，因为他的右派的帽子被摘了，恢复13级干部的级别了，有权订阅参考消息报纸了，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虽然这帽子仍在人民群众手中，随时可以再戴上，但总比不摘的要好啊。雄鹰被折断的翅膀似乎在希冀中又生出柔绒绒的羽毛。
这时，瞿仁浩的两个儿子也长成半小伙子了。莫看德伟右腿有些残疾，可骑自行车、游泳等运动，他样样都行。念初中时，德伟曾3次跳进波涛汹涌的长江中救过小孩。有一次到市五医院就诊时，一个陌生人拉着他的手，感激的话说不尽，因为此人就是曾经被德伟救起来的孩子之一。
1965年秋季，德伟从武汉三中高中毕业，为问清报考高校的政策，他与另一位患哮喘病的同学，从汉阳钟家村走到武昌水果湖省高招办。得到的回答却是，大学是培养顶尖级人才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是讲究仪表、体态的。省高召办的人还不知道德伟的父亲解放前是中央航空公司的职员，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会更坚定地否决了他的大学梦。就这样，德伟失去了到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
就业对于德伟这样一个既背负着右派分子儿子的重负，又是右腿残疾的“双料货”来说，是十分困难的。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汉阳区建桥街举办的财会短训班学习，同期14人中，他学习成绩最好。珠算打得既快又准，账目记得又清晰又准确，理论知识他记得特别牢。结业后准备到街道工厂担任一名会计或出纳。也正是这年，国家大兴“626治疗法”即用电疗法医治脊髓灰质炎患者。在五医院大夫彭文永的主持下，对德伟进行电疗治理。与此同时，德伟领着李敬兰医生到汉阳归元寺翠微花园里寻找天麻、麦冬等中草药配合治疗，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治疗过程，但终因医治无效而放弃。
这时，汉阳区文化馆馆长张娜看中了德伟的绘画才干，邀请德伟到文化馆协助工作，制作宣传幻灯片。好景不长，1966年的那场暴风雨来了。张娜受到批判，德伟只得从文化馆中出来，另谋职业。
这时，也正是瞿仁浩遭遇劫难的日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在了他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建造的钟家村最显眼的位置——汉阳商业大楼的橱窗上。指名道姓揭发瞿仁浩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台湾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右派分子，反动的学术权威；揭发瞿仁浩的妻子陶氏是化成美女的蛇。瞿仁浩的家第二次被抄去了，这次抄家更仔细，将留声机、唱片、书籍、集邮册等一切带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都抄得个一干二净、底朝天。瞿仁浩重新被关押起来了，通知家属将其铺盖行李送到单位去，却不允许见瞿仁浩本人。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当家人被关押在何处？这之后，德伟在一家街道工厂里也数次作为“黑五类子弟”、“狗崽子”被批斗。从1966年起，瞿仁浩被凭白无故关押了3年。1969年，被安排到基建工地担任现场质量检测员。
1970年，在汉阳建港一带建设一座四层楼的设计院时，该楼刚建完两层，准备建第三层时，因“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工人们便将建楼的部分脚手架拆除来做彩门。“五一”节过后第一天上班时，需要有人上脚手架为建造三楼而作必要的准备。这时，瞿仁浩自告奋勇应声第一个走上脚手架，但他不知道有人拆除了部分跳板和支架去搭盖彩门。当走到接近第三层楼的脚手架时，脚手架因部分拆除而不堪一个人的重量而坍塌。情急之下，瞿仁浩没有抓到任何救助物，从高空中一下子摔下来。由于空间狭窄，瞿仁浩也无法运用在航校学到的自救措施，头朝下栽下来，一根钢管正好击中他的颈椎。颈椎骨折后压迫神经，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瞿仁浩被立即送往五医院急救。外科主任向家属解释说，不用担心，这样的病例被治愈的大有人在。只要精心治疗，在牵引头部，让颈椎复位的同时作消炎处理，然后再根据拍片的结果制定手术方案，患者有康复的希望。这一下，给德伟全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德伟便与兄弟、母亲陶氏，轮换着照料昏迷在床的瞿仁浩。渐渐地，德伟他们发现了医护人员极不负责，牵引器松动了，也无人拧紧，听之任之。5月8日，更出现反常，用药减量了，医护人员过问得更少了。从9日开始，病人出现了特危，10日凌晨，瞿仁浩口吐白沫，眼中流露着一种悲凉，一种不甘心的神色去世了，带着本来是荣耀的历史却陡然变成罪恶的历史离开了这个人世。
