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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恨的人其实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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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城读高中的。那时候的学校还很破旧,乱七八糟的全是小青瓦房子,迷宫似的,我读了三年书也没有弄清楚学校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房子。学校的所在地原是一座庙子,名叫关帝庙吧。这座庙子应该很有规模,几乎占了县城城东的四分之一,清一色的灰墙灰瓦,和时代的颜色完全一样。有好几幢房子很高大,应该是庙的大殿吧。大殿是廊柱式的,柱子很壮实,暗红色,漆已经斑斑驳驳。走廊很宽敞,青砖铺过的,外缘用青石镶边。靠走廊的墙壁全是木格花窗,也是暗红色,曾经用旧报纸糊过,旧报纸已经十分枯黄。门整天锁着,我们从来没有见到开过,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庭院深深,阴气惨惨,所以我们除了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外,几乎不敢到处乱转。

    教室是红砖小瓦楼房,有两幢,一幢两层,一幢三层。我们的教室是两层的那幢,楼板是木头的,漆过红色,还能看出一些颜色来。和整个校园相比,这两幢教学楼是最充满青春气息的,但和我们相比,又古旧得不知今夕何夕了。

    我们的寝室在一座大殿的后面,大殿的后墙是青砖砌的,很威严。我们住的是一溜矮小的转角平房,只有一道小门,两个小窗,光线很少,室内成天都是黑的。班上二十多个男生都住在里面。晚上睡在一起,天南地北地小吹一会儿,也就睡了,似乎从来没有人来管过。我们都是出自农村的孩子,是经过千辛万苦考进来的,都还想读书。除熄灯前高谈阔论外,很少有人说话超过10点。

    晚上上厕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这庙里本来就寒气逼人,特别是夜深之时,谁也不敢贸然出去。尽管有微弱的路灯,但厕所离住的较远,昏黄的灯光仿佛鬼火,怕人怕人的。若只是一般的方便,以最快的速度出去一下就是了。若是一定要上厕所,就得叫上同伴,一个人是绝不敢去的。至少我不敢去。

    高二上期,我仍跟君如同床。他下铺,我上铺。本来就是好朋友,所以特别亲近。冬天来了,天寒地冻,寝室里就像冰窖似的,似乎比露天还冷,我们带的被子都显得薄了起来,于是好多人都打伙睡。我跟君如也打伙在一起,盖两床被子,相互取暖,相濡以沫。两个人睡一起,自然好说话,于是我们就经常小声吹牛,有时也不知道说到了几点。一天晚上,一道雪白的电筒光突然射了进来,寝室里顿时一片安静。我们住在门口,光亮刚好射着我们。不知是发了哪根神经,君如骂了一声:“是哪个虾子在射!”没有回声,灯光向我们走来,直到我们床前,阴冷的声音穿透双层棉被:“是哪个在说,起来!”没有哪个敢出声,都装睡。一只冰冷的手掀开被子,灯光射在我们脸上,亮得我们睁不开眼,冰寒的声音光速般传来:“你,起来!”我反抗:“我没有说,你凭什么喊我起来!”光又指着君如:“那就是你了,起来!”寒冷的冬夜,温暖的被窝,谁想起床。寒声又起:“我给你们5分钟,是哪个自己起来!”那话,很小声,威严无比,不容分辩,更不容反抗。君如只得乖乖起床,说了声:“运气撇。”出门去了。

    那时的高中,学生都还单纯,要是违纪严重,学校随便就开除了。我们的同学尹飞就没有毕到业,原因是他每周都从山里的家中带一车苕粉来,码在床下,一逢场就逃学去卖粉条,败坏学风,屡教不改,劝退了学。所以我们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的。

    冷到有半个小时,君如进来了,全身抖着,像块冰坨,丢了一句:“你龟儿子”没有再说下去,倒头便睡了。我为我没有为朋友扎起而难过。要是我跟他一起出去,可能他就不会怪我了。可我没有这个胆量。

    这人是谁?好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怎么平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从此,我们开始注意这个晚上管我们纪律的人。他姓杨,四五十岁的样子,住在校门口,守门的。校门平时总是开着的,他躲在屋里,很少出门。屋子很黑,就跟没有人似的。难怪我们一直没有觉察这学校还有这样一个人!我们班是快班,平时都还比较自觉,没有什么违纪的,所以读了一年多书,谁也没有觉得有人在管我们睡觉。我白天见过他一两次,人很瘦,驼着背,脸死白,没有一点血色。说起话来声音很小,像是从地缝里飘出来的,却寒气逼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他的脸似乎永远都是寒冬;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家人,他似乎是孤人一个。只听说,他原来也是教书的,出身不好,在十多年前遭过整,把身体给整垮了,整得妻离子散,还差点整死。熬过来之后,不适合上课了,学校就安排他守大门,晚上顺便看看住校生。住校的全是农村娃,胆儿小,加之地皮没踩热,高一时都不敢违纪,所以也就不干他的事。直到把君如抓出去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他。

