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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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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记忆的底片上,对于低年级生活的记忆,无疑是模糊的、残缺不全的。就像秋天的阳光透过树林照射下来,总会是斑驳陆离的。试想想,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好想?但不能不说,那是最幼稚,也是最珍贵的记忆。

    所谓的低年级,大概包含了一、二年级吧。记忆中,任教的老师,只有两位:仲可立和赵洪福。

    那时候的小学校,位于村子中央,是一栋青砖、青瓦的房子,木门、木窗,还算宽敞。墙上会经常贴一些红纸黑字的标语,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或者“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之类。院子很大,就像如今的操场,那时叫校场,三面都是人家的住房,只有前面一条胡同,转几个弯儿,才能通往村前。

    院子东邻的人家,靠着低矮的土墙有几棵梨树,年年都挂满了黄橙橙的梨子,泛动着秋天的色彩与光亮。其实还没等成熟,青涩的梨子就被我们偷摘下来,啃几口,就随手扔掉。仲老师对此深恶痛绝,终于还是被他逮住一次,主动带我俩登门道歉,求得人家的谅解。

    印象中,仲老师是古岘人,当年是带着家眷一起来学校的,他、爱人和两个孩子。他,瘦高个儿,还戴一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爱人同是教师,也教我们上课。至于那个叫波的儿子,也跟我们一起上课。波还有个姐姐,比他高半头,对我的印象不深,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两条晃来晃去的辫子。

    日子一长,我跟波就很熟了,我们一起玩儿,一起捉迷藏,一起拔河、滑冰,一起踢毽子、踢球。还用三根棉花柴,支撑起一个跳高的架子,跳过来跳过去,玩的开心又快乐。有时候,还偷偷地把向日葵的干叶子,放在掌心里,搓细了,用纸卷起来,学着大人的样子,吞云吐雾,好不神气。不学好的小杂种!结果还是被仲老师逮住一次,波挨了一个耳光,我虽说没挨打,却被仲老师罚了站。

    其实,罚站是常有的事儿。那天,正下小雨,我在小街上碰见彩霞。彩霞问我,今天上班不上?我正想跟彩霞一起去偷二郎家的柿子吃。二郎家有一棵大柿子树,结满了红灯笼一样的柿子,仿佛一个个涨红了脸的小姑娘一样,在秋天的晴空里溢光流彩。我打算让彩霞给我望风,我爬树摘,就对彩霞撒谎说,仲老师说了,今天下雨不上课了,走,咱俩出去玩。彩霞半信半疑,到学校去问仲老师。我也跟去了,看见仲老师正在打扇(用麦秸草织成,农民主要用于盖草垛之类),听见彩霞打的小报告,对我就是一顿训斥:兔崽子,不学好,撒谎调皮。仲老师喝令我在外面站着,直到我认错为止。我在心里,对彩霞产生了怨恨,恨她不该说我的坏话,心里说,好啊你彩霞,等我偷了二郎家的柿子,才不给你吃一个,不馋死你才怪呢。

    挨几个耳光、罚几回站,是改变不了我们爱玩的天性。就是到现在,我还打心眼里佩服波的聪明才智。那就是,波会做小手枪。

    一根铁丝、几节自行车旧链子、辐条,用火柴头当火药,打起来啪啪响,就是世上最美、最好玩的东西。每次波在我面前炫耀小手枪,我眼巴巴地看着他玩,提出要玩几天,波总是不肯。那回趁波不注意,一把抢到手。波急了,伸手来抢,我一下子扣响了扳机,只听“啪”地一声响,波捂住手,咧着嘴,大哭起来。原来小手枪走了火,波的手背出了血。波的姐姐闻讯后,带着波,晃着两条辫子,找上我的家门。我怕挨打,躲在土围子南面的玉米地里,心怦怦直跳,直到天黑。直到听见母亲的叫唤,我才敢回家。我很后悔,不该如此贪玩,害的自己受苦,害得就连波的姐姐白眼相待,与我为敌。

    但再怎么后悔,小手枪得不到手,总是很急人的,心里痒痒得不行。怎么办?碰巧的是,一天,我发现波坐的板凳坏了,一条腿活动了。我心里一动,瞅波不注意,把那条板凳腿硬拽下来,端起来当冲锋枪,腿上的小撑儿,正好当扳机,对着波、对着其他同学,突突突,一阵猛扫,这才过了一回枪瘾。看到波跟别人一样举手投降,有的还趴在地上装死,竟像真的敌人一样,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有时候,校场里,还会来一些大人们,据说是开批斗会,就是把那些成分不好的,拉来批斗。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在后面喊口号。台上有人领头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也喊一句。喊完这一句,我还加上一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台子上一个大人就说了:“笑什么笑,这孩子别看人小,阶级斗争的觉悟性还很高嘛。”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是啊,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懂什么呀?简直就是瞎胡闹。

    那时,有一种能写字的东西,是叫复写板,还是叫小石板,已经忘了。反正,那东西写过字后,一拉,字就消失了,可反复使用。我想,我一定在上面写过童年,写过爹娘,写过兄弟姐妹;画过小鸟和小草,画过天空和太阳。

    复写板或者小石板这种东西,是在赵洪福赵老师来了之后才有的,还是以前就有,记忆已经模糊了。反正,仲老师先来,赵老师后到,两位老师,就这样纠缠在我的记忆里了。

    赵老师是邻村下坡人,长得高高大大,声音洪亮,秃顶、眼大、嘴阔,可谓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脸福相。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瘸着一条左腿,走路不稳,一瘸一瘸的,我们在背后都喊他“瘸子”

    记忆应当就在冬天。因为那时,我已经戴了棉帽子,要没有棉帽子,那位司机,拿什么惩罚我呢?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仲老师要调走了吧,校场上还来了一辆绿色大汽车,据说是来拉仲老师搬家的。好奇呀,我们从小就没看见过汽车是什么样,今天到底看见了。不知谁摁了一下喇叭,滴、滴,挺响的。我也学着人家的样子去摁,刚摁了两下,只听一声喊:“谁在那里调皮?”司机就过来了,揪下我的棉帽子,一把扔在车厢里,害得我爬上足有我两人高的车厢,捡回帽子。我很害臊。我不该多事,不该调皮,不然,怎么会惹得人家惩罚呢。

    大约在十年前吧,我去下坡村办事,意外地见到了赵老师。快要八十岁的人了,人很爽朗,精神很好,只是腿疾害得他行动不便。好歹师母体格比他好些,里里外外,全靠师母张罗。平时赵老师只不过在家看看电视、报纸,喝喝茶,再无其他嗜好。我提示他,自己小时候跟他教过,他摇摇头,表示不记得了。当我说起当了三十多年老师的大姐陈淑琴,赵老师这才豁然开朗,连声说,知道知道,你大姐老实忠厚,是个很好的人。这才把在学校的事儿,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我常想,童年,只不过是人生短暂的一个驿站罢了,就这样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地走下去,串连成了一个美丽而多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