瞿仁浩病故的当日，德伟在查看父亲的病历时，无意中从病历的背后发现了父亲单位专案组负责人留下的笔迹：患者，一是有历史问题，二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三是重点被清查的对象，四是还有些问题尚未向组织交待清楚。就是这4条定了瞿仁浩的死罪，让他永无翻身之日。雄鹰殒落了。带着那受着严重伤害的双翅，带着那莫名的罪状，雄鹰殒落了。雄鹰不是殒落在那白骨和铝片堆成的“死亡航线”上，而是殒落在
讲到这里，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说瞿仁浩的长子德伟。1965年高中毕业体检时，医生说，你如果不是右腿残疾，这体魄可是一块当飞行员的料啊！肺扩量、心跳、血压等都很合飞行员的标准。这一下却无意中点到了德伟的软肋。当一名飞行员，做一只雄鹰，飞上蓝天，抚摸白云，这是德伟从小就做的梦，父亲的遭遇和自身的残疾使得他只能将这梦想深深地藏在心底，藏在不为人知的心底角落处。
失去大学深造的机会后，父亲被关押后，父亲死于非命后，前妻被病痛折磨而死后，德伟一次次，一回回，为生计而奔波，而操劳。贫穷一直伴随着他，但他却是一个坚强的人，他秉承了雄鹰一样父亲的人格和秉性，他也是一只雄鹰，一只敬仰蓝天白云的雄鹰。他的岳父母正因为看中了他的为人，同意姨妹将自己许配给德伟的愿望，成为比德伟年龄小一二十岁的妻子，又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家。
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为了谋生，德伟曾在湖溏里布过网打鱼捞虾，制作过浆糊卖钱；当过模型工、放样工、翻沙工、保钳工、车工、玻璃装配工、油漆工等30多个工种。
进一家街办工厂，仅两三个月的时间，因是“双料货”被赶出来了；又进第二家街办工厂，又被赶出来了
德伟除上过会计培训速成班外，还曾住在北京四姨家，函授学习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他博览群书，每年都要购买厚厚的世界科学年鉴。他最爱看是科学杂志，特别是航空知识的杂志。
在汉阳鹦鹉陶炼厂工作时，缺车工，他学习了4天，就能上车床保质保量完成车工活。在建桥街针棉织厂上班时，他兼着三个厂的会计工作，每月却只有22元的工资。后来，该厂要扩展拉毛绒的生产，厂里选中他去丹东学习“四纬团结法”起绒工艺。他不负众望，很快学成归来，又干起保钳工的工作。在晴川阁中学（后改为大桥中学）校办模型工厂，他在那儿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画工艺图、放样等精细活。1979年，大桥工程局设计院为解决上山下乡知青就业的问题，委托他办成立大集体性质的工厂。他骑着自行车，到远在武昌水果湖的省劳动厅、省税务局办理工厂开业许可证等。工厂成立后，每项工程的预决算都是他做出来的，他领着工人们，搞过房屋修缮，制作过塑料封皮，干过地质钻探，还有印刷制版。80年代后期，在701所、709所的协助下，他们成功地制作出轨道衡。当载货火车经过时，轨道衡通过传感器，自动去皮，累积清理数据、测量出所载货物的净重。到了90年代初，因常州一厂商的冲击，加上厂长和技术员因一次工伤事故而一死一重伤，使得这家工厂倒闭了。德伟一直留守到1992年，理清了债权债务，才离开他负有心血的工厂。
