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谅与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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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多年前，有一位身材魁伟，长髯飘飘，有勇有谋的伊朗人曾在潼关驻防十数年，在当地留下了赫赫威名，他就是唐朝德宗时的著名将领李元谅。后唐书？卷一四四？李元谅传有语云“元谅尝在潼关领军，积十数年，军士皆畏服。”
唐德宗（779年－805年在位）时期是唐朝由鼎盛逐渐转向衰败的一个时期，此时距“安史之乱”（755年－762年）结束刚刚过去十多年，唐朝受大乱影响，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也慢慢显露出来。各地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的节度使们常常会对中央政府产生一些非分之想，一些“有贼心也有贼胆”的节度使们就会揭竿而起，造反的部队在中华大地上此起彼伏的四处游荡，社会动荡不堪，人民苦不堪言，人口急剧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
潼关作为秦地东大门，作为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之间最重要的关隘，有李元谅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把守，足可以让德宗李适睡一个安稳觉。
李元谅祖上是安息人（就是现在盛产石油的伊朗那疙瘩），本家姓安，号称王室贵族。不知道是他爷还是他老爷手上就到了中国经商（估计做的是贩卖丝绸、三彩马一类的生意）。家先是搬到了凉州一带，生意做大了也就成了那儿的名门望族。李元谅小时候是在长安城长大的，收养他的是著名宦官骆奉先（陕西富平人），当时的他叫做骆元光。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河南省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德宗急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兵东下征讨。谁知本来要去平叛的队伍在途径长安时却因为得不到犒赏而发生了兵变，攻入长安，拥立前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史称“泾卒之变”）。这件事实在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德宗李适得到消息后仓皇逃往奉天（陕西乾县）。大摇大摆的朱泚轻轻松松的就占领了长安城，住进了大明宫。军事素质很不错的朱泚对东线也极为关注，连忙派其手下大将何望之率轻骑偷袭华州（华县），剌史董晋吓得屁滚尿流，弃州而走。何望之得城后，拥重兵堵绝两京之间通道。李元谅闻讯，立即在潼关起兵，带领士兵直扑华州，何望之败走。李元谅胜后，修复被毁坏的城池，同时招兵买马，时间不长军士就达到了万余人，一时间士气大振。朱泚败后哪里甘心，多次派人前来进攻，元谅总能轻松胜之，彻底切断了朱泚叛军与东线的联系。
德宗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元谅与副元帅李晟等进兵收复长安。元谅身先士卒，在浐河以西迎头痛击朱泚队伍，大胜之。主力决战开始了，唐军为不扰民故，决定直接攻打朱泚驻在禁苑的精锐部队，元谅率部从光泰门发起攻击，毁坏东墙二百余步，杀入禁苑，直插朱泚所在的大明宫含元殿。一番恶战，叛军终被赶走。李元谅虽居功至伟，却让功于李晟，战斗结束后便带领部下出城屯兵于通化门外东西大道边的章敬佛寺。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李元谅奉命同马燧、浑瑊共同讨伐曾经的节度使、副元帅、中书令李怀光。当时李怀光手下大将徐庭光以其精锐部队守住长春宫（山西永济境内）阻止唐军。李元谅派人前去招降，谁知徐庭光对李元谅向来不以为然，于是漫骂元谅，这还不算“又以优胡为戏于城上，辱元谅先祖。”李元谅大怒，引以为平生大耻。后来，马燧军队从河东杀到，徐庭光看大势不妙，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古训为由投降了马部。叛乱平定后，有次李元谅和徐庭光相遇，立即命左右随从杀了徐庭光以泄私愤，然后去向马燧请罪。马燧大怒，要杀了元谅。浑瑊等将领请求马燧看在元谅屡立战功的的份上勿杀，后来这事也不了了之。有趣的是，这事连德宗皇帝也掺合进来“德宗以元谅专杀，虑有章疏，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连皇上都替李元谅说话哩，你说他能死吗？当然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最后李元谅还是受到了诸如降级降职记大过一类的处分。
