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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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入学
我永远记得2000年的那个夏天，我和妈妈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我们在火车上坐了一个晚上，竟不觉得丝毫疲惫，因为一个时代开始了，对于我们来说，见证这个时代的开始，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期待、恐惧、野心和喜悦相互糅合腐蚀着，对于未来的热烈向往和顾影自艾的混乱意识让我微微觉得有点晕。我们背的行李很多，穿着很朴素，在北京城里无疑应该被看作乡下人。问出租车“去北航多少钱”司机说八十。我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辆机动三轮，结果，开出去没100米，说太远，油不够了，敲了我们两块钱就撂在马路边了。
火车六点抵达了北京，而我直到九点才抵达了北航。
那么多树，我站在学院路上，怎么也想不到这林子后边还藏了一所大学（那时东门外还有一大片树林）。树把建筑都遮住了，你就无暇去计较房子的破落，满眼都是生机勃发的绿色，因为十几年如一日对大学的神圣膜拜，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散发着神秘而高贵的气韵，后来我找了一个词来形容她——“底蕴”
有了底蕴，便生出光彩来，比如一个人，有了“气质”就可以忽略美丑了。无形的东西永远比有形的东西更珍贵，说不出的东西比说得出的东西更容易被认定为真理。当很多大城市的学生抱怨北航的破，我却打电话给高中同学说：“这大学，很有嚼头，很有味道。”
妈妈攥紧我的手，我们默默地走在这个校园里，妈妈没上过大学，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考上大学，能圆她一个梦，一个少女时代的梦。她的眼光四处打量，眼底有一股忧伤，我知道，她舍不得我，在大学四年里，妈妈常在晚上十二点打电话过来，她发现，只有那个时候，我或许是在宿舍的。
朋友
在北航青年的日志本上有一句话：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将要到达的地方更重要。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是那样一种人，很多人的时候，你很开心，很健谈，很大大咧咧，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寂寞。”虽然我不乐于承认，但他说对了，我离不开朋友，哪怕是一天呢。
一个北航幼儿园的小女孩说：她最喜欢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一个77岁的科学院院士说：我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忘年的朋友。一个办公楼的保安说：我特别想找你聊天。一个处长说：别看我大你二十，我只把你当朋友看。
我珍视我的朋友，甚于珍视我的眼睛。
在北航青年，我不但经营了一张报纸，更拥有了一帮手足。我们在一起，绞尽脑汁地攒文章，我们在一起，争吵，我们在一起，从贵州走到甘肃，我们在一起，在潮暗的地下室等待一个晨曦。sissy，最善解人意，她从来不抱怨，哪怕是加班呢，哪怕是熬夜呢，她曾是我的拍档，如果她需要，我愿意在任何时候成为她的拍档。kkt是我的“克星”有她在的地方我永远成为戏谑的对象，可我离开北青的时候，她第一个为我落了眼泪，我永远都会记得。阿蒙是罕见的全才，学习厉害，动手能力强，还拿过全国挑战杯的一等奖，写文章也挺好，他总喜欢说：“就是那么回事”你可以认为这是他的谦虚，但对他来说，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小熊更全面，做过天文协会的会长，航模协会的会长，科幻协会的会长，北航青年的社长，近年又荣任登山队的队长，当年我对他说：“小熊，你来北青吧，保证给你找个女朋友！”他就义无反顾地进来了。
还有潇湘、飞飞、静、sunny、燕子、芋头，我数着他们的名字，眼睛就有点潮湿，而在我离开北青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哭了，我记得那种伤感，记在骨头上。以前我很胖，他们管我叫圆圆，我常常是抗争的，现在我不胖了，我却愿意他们叫我圆圆了。