就是这样一位残疾人，在1981年国际残疾年那一年，凭着他的游泳技术和骑自行车的本领，准备从武汉下水，顺长江一直游到上海，然后从上海骑自行车返回武汉，以体现中国残疾人的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9月的长江，正是风大浪大、水温略有些低的时候。9月1日那天，德伟在没有任何保护和无船只救助条件下，只身下水。第一天，早上7点下水，因水流速太慢，到了下午5点钟，才游了距当天目的地九江一半的路程，游到夜里，德伟找到了一个无人值守的机帆船过了一夜，第二天接着游到九江。经过鄱阳湖时，鄱阳湖的水位低于长江的水位，随时都有被冲到湖里的危险，德伟凭着自有的体力和游泳技术，闯过了鄱阳湖口这一关，到晚上12点才到华阳，他找了一个稻草垛钻进去未睡一个囫囵觉，第二天买了两根油条、一碗稀饭充饥，接着又下水了，游到安庆。到达池州后，接到残联来电，上级要求停止这项运动。因为武汉水利工程学院的两名学生因飘流长江到南通后失踪了，正派海军在江面上搜索。虽然德伟没有如愿完成这项长距离超体力的运动。但他留下了可贵的日记，留下九江、安庆体委的盖章。
1992年至2003年，德伟一直是开着“电麻木”（即电三轮车）维持生活。2001年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一辆61路公交车司机兴冲冲地在南方诊所里开了一些药后，驾车经过琴台路口时，撞上了德伟所驾载客电麻木，使整个电麻木翻了一身。电麻木上的乘客头部受伤，而德伟左腿腓骨多处断裂，伤者被送到汉阳铁路医院治疗。为了使多处断裂的腓骨愈合，医生在腓骨骨腔内打上了钛合金钉，直到2007年3月才将钛合金钉从骨腔里取出。原来靠右手衬着便能行走的德伟，现在右腿仍无力，只能靠电动三轮车和双拐行走了。好在大桥工程局设计院为他办了退休手续，每月有微薄的退休费维持生活。儿子考上大学后，坚决不愿作为贫困生拿助学金，他要靠自身力量，来维持学校生活
这就是我要说的旧中央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瞿仁浩及他的残疾长子德伟的故事。你看了后有何感想，可得告诉我啊！
2008年4月4日星期五晚22时47分完成
雄鹰折翅，不是因与凶残的对手博击而受伤，不是因与恶劣的气候博击而致残。因为雄鹰是空中的主宰，雄鹰是空中的英雄，雄鹰是飞越过“驼峰航线”的空中英雄。
何谓“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在3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了80万吨战略物资，但也因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共坠毁和失踪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舵峰航线是一条由白骨和铝片堆成的“死亡航线”舵峰航线的作者刘小童曾在他的自序中引用过这样一段话：
绵延千里，终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山脉，横断山脉上空，5000米高度。空中，雪花在强劲的西北风裹挟下，打着旋地横飘。茫茫的冰山雪峰之间，一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发出沉重的轰鸣
挣扎在这飘忽不定的升降气流中。一会儿，它忽地被托升起来；一会儿，它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快速下降。此时，强烈的下降气流如同一只看不见的魔爪用力把它向陡峭的雪峰压去，犬牙交错、如同钢锥一般峰尖似乎随时都能刺破它那补丁摞补丁的机身，这架c-47现在遇到了比刚刚逃脱日本战机追杀还要严峻的挑战！尽管飞行员已经开足了马力，但在这变化莫测的狂风、骤雨、暴雪、浓雾和强劲的气流面前，这架c-47犹如一粒随风飘逐的微尘、一片飘弋在空中的小小落叶
c-47努力做着最后的挣扎，以延缓扑向冰峰的时间。蓦地，它的舱门洞开，随后，一件件物品被丢出来
油桶、弹药箱、药品盒、食品袋、黄金
一切都犹如天女散花
当录用这段话的时候，我的手指在颤栗，我的身体在颤栗，我的心在颤栗。我感到有一股强势力的气流，堵住了我的胸腔，堵住了我的呼吸，我似乎要窒息了。那情景是何等惨烈，又是何等悲壮！
1945年的美国新闻周刊是这样描写舵峰航线的：“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舵峰航线。”
这里，我要讲的就是曾参加过飞越“驼峰航线”的中央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及其长子的故事。