贞元三年（787年）五月，唐和吐蕃商定在平凉会盟。李元谅对浑瑊说：“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诈，倘有急变，何由应赴？请次侍中为营。”他的意思是盟所距驻军太远，应该近点，毕竟吐蕃多是奸诈狡猾之辈，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浑瑊却以不能违背上命为借口硬是不同意。待会盟时，李元谅扎营于距盟所二十里处，通知自己所率人马全部处于“一级战斗状态”会盟时唐六十名骑兵刚到吐蕃营中就被缴了枪械、限制自由；在吐蕃的强烈要求下，官员们也被强制脱掉战服、改换礼服（由此可见吐蕃人的确狡猾狡猾的）。前期工作一切准备妥当，几声鼓响后吐蕃人劫盟了，十之七八的人马被杀的杀、俘的俘，浑瑊总算点子幸，夺了一匹马一个人逃了回来，后边吐蕃人大声吆喝着“活捉浑瑊”“吐蕃万岁”之类的口号紧追不舍。幸有李元谅早做准备、及时接应，才保证浑瑊全身而退。吐蕃人看李元谅白马银枪、军旗猎猎、杀气腾腾，列阵而待，只好撤退。这次表现彻底的征服了官方及民间“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唐德宗也感念他的功劳大、业绩大，赐姓李，改名元谅。曾经的安息人后代安元光，曾经为宦官所养的骆元光，终于涅槃为一代名将李元谅了。
贞元四年（788年）春，声名大振的李元谅移师良原（甘肃崇信县城东南）驻军。此地处陇东要道，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常有吐蕃人前来骚扰。元谅驻防后，为了解决士兵的吃饭问题，牧马休兵，如同千年以后的生产建设兵团一般，军士们脱下战服开荒种地，他也亲历亲为，共开辟良田千顷“岁收粟菽数十万斛”后来，他又以军事家的眼光看中了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筑为新城取名崇信，还在城外兴修水利、发展种养植业，使多年战乱的边疆地区也渐渐有了生机与活力。吐蕃人每有滋扰，元谅带兵总能轻易击退，所以当李元谅驻军时“泾、陇由是乂安，虏深惮之。”
贞元九年十一月（793年），李元谅病逝于崇信城。“帝甚悼惜，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
李元谅一生戎马倥偬，精忠报国，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不可多得的猛将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到过的地方更是无数，那么，除了在潼关领兵外，他与潼关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967年，潼关县吴村乡管南村（现城关镇管南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块唐朝墓志铭并盖。九十年代初新编潼关县志中对此碑略有介绍，但将李元谅误作了李元光，因而并未引起史学家们的注意。直到1997年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在潼关县进行馆藏等级文物鉴定时才辨识出此墓志的主人为唐朝时一代名将李元谅。
墓志为斗覆形，志石高99厘米，宽98。5厘米，前题款3行，通行44字；志文29行，通行44字左右。铭文8行，通行37字左右。盖为篆书阴文“大唐故尚书左仆射赠司空李公墓志铭”4行16字。杜确撰文，孤子李平书。
李元谅后期一直生活战斗在崇信城，最后也卒于崇信。墓志铭却又缘何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潼关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墓志铭上的话揭开了这个谜底“圣情震悼，废朝追念，爰命使臣，宣制临吊，赙赠粟帛，加于常等，归于上都开化里之正寝。其明年（784年）十一月廿八日，灵輴启路，祔葬于华阴县潼乡原之新茔，礼也。”
或许，唐德宗觉得李元谅这样一位自己心爱的大将在世时尽心竭力驻守荒凉的陇东，使吐蕃和其它对大唐疆土觊觎已久的群小不敢越雷池半步，死后仍让他长眠于西实在心有不忍，所以还是葬在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好些。考量各方面情况后觉得潼关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一来离自己近些，二来李元谅的夫人先他而去亦葬在潼关，三来潼关也是李元谅战斗于斯，成名于斯的地方，综合相较，葬于潼关实乃天意也。
然而，1981年9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位于崇信县的李元谅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潼关的李元谅墓知道的又有几人？能说得清来龙去脉又有几人？
其实，一个祖上伊朗的外国人能在唐时的中国取得如此成功，并不意外。说难，一个外族人能有如此成就，他必然会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说不难，是因为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国家之霸气，国人心胸之开阔，意志之坚决，确非其它朝代可比拟。李元谅是幸运的，他碰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开放的社会，终究是会容纳和吸收一切外来的智慧、力量为己所用的，只有大开放，才会有大的发展。