先生
我庆幸遇着了高先生。
进入北航的第一节课就是高镇同院士上的，那是入学教育的一段录像，一位儒雅老者铿锵有力地说了一句话：“中华学子生于盛世，犹如乘风破浪行舟，驰骋江海，若能上报国家，下辅黎庶，岂不绚烂一生。”
2003年初，我应北京日报之约采访高先生，那时他刚向中华慈善总会捐了20万，分赠给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这20万是高先生多年的积蓄，算是倾囊而出了，而他和夫人却依然挤在几十平米的“陋室”其乐融融，学校盖了院士楼他也“懒”的搬。捐了钱，老先生心情畅快，赋得七绝一首：“攀越青山戏海河，世间乐趣何其多。琴棋书画皆称道，为善最乐且自得。”诗词是高先生新开辟的创作园地，历遍沧桑之后，施之笔墨，借以咏志、遣怀、贻情，却与我的小小兴趣不谋而合。
这次访问令我与高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更频繁光顾，聆听先生的教诲，一老一少诗词应和，谈论推敲，而又延之以人生大义，国计民生。先生对祖国的爱如此深挚，他活得单纯而朴素，这朴素让人动容。
先生曾说，我也是他的弟子，这分明是抬举了我，先生是海洋，我却还是沙滩上拾贝壳的孩子。每次去了先生家，在窄窄的书房里，摆满了飞机模型，橱子里是成摞的证书奖牌，我和先生相对而坐，先生必要亲自沏了两盏清茗，在淡淡暖意中，我竟毫无拘束，只有说不尽的轻松畅快。每次谈及他的事业，他的学生，他的善举，先生都情不自禁，满目柔光，孩子般地乐起来。
先生的爱，无私而博大。以前他的一个研究生很贫困，营养跟不上，先生就给他买奶粉。现在，没有人缺那一袋奶粉了，先生的爱却永不枯竭，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捐了出去，他说，自己花不了什么钱，有钱也花不出去。
先生毕竟老了，现在，他努力想问题的时候就会头疼，拿起笔来手都在颤抖。我心疼先生，却无从使力，只能从心里祝愿，先生平安多福！
校庆
五十周年校庆，是北航历史上最隆重的事件，也是我大学时代最“辉煌”的一段岁月。
校庆的确切时间是2002年10月26日，而早在2002年的2月，学校就成了校庆办公室，我以半脱产学生的身份成为校庆办的一员，那一年，我大二。
我的任务是编辑校庆简报，后来又负责组建校庆记者团。其实究竟做过什么我都已经淡忘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面孔，一些话语。记得去采访高歌，临走的时候，他在我面前背诵了普希金的纪念碑：“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他昂起那颗永不屈服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在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过同情。不要畏惧人们的欺凌，也不必企求挂冠，冷漠地对待赞美和辱骂，也不必和愚妄的人争辩。”那一刻，我看着他淡薄的身体有一点心疼，北航的新生都在入学的时候听过他的演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北航学生的精神领袖，而那一刻，他显得悲壮，如站在青海的戈壁上，迎面有呼啸的风。
2002年，除了上课，我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呆在校庆办，我和很多老校友谈起过北航，谈起过对母校的爱，现在想来，我竟能感同身受了。记得当时有一个办公楼的清洁工来捐款，好像捐了五十吧，我就觉得，有这样的“校友”北航很有福气。后来，临近校庆了，一切都紧紧张张的，办公室隔几天就会去超市采购一次，大包小包的买些方便面、香肠、蛋糕之类的东东，备着晚上加班垫肚子。再后来，就干脆通宵了。
校庆记者团的小记者四处撒网，校庆前后的几天，简报要天天出，白天小记者采新闻写稿子，晚上小编辑通宵排版，有一次，连印刷厂都陪着熬夜了。简报也快出成杂志了，动辄十几页，搁在手里就觉着贼有分量。可那时候，真不觉着累，就是有点困。
26号校庆，27号凌晨，我就被救护车拉到北医三院了，急性尿路结石。我觉得那真是个奇迹，生病点都选得好，按照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的先进描述，那叫“积劳成疾”呵呵！
大学还有什么？真的太多了。
军训啊，非典啊，社会实践啊，武术课啊，班级汇演啊
可大学，一恍神，就没了。
我将要离开这个校园，收拾起五年青春的爱憎，去面对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如果说真的要对北航说什么，我只想说：我爱她。