这位飞行员名叫瞿仁浩，出生于1919年，上海市人。瞿仁浩爷爷辈大概是在建市之初就来到上海这片土地的，在上海的静安寺附近建有矍氏祠堂。他家从祖辈起便是做房地产生意的，父亲是一族之长。愚园路愚谷邨一带便是他家的祖产。那是一片建筑质量和环境质量均属上乘的新式里弄住宅楼群，一片适应当时崇尚西欧生活习惯的富裕阶层小型家庭的住宅楼群。瞿仁浩有一姐一弟。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当然有上学读书的条件，且瞿仁浩读书相当用功，不负众望。1937年，正是上海最动荡的年代。8月13日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了上海。就在是年，瞿仁浩考取了上海最有名的大学——圣约翰大学，但由于战乱，该校因经费等困难无力支撑，准备搬回美国。瞿仁浩只好改读由德国人办的上海雷斯德工程学院土木系专业。在大学学习时，瞿仁浩目睹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他立志毕业后一定要上战场，将日本鬼子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1940年，大学毕业后，瞿仁浩带着大学文凭和5块光洋，与一批热血青年踏上了奔赴疆场的征程，践行自己的诺言。他们坐着小火轮逆长江而上，到宜宾后，有人提议干脆从这儿上岸到贵阳去，投考那儿的军校，更有利于报效祖国。于是一行人便从宜宾辗转到贵阳军校。军校一看瞿仁浩的文凭，便直言相告，你们最好是报考航空学校，那里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于是瞿仁浩等人便又从贵阳来到昆明，在昆明航空学校经过近8个月的报务、驾机的训练，成为了中央航空公司的一名副驾驶员。瞿仁浩参加的第一次飞行是到印度加尔各答，又从加尔各答返回，成功地飞越了驼峰航线。中央政府在重庆曾为中美飞行员多次设宴，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蒋纬国曾参加过酒宴，并与飞行员们合影留念。还举行过盛大的舞会，款待中美飞行员。也就是在一次舞会上，湖北阳逻（现属武汉市新洲区）的逃亡学生，美丽的陶小姐，对英雄瞿仁浩产生了仰慕之情。经多次接触后，两人便产生了爱情。1944年，瞿仁浩升为了正驾驶，并获得上尉军衔。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与瞿仁浩同行人中仅存有3人，另外2人，一人是报务员，一人是地勤人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可以回家了，可以成家了。这年瞿仁浩与陶小姐成家了。可又有谁知，这以后的路，比飞越“舵峰航线”更艰难，那是一条半生半死、不人不鬼的路。那怕你是雄鹰，翅膀一样会被折断，让你飞不成蓝天，触摸不到白云。
瞿仁浩复员后，由姐丈介绍进了由美中英三国合股办的颐中烟草公司。在这里，他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派上了用场，由一名航空飞行员转行为土木工程师，负责厂区规划、基建工作。1946年生下长子德伟，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
1948年，陶女士临产了，住进了产房。德伟随他奶奶到医院去看望母亲回家后，高烧不退，而此时瞿仁浩正出差在外地。德伟的爷爷便为他请来著名的中医大夫。当时的中医大夫还不认识他所患的病——脊髓灰质炎，而是根据伤寒论的理论把脉、开药方，就这样拖了4天4夜，德伟仍是高烧不退。当瞿仁浩出差赶回家后，连忙找到了他的老朋友，一位德国医生给德伟就诊。这时，2岁大的德伟因腰椎神经的影响，已坐不起来了。德国医生责怪瞿仁浩将长子送来太晚了。不过，这位德国医生又安慰瞿仁浩说，用西医电疗法可以治好此病，只是用的时间要长一些，一只只腿治疗。在德国医生的精心治疗下，1949年，德伟的左腿完全好了，与正常人一样；需要再继续治疗右腿。可这年，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新中国成立了，所有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德伟被迫中断了治疗，留下了右腿的残疾，也给德伟留下了一条辗转曲折的人生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瞿仁浩更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1952年，他响应号召，毅然决然报名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妻子带着小儿子先期来到武汉，在汉阳区某小学任教。第二年，瞿仁浩带着长子德伟也来到了武汉，在汉阳区房屋维修队任工程师，13级国家干部。