李元谅的墓志铭碑及盖历经1200多年的时间洗礼，今天还静静的躺在潼关县东门博物馆里。石碑虽无言，志铭却有语，伟大的汉字忠实的记录了那段历史，它也告诉我们，忠勇的李元谅永恒“世界主义”的大唐永恒！
1200多年前，有一位身材魁伟，长髯飘飘，有勇有谋的伊朗人曾在潼关驻防十数年，在当地留下了赫赫威名，他就是唐朝德宗时的著名将领李元谅。后唐书？卷一四四？李元谅传有语云“元谅尝在潼关领军，积十数年，军士皆畏服。”
唐德宗（779年－805年在位）时期是唐朝由鼎盛逐渐转向衰败的一个时期，此时距“安史之乱”（755年－762年）结束刚刚过去十多年，唐朝受大乱影响，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也慢慢显露出来。各地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的节度使们常常会对中央政府产生一些非分之想，一些“有贼心也有贼胆”的节度使们就会揭竿而起，造反的部队在中华大地上此起彼伏的四处游荡，社会动荡不堪，人民苦不堪言，人口急剧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
潼关作为秦地东大门，作为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之间最重要的关隘，有李元谅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把守，足可以让德宗李适睡一个安稳觉。
李元谅祖上是安息人（就是现在盛产石油的伊朗那疙瘩），本家姓安，号称王室贵族。不知道是他爷还是他老爷手上就到了中国经商（估计做的是贩卖丝绸、三彩马一类的生意）。家先是搬到了凉州一带，生意做大了也就成了那儿的名门望族。李元谅小时候是在长安城长大的，收养他的是著名宦官骆奉先（陕西富平人），当时的他叫做骆元光。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河南省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德宗急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兵东下征讨。谁知本来要去平叛的队伍在途径长安时却因为得不到犒赏而发生了兵变，攻入长安，拥立前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史称“泾卒之变”）。这件事实在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德宗李适得到消息后仓皇逃往奉天（陕西乾县）。大摇大摆的朱泚轻轻松松的就占领了长安城，住进了大明宫。军事素质很不错的朱泚对东线也极为关注，连忙派其手下大将何望之率轻骑偷袭华州（华县），剌史董晋吓得屁滚尿流，弃州而走。何望之得城后，拥重兵堵绝两京之间通道。李元谅闻讯，立即在潼关起兵，带领士兵直扑华州，何望之败走。李元谅胜后，修复被毁坏的城池，同时招兵买马，时间不长军士就达到了万余人，一时间士气大振。朱泚败后哪里甘心，多次派人前来进攻，元谅总能轻松胜之，彻底切断了朱泚叛军与东线的联系。
德宗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元谅与副元帅李晟等进兵收复长安。元谅身先士卒，在浐河以西迎头痛击朱泚队伍，大胜之。主力决战开始了，唐军为不扰民故，决定直接攻打朱泚驻在禁苑的精锐部队，元谅率部从光泰门发起攻击，毁坏东墙二百余步，杀入禁苑，直插朱泚所在的大明宫含元殿。一番恶战，叛军终被赶走。李元谅虽居功至伟，却让功于李晟，战斗结束后便带领部下出城屯兵于通化门外东西大道边的章敬佛寺。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李元谅奉命同马燧、浑瑊共同讨伐曾经的节度使、副元帅、中书令李怀光。当时李怀光手下大将徐庭光以其精锐部队守住长春宫（山西永济境内）阻止唐军。李元谅派人前去招降，谁知徐庭光对李元谅向来不以为然，于是漫骂元谅，这还不算“又以优胡为戏于城上，辱元谅先祖。”李元谅大怒，引以为平生大耻。后来，马燧军队从河东杀到，徐庭光看大势不妙，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古训为由投降了马部。叛乱平定后，有次李元谅和徐庭光相遇，立即命左右随从杀了徐庭光以泄私愤，然后去向马燧请罪。马燧大怒，要杀了元谅。浑瑊等将领请求马燧看在元谅屡立战功的的份上勿杀，后来这事也不了了之。有趣的是，这事连德宗皇帝也掺合进来“德宗以元谅专杀，虑有章疏，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连皇上都替李元谅说话哩，你说他能死吗？当然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最后李元谅还是受到了诸如降级降职记大过一类的处分。