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入学
我永远记得2000年的那个夏天，我和妈妈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我们在火车上坐了一个晚上，竟不觉得丝毫疲惫，因为一个时代开始了，对于我们来说，见证这个时代的开始，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期待、恐惧、野心和喜悦相互糅合腐蚀着，对于未来的热烈向往和顾影自艾的混乱意识让我微微觉得有点晕。我们背的行李很多，穿着很朴素，在北京城里无疑应该被看作乡下人。问出租车“去北航多少钱”司机说八十。我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辆机动三轮，结果，开出去没100米，说太远，油不够了，敲了我们两块钱就撂在马路边了。
火车六点抵达了北京，而我直到九点才抵达了北航。
那么多树，我站在学院路上，怎么也想不到这林子后边还藏了一所大学（那时东门外还有一大片树林）。树把建筑都遮住了，你就无暇去计较房子的破落，满眼都是生机勃发的绿色，因为十几年如一日对大学的神圣膜拜，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散发着神秘而高贵的气韵，后来我找了一个词来形容她——“底蕴”
有了底蕴，便生出光彩来，比如一个人，有了“气质”就可以忽略美丑了。无形的东西永远比有形的东西更珍贵，说不出的东西比说得出的东西更容易被认定为真理。当很多大城市的学生抱怨北航的破，我却打电话给高中同学说：“这大学，很有嚼头，很有味道。”
妈妈攥紧我的手，我们默默地走在这个校园里，妈妈没上过大学，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考上大学，能圆她一个梦，一个少女时代的梦。她的眼光四处打量，眼底有一股忧伤，我知道，她舍不得我，在大学四年里，妈妈常在晚上十二点打电话过来，她发现，只有那个时候，我或许是在宿舍的。
朋友
在北航青年的日志本上有一句话：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将要到达的地方更重要。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是那样一种人，很多人的时候，你很开心，很健谈，很大大咧咧，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寂寞。”虽然我不乐于承认，但他说对了，我离不开朋友，哪怕是一天呢。
一个北航幼儿园的小女孩说：她最喜欢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一个77岁的科学院院士说：我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忘年的朋友。一个办公楼的保安说：我特别想找你聊天。一个处长说：别看我大你二十，我只把你当朋友看。
我珍视我的朋友，甚于珍视我的眼睛。
在北航青年，我不但经营了一张报纸，更拥有了一帮手足。我们在一起，绞尽脑汁地攒文章，我们在一起，争吵，我们在一起，从贵州走到甘肃，我们在一起，在潮暗的地下室等待一个晨曦。sissy，最善解人意，她从来不抱怨，哪怕是加班呢，哪怕是熬夜呢，她曾是我的拍档，如果她需要，我愿意在任何时候成为她的拍档。kkt是我的“克星”有她在的地方我永远成为戏谑的对象，可我离开北青的时候，她第一个为我落了眼泪，我永远都会记得。阿蒙是罕见的全才，学习厉害，动手能力强，还拿过全国挑战杯的一等奖，写文章也挺好，他总喜欢说：“就是那么回事”你可以认为这是他的谦虚，但对他来说，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小熊更全面，做过天文协会的会长，航模协会的会长，科幻协会的会长，北航青年的社长，近年又荣任登山队的队长，当年我对他说：“小熊，你来北青吧，保证给你找个女朋友！”他就义无反顾地进来了。
还有潇湘、飞飞、静、sunny、燕子、芋头，我数着他们的名字，眼睛就有点潮湿，而在我离开北青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哭了，我记得那种伤感，记在骨头上。以前我很胖，他们管我叫圆圆，我常常是抗争的，现在我不胖了，我却愿意他们叫我圆圆了。
先生
我庆幸遇着了高先生。
进入北航的第一节课就是高镇同院士上的，那是入学教育的一段录像，一位儒雅老者铿锵有力地说了一句话：“中华学子生于盛世，犹如乘风破浪行舟，驰骋江海，若能上报国家，下辅黎庶，岂不绚烂一生。”