武汉三镇中的汉阳，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是楚国重镇，之后则是秦汉之要冲、三国之名城、唐宋之胜地，直到明王朝在武昌立藩，才使得汉阳略输一筹；当汉口镇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时，汉口仍是在汉阳府治内。像这样的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在解放初期，除了张之洞曾经办过工厂的一带，直至洋油街，有一条碎石马路外，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是瞿仁浩调到汉阳来后，才成就了汉阳，使这座古城焕发着青春。
在瞿仁浩的亲自主持下，对汉阳区街道建筑进行了规划。在他的主持下，以汉阳钟家村为中心，设计并指挥修建了汉阳商场、祁万顺酒楼、知音饭店、汉阳区委礼堂、汉阳机关大院等一大批标志性建筑，才有了汉阳大道和鹦鹉大道，使汉阳区有了现代城市的气息。
可就是这位上海雷斯德工程学院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一踏上江城这块土地，就遭遇到厄运。派出所查户口的来了，当得知瞿仁浩曾是中央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时，户籍警从嘴边溜出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莫名其妙的问话：“你怎么不驾飞机跑到台湾去？”接着这位户籍警在查户口的记录上做了一个“特嫌”的暗记。过了一段时间，政府派人来抄了瞿仁浩的家，搜出了美式空军服、佩剑，搜出了与蒋经国合影、与美国空军飞行员合影的几十张照片。接着便将瞿仁浩关押起来了。既然当过航空飞行员，一定会发报，电台藏在哪儿了？与台湾什么人联络？同党是谁？当审问无果时，只好将瞿仁浩放出来了。
1957年反右运动中，汉阳修缮队分得了划右派的指标。谁能当右派？有人揭发，瞿工程师曾经说过，苏联建筑又笨又呆，安全系数太大，浪费物资。好啊，一个特嫌还敢说这样的话，抵毁我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在苏联老大哥脸上抹黑，那是当然的右派了。可就是这样一位右派分子，在1955年至1956年，借调到孝感军分区工程营任工程总监时，由于成绩突出而受到表彰；1959年，在完成兴建汉阳钢铁厂的任务后，瞿仁浩同样是载誉而归。
1960年的某一天，瞿仁浩打了一瓶酒，兴高采烈走回家，他要小酌一餐，因为他的右派的帽子被摘了，恢复13级干部的级别了，有权订阅参考消息报纸了，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虽然这帽子仍在人民群众手中，随时可以再戴上，但总比不摘的要好啊。雄鹰被折断的翅膀似乎在希冀中又生出柔绒绒的羽毛。
这时，瞿仁浩的两个儿子也长成半小伙子了。莫看德伟右腿有些残疾，可骑自行车、游泳等运动，他样样都行。念初中时，德伟曾3次跳进波涛汹涌的长江中救过小孩。有一次到市五医院就诊时，一个陌生人拉着他的手，感激的话说不尽，因为此人就是曾经被德伟救起来的孩子之一。
1965年秋季，德伟从武汉三中高中毕业，为问清报考高校的政策，他与另一位患哮喘病的同学，从汉阳钟家村走到武昌水果湖省高招办。得到的回答却是，大学是培养顶尖级人才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是讲究仪表、体态的。省高召办的人还不知道德伟的父亲解放前是中央航空公司的职员，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会更坚定地否决了他的大学梦。就这样，德伟失去了到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
就业对于德伟这样一个既背负着右派分子儿子的重负，又是右腿残疾的“双料货”来说，是十分困难的。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汉阳区建桥街举办的财会短训班学习，同期14人中，他学习成绩最好。珠算打得既快又准，账目记得又清晰又准确，理论知识他记得特别牢。结业后准备到街道工厂担任一名会计或出纳。也正是这年，国家大兴“626治疗法”即用电疗法医治脊髓灰质炎患者。在五医院大夫彭文永的主持下，对德伟进行电疗治理。与此同时，德伟领着李敬兰医生到汉阳归元寺翠微花园里寻找天麻、麦冬等中草药配合治疗，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治疗过程，但终因医治无效而放弃。