    他的遭遇很令人同情。从此以后,我们见到他,高兴时就喊他一声杨老师,不高兴就当没看见,背地里都骂他杨狗子,老狗,老东西,老不死的。他白天躲在黑暗之中,就像老鼠一样,似乎很怕阳光,晚上拿一根三节电筒,幽灵一样在校园里游荡,灯光所到之处,死神光临一般,立即一片寂静。所有的学生都怕他,一是怕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听了觉得骨头里面都在发冷;二是怕他的脸,那死人一般雪白的脸活像一具行走的尸体,让人一看背上就要发毛;三是怕他的瘦,瘦得枯干了一般,摸一下谁晚上保证做恶梦。如果他身强力壮的话,把我们惹毛了,我们还可以收拾他一顿,比如说煮饭的哑巴,被我们打了一顿之后,对我们态度就好得很了。要命的是他这般魔鬼身材,恐怕一拳就要打散架,谁敢碰他!因此,凡是领教过他的学生,没有不咬牙切齿,不寒而栗。

    高三的时候,我们异常嚣张。学校里要指望我们班升学,好给学校挣面子。我们年少气盛,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下了晚自习之后,和着通校生一起出去逛街,看录相,半夜翻围墙进学校睡觉。看录相有瘾,有好几个晚上,我们都是看够了之后才回来的。

    学校的围墙本来就高,不知是为了防什么,又在上面加了几层砖,就像监狱似的。尽管围墙很高,但也难不到我们。并不是我们有飞檐走壁的功夫,而是靠牛肉巷的围墙边有一棵老水冬瓜树,我们靠的就是这棵树进来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很迷足球,恰逢中国争夺世界杯出线权,一场决定命运的比赛是中国对香港。晚上,我们几个球迷混出去看实况转播,结果中国输了,死在世界杯大门的门坎下。我们在气愤中扫兴回走,鬼影似的来到了牛肉巷。翻墙时,我先翻,君如接着。“咚”的一声,我的脚刚刚落地,一只干枯的手就抓住了我的手臂,吓我一大跳。随后就是一句小声地喝叱:“不许出声!”我被揪到了墙边站着。全军覆灭。杨用电筒光扫我们的脸,记下名字。深寒的声音从他的灵魂中传了出来:“你们这些农民娃娃,简直忘记了来这儿做啥子了。都高三了,还这样不知事。哎,只有回去接你们父母的班了”

    翻围墙是很严重的违纪,一旦被学校知道了,很有可能要记大过,甚至开除。完了,肯定完了!明天就只有卷铺盖回家了!我们都害怕起来,辛辛苦苦十年寒窗,就这样完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好像没有事。第三天,也没事好像我们翻围墙的事没有发生似的。但我们一见到他,总是战战兢兢,仿佛他的手上握着生杀大权,随时可以取我们的小命。

    毕竟是高三了,得好好读书才行。一段时间,心回到了学习上,两耳不闻窗外事,再也无心出去。不违反纪律,不怕半夜三更鬼敲门。杨仿佛消失了。

    我们快毕业的时候,一个阴雨的日子里,突然传说杨死了,全校好多学生都为之精神一振。89级的一个男生甚至买来了鞭炮,被几个小女生臭骂了一顿,没放成。我们听到之后,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他手上的把柄,从此死无对证。

    预选之后,我考到了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我的老乡容儿。君如他们几个也都预选上了。那年月,高考兴预选,我们应届理科毕业生一百多名,选上22个。成绩是如此之好,我们有了张狂的资本。我们知道,这个学校,除了怕杨外,校长见到我们都虚三分。并不是我们操老大,是因为学校要靠我们创牌子,因此格外迁就,不究小节。最后一月,我们更加为所欲为,班上的男生中,有五个剃成了光头,像犯人似的,行走在学校里,格外刺眼。教我们英语的是副校长谢老师,找到我们,说有什么不满就说出来,把头剃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没什么意思,想。

    高考之后,我们果然都剃了光头。除了容儿考上南充师院好点外,其他几个走的都是师专。我只上了中专线,但我哪看得起中专,记不得在志愿中填报没有。最后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最器重我的语文老师蒋先生劝我补习,说了一句:“你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骄兵必败。”

    但我们最终都上了大学,一年以后。

    几年之后,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十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教师被称作灵魂的工程师。一个教师,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在塑造人的灵魂。但要做一个自觉的灵魂工程师,也许只有在有了某种经历或触动之后。这样,你眼里的每一个学生,无论他是多么地伤你的心,都是一个鲜活而完美的生命。你忍心看着如此美丽的生命沦落吗?如果是你的孩子呢?教会孩子们如何做人,实际上,比教会他们解一道题要有意义得多。而要教会学生做人,除了职业的要求之外,还要良心、宽容、忍耐、平等、尊重、方法、艺术等等。现在的学生,比起我们读书之时,要聪明得多,也难管得多,他们也有抽烟、喝酒、翻墙、上网、谈恋爱、不尊重老师等等,而我们通常是“管不到啊,没办法!”“说又不听,骂不得打不得的,有啥法?”“社会上什么人都需要,赖毕业了事!”一摆手,一耷肩,无可奈何,束手无策。社会在前进,价值多元化,教书越来越只是谋生的手段。我们唯一的成就感,就是学生考得好升学多。而这一切,都与名与利挂在一起。至于灵魂的塑造——呵哈!教书啊教书!

    我上高中的学校,现在早已经现代化了。只有一段土墙和那棵老态龙钟的银杏树,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情景。教过我的老师,也多已经退休,谁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个默默无闻的杨。说也奇怪,教过我的老师那么多,我都已渐渐模糊;当年的校长是谁,不记得了。唯独这个没有教过我一天的杨,随着岁月流逝,不但没有淡去,反而清晰无比。

    2006-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