贞元三年（787年）五月，唐和吐蕃商定在平凉会盟。李元谅对浑瑊说：“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诈，倘有急变，何由应赴？请次侍中为营。”他的意思是盟所距驻军太远，应该近点，毕竟吐蕃多是奸诈狡猾之辈，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浑瑊却以不能违背上命为借口硬是不同意。待会盟时，李元谅扎营于距盟所二十里处，通知自己所率人马全部处于“一级战斗状态”会盟时唐六十名骑兵刚到吐蕃营中就被缴了枪械、限制自由；在吐蕃的强烈要求下，官员们也被强制脱掉战服、改换礼服（由此可见吐蕃人的确狡猾狡猾的）。前期工作一切准备妥当，几声鼓响后吐蕃人劫盟了，十之七八的人马被杀的杀、俘的俘，浑瑊总算点子幸，夺了一匹马一个人逃了回来，后边吐蕃人大声吆喝着“活捉浑瑊”“吐蕃万岁”之类的口号紧追不舍。幸有李元谅早做准备、及时接应，才保证浑瑊全身而退。吐蕃人看李元谅白马银枪、军旗猎猎、杀气腾腾，列阵而待，只好撤退。这次表现彻底的征服了官方及民间“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唐德宗也感念他的功劳大、业绩大，赐姓李，改名元谅。曾经的安息人后代安元光，曾经为宦官所养的骆元光，终于涅槃为一代名将李元谅了。
贞元四年（788年）春，声名大振的李元谅移师良原（甘肃崇信县城东南）驻军。此地处陇东要道，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常有吐蕃人前来骚扰。元谅驻防后，为了解决士兵的吃饭问题，牧马休兵，如同千年以后的生产建设兵团一般，军士们脱下战服开荒种地，他也亲历亲为，共开辟良田千顷“岁收粟菽数十万斛”后来，他又以军事家的眼光看中了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筑为新城取名崇信，还在城外兴修水利、发展种养植业，使多年战乱的边疆地区也渐渐有了生机与活力。吐蕃人每有滋扰，元谅带兵总能轻易击退，所以当李元谅驻军时“泾、陇由是乂安，虏深惮之。”
贞元九年十一月（793年），李元谅病逝于崇信城。“帝甚悼惜，废朝三日，赠司空，赙布帛米粟有差”
李元谅一生戎马倥偬，精忠报国，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不可多得的猛将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到过的地方更是无数，那么，除了在潼关领兵外，他与潼关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967年，潼关县吴村乡管南村（现城关镇管南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块唐朝墓志铭并盖。九十年代初新编潼关县志中对此碑略有介绍，但将李元谅误作了李元光，因而并未引起史学家们的注意。直到1997年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在潼关县进行馆藏等级文物鉴定时才辨识出此墓志的主人为唐朝时一代名将李元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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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唐德宗觉得李元谅这样一位自己心爱的大将在世时尽心竭力驻守荒凉的陇东，使吐蕃和其它对大唐疆土觊觎已久的群小不敢越雷池半步，死后仍让他长眠于西实在心有不忍，所以还是葬在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好些。考量各方面情况后觉得潼关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一来离自己近些，二来李元谅的夫人先他而去亦葬在潼关，三来潼关也是李元谅战斗于斯，成名于斯的地方，综合相较，葬于潼关实乃天意也。
然而，1981年9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位于崇信县的李元谅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潼关的李元谅墓知道的又有几人？能说得清来龙去脉又有几人？
其实，一个祖上伊朗的外国人能在唐时的中国取得如此成功，并不意外。说难，一个外族人能有如此成就，他必然会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说不难，是因为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国家之霸气，国人心胸之开阔，意志之坚决，确非其它朝代可比拟。李元谅是幸运的，他碰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开放的社会，终究是会容纳和吸收一切外来的智慧、力量为己所用的，只有大开放，才会有大的发展。
李元谅的墓志铭碑及盖历经1200多年的时间洗礼，今天还静静的躺在潼关县东门博物馆里。石碑虽无言，志铭却有语，伟大的汉字忠实的记录了那段历史，它也告诉我们，忠勇的李元谅永恒“世界主义”的大唐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