这时，汉阳区文化馆馆长张娜看中了德伟的绘画才干，邀请德伟到文化馆协助工作，制作宣传幻灯片。好景不长，1966年的那场暴风雨来了。张娜受到批判，德伟只得从文化馆中出来，另谋职业。
这时，也正是瞿仁浩遭遇劫难的日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在了他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建造的钟家村最显眼的位置——汉阳商业大楼的橱窗上。指名道姓揭发瞿仁浩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台湾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右派分子，反动的学术权威；揭发瞿仁浩的妻子陶氏是化成美女的蛇。瞿仁浩的家第二次被抄去了，这次抄家更仔细，将留声机、唱片、书籍、集邮册等一切带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都抄得个一干二净、底朝天。瞿仁浩重新被关押起来了，通知家属将其铺盖行李送到单位去，却不允许见瞿仁浩本人。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当家人被关押在何处？这之后，德伟在一家街道工厂里也数次作为“黑五类子弟”、“狗崽子”被批斗。从1966年起，瞿仁浩被凭白无故关押了3年。1969年，被安排到基建工地担任现场质量检测员。
1970年，在汉阳建港一带建设一座四层楼的设计院时，该楼刚建完两层，准备建第三层时，因“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工人们便将建楼的部分脚手架拆除来做彩门。“五一”节过后第一天上班时，需要有人上脚手架为建造三楼而作必要的准备。这时，瞿仁浩自告奋勇应声第一个走上脚手架，但他不知道有人拆除了部分跳板和支架去搭盖彩门。当走到接近第三层楼的脚手架时，脚手架因部分拆除而不堪一个人的重量而坍塌。情急之下，瞿仁浩没有抓到任何救助物，从高空中一下子摔下来。由于空间狭窄，瞿仁浩也无法运用在航校学到的自救措施，头朝下栽下来，一根钢管正好击中他的颈椎。颈椎骨折后压迫神经，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瞿仁浩被立即送往五医院急救。外科主任向家属解释说，不用担心，这样的病例被治愈的大有人在。只要精心治疗，在牵引头部，让颈椎复位的同时作消炎处理，然后再根据拍片的结果制定手术方案，患者有康复的希望。这一下，给德伟全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德伟便与兄弟、母亲陶氏，轮换着照料昏迷在床的瞿仁浩。渐渐地，德伟他们发现了医护人员极不负责，牵引器松动了，也无人拧紧，听之任之。5月8日，更出现反常，用药减量了，医护人员过问得更少了。从9日开始，病人出现了特危，10日凌晨，瞿仁浩口吐白沫，眼中流露着一种悲凉，一种不甘心的神色去世了，带着本来是荣耀的历史却陡然变成罪恶的历史离开了这个人世。
瞿仁浩病故的当日，德伟在查看父亲的病历时，无意中从病历的背后发现了父亲单位专案组负责人留下的笔迹：患者，一是有历史问题，二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三是重点被清查的对象，四是还有些问题尚未向组织交待清楚。就是这4条定了瞿仁浩的死罪，让他永无翻身之日。雄鹰殒落了。带着那受着严重伤害的双翅，带着那莫名的罪状，雄鹰殒落了。雄鹰不是殒落在那白骨和铝片堆成的“死亡航线”上，而是殒落在
讲到这里，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说瞿仁浩的长子德伟。1965年高中毕业体检时，医生说，你如果不是右腿残疾，这体魄可是一块当飞行员的料啊！肺扩量、心跳、血压等都很合飞行员的标准。这一下却无意中点到了德伟的软肋。当一名飞行员，做一只雄鹰，飞上蓝天，抚摸白云，这是德伟从小就做的梦，父亲的遭遇和自身的残疾使得他只能将这梦想深深地藏在心底，藏在不为人知的心底角落处。