2003年初，我应北京日报之约采访高先生，那时他刚向中华慈善总会捐了20万，分赠给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这20万是高先生多年的积蓄，算是倾囊而出了，而他和夫人却依然挤在几十平米的“陋室”其乐融融，学校盖了院士楼他也“懒”的搬。捐了钱，老先生心情畅快，赋得七绝一首：“攀越青山戏海河，世间乐趣何其多。琴棋书画皆称道，为善最乐且自得。”诗词是高先生新开辟的创作园地，历遍沧桑之后，施之笔墨，借以咏志、遣怀、贻情，却与我的小小兴趣不谋而合。
这次访问令我与高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更频繁光顾，聆听先生的教诲，一老一少诗词应和，谈论推敲，而又延之以人生大义，国计民生。先生对祖国的爱如此深挚，他活得单纯而朴素，这朴素让人动容。
先生曾说，我也是他的弟子，这分明是抬举了我，先生是海洋，我却还是沙滩上拾贝壳的孩子。每次去了先生家，在窄窄的书房里，摆满了飞机模型，橱子里是成摞的证书奖牌，我和先生相对而坐，先生必要亲自沏了两盏清茗，在淡淡暖意中，我竟毫无拘束，只有说不尽的轻松畅快。每次谈及他的事业，他的学生，他的善举，先生都情不自禁，满目柔光，孩子般地乐起来。
先生的爱，无私而博大。以前他的一个研究生很贫困，营养跟不上，先生就给他买奶粉。现在，没有人缺那一袋奶粉了，先生的爱却永不枯竭，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捐了出去，他说，自己花不了什么钱，有钱也花不出去。
先生毕竟老了，现在，他努力想问题的时候就会头疼，拿起笔来手都在颤抖。我心疼先生，却无从使力，只能从心里祝愿，先生平安多福！
校庆
五十周年校庆，是北航历史上最隆重的事件，也是我大学时代最“辉煌”的一段岁月。
校庆的确切时间是2002年10月26日，而早在2002年的2月，学校就成了校庆办公室，我以半脱产学生的身份成为校庆办的一员，那一年，我大二。
我的任务是编辑校庆简报，后来又负责组建校庆记者团。其实究竟做过什么我都已经淡忘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面孔，一些话语。记得去采访高歌，临走的时候，他在我面前背诵了普希金的纪念碑：“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他昂起那颗永不屈服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在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过同情。不要畏惧人们的欺凌，也不必企求挂冠，冷漠地对待赞美和辱骂，也不必和愚妄的人争辩。”那一刻，我看着他淡薄的身体有一点心疼，北航的新生都在入学的时候听过他的演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北航学生的精神领袖，而那一刻，他显得悲壮，如站在青海的戈壁上，迎面有呼啸的风。
2002年，除了上课，我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呆在校庆办，我和很多老校友谈起过北航，谈起过对母校的爱，现在想来，我竟能感同身受了。记得当时有一个办公楼的清洁工来捐款，好像捐了五十吧，我就觉得，有这样的“校友”北航很有福气。后来，临近校庆了，一切都紧紧张张的，办公室隔几天就会去超市采购一次，大包小包的买些方便面、香肠、蛋糕之类的东东，备着晚上加班垫肚子。再后来，就干脆通宵了。
校庆记者团的小记者四处撒网，校庆前后的几天，简报要天天出，白天小记者采新闻写稿子，晚上小编辑通宵排版，有一次，连印刷厂都陪着熬夜了。简报也快出成杂志了，动辄十几页，搁在手里就觉着贼有分量。可那时候，真不觉着累，就是有点困。
26号校庆，27号凌晨，我就被救护车拉到北医三院了，急性尿路结石。我觉得那真是个奇迹，生病点都选得好，按照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的先进描述，那叫“积劳成疾”呵呵！
大学还有什么？真的太多了。
军训啊，非典啊，社会实践啊，武术课啊，班级汇演啊
可大学，一恍神，就没了。
我将要离开这个校园，收拾起五年青春的爱憎，去面对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如果说真的要对北航说什么，我只想说：我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