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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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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质疑,文化,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如孔子所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是说国家不怕亡,只要文化还在,复国是迟早的事,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同理,一国的强大其文化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纵观历史,为什么有的文明出现问题和流产,为什么有些文明它们在早期就停止了生长,而其余的文明却生长了起来。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中国印象,里面的内容全部是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印象,其中英国历史学家,著名的文明史专家汤因比对于文明的论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我们暂且来看看他是如何说的。

    汤因比在他煌煌十卷本的文明学巨著历史研究中,对此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研究,在汤因比看来,所谓“文明的生长”意味着文明有了“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汤因比摒弃施本格勒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观点,也摒弃了吉本认为罗马的衰亡首先是因为蛮族和基督教的观点,他发现文化的崩溃是因为文化成为“创造性的报应之神”的牺牲者。也就是说有创造性的民族在一定时间内成了反动者,他们不再是“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少数人”而单纯成为“优秀的统治者少数人”当文明堕落到如此地步时,文明也就不再成长,而是开始衰亡。

    汤因比的结论惊世骇俗: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

    想一想历史上的文明古国,看起来都是外族入侵使其灭亡,但其实都是汤因比描术的这样一个兴亡过程。一开始一个文明中出现少数有优秀创造性的人士,而社会也能去奖励这种人士,从而刺激他们进一步的创造,文明便走向成长,但在文明的高峰“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少数人”逐渐让位于“优秀的统治者少数人”全社会的创造性逐渐枯竭,文明的生长便逐渐停止,象抛物线一般垂落,最后在某个时刻,或因内忧,或因外患,一击之下终于宣告解体甚至毁灭!

    将汤因比的话用中国翻译就是:人必自毁长城而后人毁之!

    如果说汤因比的研究得出文明的消亡皆因自杀而非他杀,那么,南怀瑾则直接告诉我们,中国历史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情况下,其文化始终不灭,是因为全赖于继承。事实上,史家大都同意,中国文明不是在清朝,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走向衰败了,近代以后新文化脱离母体,再从西方文化中抬取片枝数叶,最终使整个文明跳脱于母体之外,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新生儿,在这种情况下重修论语,不是在作修正,而完全是再一次文化的命题了。

    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自由贸易的人口比例已上升至80%以上,对于全球及影响,有人总结出四种不同的理解(洪朝辉2001)。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在他们看来,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化、西化和中世纪主义的复兴,代表着反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则将沧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二是新自由派,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可实现“多赢”三是怀疑“全球化”派。(简称怀疑派)。该流派与众不同的看法是,所谓“全球化”全是一个迷思和夸张,20世纪的全球化即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也不是全球经济、市场、金融的更程度的一体化,相比19世纪未的“金本位”时期的真正全球化差之远也,其区域化趋势甚至是反全球化的。四是转型学派。为一派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无法预测其发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构的世界秩序,但显然已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从目前的情型看来,第四种理解变得越发可能了。全球化可能改变的东西,可能改变的幅度大大超乎预料,远非“乐观”和“悲观”所能简单概括。相信全球一体化一定会带来历史上最大的解构,颠覆今日的文明,即使今天世界上的最强者也不例外。经济的重组,必然带来文化的冲击。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转轨一直处在过程中,旧的运作规则与制度一直为新规则、新制度所调整与代替,而每一次调整与代替都是一次利益重分配,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也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许多有权者或无权者都在调用这种权力的调整谋取财富。经济的转轨最后带来整个文化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所造就的一批批富人层便打上了原罪的烙印。比如上海首富周正毅,早先的牟其中,前年的杨斌,仰融都是现成的例子。究其根源,这一现象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说的,中国缺少金钱伦理,即孔子理论的核心,缺少“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道德二字,那么中国人搞市场是不需要诸多的教堂,甚至新教教义来作为某种道德重建之路呢?所幸休谟这样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线索,即德与恶并非完全用理性来发现,也不完全从观念的比较中发现的,休谟在其论德与恶一文中指出“我们借以认识道德的善恶的难解印象只不过那些特别的痛苦或快乐”“德与恶是通过我们纯粹惯观察和思考的一切行为、情绪或品格时所产生的快乐和痛苦来区分的。”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仅仅参照一下美国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斑,局外人看九十年代的美国,看到的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管制放松成功的典范,克林顿政府也在喋喋不休的夸耀为美国创造了1350年就业机会,但是,美国人民看到的却是社会和生活失去稳定:无情的经济刀斧在工厂发威,伴随而来的则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裁员以及自尊在瞬间粉粹无遗。九十年代的美国人,绝对比五十年代的同胞拥有得更多,更新奇的物质享受,可是他们却不像以前的人那么自觉有福气,那么安全,那么自信。马克说:“家父28岁的时候,就靠着一份收入,买了一栋全新的三间卧室的房子。现在我们两人有两份收入,却只买得起三间卧室的旧房子。一直到去年,我已经36岁了,才把学生贷款还清。在我这个年纪,家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

    经济全球化过程看来是使富者更富,穷者恒穷。利润的追求使跨国大公司和大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使企业利润迅速扩大化。相对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选择性却远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拥有者那么多。过去,美国工会的力量强大,而现在,只要企业主动放出风声,可能移居海外,无论是工人还是工会都得老老实实。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在这种比赛中,绝大多数的人会输,但民主政体注定由多数统治少数。因此,除非民主政体灭亡,由市场统一一切,形成全球经济寡头政治,否则,民主政制就将沦为输家独裁,其结果不仅摧毁全球市场,连过去半个世纪建立起的国际贸易都可能不保。

    随着南怀谨重读论语,是一种奇妙的,没有终点的旅程。当人们的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时,经济利益和福祉因市场经济而急遽扩大。没有一个国家想要放弃市场,断绝对外贸易,或如老子一般的反对一切可能的前进,但是,当革命可能革到自己头上时,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出现,在美国中产阶级那里表现最为明显,人们高呼口号,警告如果任由市场一意孤行,战后资本主义带来的福祉将消失殆尽;连热心拥护全球化的人们都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身受全球化之害的人会远远多于由此得益的人,由此导致社会分裂。“少数的知识员工与其他广大的员工之间,会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管理大师德鲁克),面对此景,在我们还未来得及将文化掮进背包时,新的车轮已经响起,它将使向何处,无从知晓。而1996年参加总统侯选的布坎南则干脆提出“把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并得到民众欢呼。(语别裁八佾第三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