失去大学深造的机会后，父亲被关押后，父亲死于非命后，前妻被病痛折磨而死后，德伟一次次，一回回，为生计而奔波，而操劳。贫穷一直伴随着他，但他却是一个坚强的人，他秉承了雄鹰一样父亲的人格和秉性，他也是一只雄鹰，一只敬仰蓝天白云的雄鹰。他的岳父母正因为看中了他的为人，同意姨妹将自己许配给德伟的愿望，成为比德伟年龄小一二十岁的妻子，又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家。
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为了谋生，德伟曾在湖溏里布过网打鱼捞虾，制作过浆糊卖钱；当过模型工、放样工、翻沙工、保钳工、车工、玻璃装配工、油漆工等30多个工种。
进一家街办工厂，仅两三个月的时间，因是“双料货”被赶出来了；又进第二家街办工厂，又被赶出来了
德伟除上过会计培训速成班外，还曾住在北京四姨家，函授学习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他博览群书，每年都要购买厚厚的世界科学年鉴。他最爱看是科学杂志，特别是航空知识的杂志。
在汉阳鹦鹉陶炼厂工作时，缺车工，他学习了4天，就能上车床保质保量完成车工活。在建桥街针棉织厂上班时，他兼着三个厂的会计工作，每月却只有22元的工资。后来，该厂要扩展拉毛绒的生产，厂里选中他去丹东学习“四纬团结法”起绒工艺。他不负众望，很快学成归来，又干起保钳工的工作。在晴川阁中学（后改为大桥中学）校办模型工厂，他在那儿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画工艺图、放样等精细活。1979年，大桥工程局设计院为解决上山下乡知青就业的问题，委托他办成立大集体性质的工厂。他骑着自行车，到远在武昌水果湖的省劳动厅、省税务局办理工厂开业许可证等。工厂成立后，每项工程的预决算都是他做出来的，他领着工人们，搞过房屋修缮，制作过塑料封皮，干过地质钻探，还有印刷制版。80年代后期，在701所、709所的协助下，他们成功地制作出轨道衡。当载货火车经过时，轨道衡通过传感器，自动去皮，累积清理数据、测量出所载货物的净重。到了90年代初，因常州一厂商的冲击，加上厂长和技术员因一次工伤事故而一死一重伤，使得这家工厂倒闭了。德伟一直留守到1992年，理清了债权债务，才离开他负有心血的工厂。
就是这样一位残疾人，在1981年国际残疾年那一年，凭着他的游泳技术和骑自行车的本领，准备从武汉下水，顺长江一直游到上海，然后从上海骑自行车返回武汉，以体现中国残疾人的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9月的长江，正是风大浪大、水温略有些低的时候。9月1日那天，德伟在没有任何保护和无船只救助条件下，只身下水。第一天，早上7点下水，因水流速太慢，到了下午5点钟，才游了距当天目的地九江一半的路程，游到夜里，德伟找到了一个无人值守的机帆船过了一夜，第二天接着游到九江。经过鄱阳湖时，鄱阳湖的水位低于长江的水位，随时都有被冲到湖里的危险，德伟凭着自有的体力和游泳技术，闯过了鄱阳湖口这一关，到晚上12点才到华阳，他找了一个稻草垛钻进去未睡一个囫囵觉，第二天买了两根油条、一碗稀饭充饥，接着又下水了，游到安庆。到达池州后，接到残联来电，上级要求停止这项运动。因为武汉水利工程学院的两名学生因飘流长江到南通后失踪了，正派海军在江面上搜索。虽然德伟没有如愿完成这项长距离超体力的运动。但他留下了可贵的日记，留下九江、安庆体委的盖章。
1992年至2003年，德伟一直是开着“电麻木”（即电三轮车）维持生活。2001年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一辆61路公交车司机兴冲冲地在南方诊所里开了一些药后，驾车经过琴台路口时，撞上了德伟所驾载客电麻木，使整个电麻木翻了一身。电麻木上的乘客头部受伤，而德伟左腿腓骨多处断裂，伤者被送到汉阳铁路医院治疗。为了使多处断裂的腓骨愈合，医生在腓骨骨腔内打上了钛合金钉，直到2007年3月才将钛合金钉从骨腔里取出。原来靠右手衬着便能行走的德伟，现在右腿仍无力，只能靠电动三轮车和双拐行走了。好在大桥工程局设计院为他办了退休手续，每月有微薄的退休费维持生活。儿子考上大学后，坚决不愿作为贫困生拿助学金，他要靠自身力量，来维持学校生活
这就是我要说的旧中央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瞿仁浩及他的残疾长子德伟的故事。你看了后有何感想，可得告诉我啊！
2008年4月4日星期五晚22时47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