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族谱——我的家族热情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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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长篇小说谁在巴别塔尖中我提出了一种系统的以废除伦理为中心的社会改革方案：国家应该在婴儿出生时便将他们送到专门机构抚育，不能让家庭拥有婴儿，婴儿的成长费用完全由国家负责，在他长大成人之后国家发给平等数量的创业费，便由他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决定未来。男女享有完全的性交自由权，他们没有任何家庭的义务，因为家庭根本不存在，他们只要随心所欲地去完全享受生活。于是所有的人真正平等了，同时又拥有绝对的自由，这才是人应该渡过的一生。今年寒假我却突然收到一个红色的16开本精装的榆社县曹氏家谱，让我感觉非常具有讽刺意义。
我翻看那本家谱，这是按照民国初年印制的旧家谱增订来的。据家谱上说，我们家是在明朝初年有始祖曹广公从榆次迁到榆社的，曹广公同太谷曹家大院（三多堂）的主人那时是亲兄弟，最初家在榆社城南。后来由于人口的压力从县城迁居到榆社北川的乡下，其中长门在青峪村、二门在千峪村、三门在西周村，各门有自己的祠堂，县城有曹氏总祠堂，直到民国时期祠堂仍然完好，后来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平了。如今曹氏除了在榆社县北川聚集外，子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历史上曹氏有不少的官员，在现代又有不少的国家干部，这就是大概的历史。
我回想我从小到大的家族热情。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听爷爷讲曹氏家业的兴旺，除了大片的良田还有自己的酒坊和粮店，在家业开始发展时土改发生了。我还听爷爷说曹氏二门祠堂当年非常气派，后来在文革中才被捣毁。这样我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家族观念，当我在报刊上看到一个曹姓时总会特别注意，仿佛真的是我的亲人一般。那时经常听祖父津津乐道地讲一些传奇故事，像胡家将、杨家将和曹家将，他的那种家族热情就滚滚地表现出来了，也不免感染了听故事的我们。祖父还一再提到一个家谱，他说家谱在日本人扫荡时被毁掉了，不过他想其他族人一定还有保存的。
记得我在上高中前的那个夏天曾经回到老家的，那的确是让我有过无比温暖的记忆的，我几乎可以在每家都任意地穿梭。后来我却渐渐地思考在中国何以民主就无法推行，我发现罪魁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家族制度，中国那自夸唯一不断的文明就是那样世代相传的，于是就有了我在文首提到的激进的思想。当我翻到记录我的那一页时，我惊奇地发现家谱中把我的资料记错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家族吗？这让我非常气愤，我狠狠地讲它扔到角落里了。
一天突然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造访我们家，他非常和蔼地给我们讲过去曹家的历史，原来他就是这次曹氏家谱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曾经远赴外地去同原来家族的传人联系。当天他就理直气壮地叫我堂弟用摩托去送他到附近几个地方去送家谱，晚上他居然返回到我们家。我出于礼貌让他住在我们家，晚上他津津乐道地给我讲他有趣的家族故事，那笑容仿佛是我去世的祖父的，这不免感染了我。
他本人是榆社一中的门卫，平时他经常破格照顾曹氏的学生，也就是经常把曹氏的和其他学生放出校门（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外，去年底被保卫科的人发现后就把工作丢掉了。不过他似乎一点都不失意，他还高兴地告诉我太原一个做董事长的族人已经帮他安排好了一个工作。
他说他曾经为一个族人在学校做过一件好事。一次一个曹氏家长在开完家长会后发现自己的自行车不见了，他知道后就让她随便骑走一个没有锁的自行车，后来发现一个学生把自行车丢了。他这种侠义的精神，我感觉严重违反了法律，他自己却津津乐道。
我还听说这次重修家谱的缘起。据说曹氏家族的一个为非作歹的人在外地被公安抓获了，那个局长知道他的姓氏和籍贯后就把他无罪释放了，因为那个局长就是太谷三多堂的人，而太谷的曹氏同榆社的曹氏是源于同一个祖先的。那个人回来之后就力主续谱，本来这次还要同山东的曹氏联谱的，由于资金问题而暂时将曹广公的谱修订在一起。
还在祖父在世时，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一句俗语“天下曹曹是一家”的来源。据说过去曹氏不分节，官府审案时凡是涉及曹氏的人，就有其他曹氏的人聚众影响审案的公正，后来官府迫使曹氏分节。我不知道这句俗语只是我们这里流传还是其他地方也有，但是当我在高二接受启蒙主义思想后就让我非常反感。
晚上他就在我的屋子睡觉，他像祖父一样微笑着给我讲另外的趣事。在他看来曹氏占据的政府职位越多就越能够违法，他热切地劝我将来到政府做官，为曹氏光耀门楣。当他得知我在写作上的特长时，就计划让我写家谱的序言。虽然我们在600年前是一家，但是他在我家一点都不客气地走动。他告诉我可能马上要重修曹氏祠堂，可能是由北京军区司令李得胜的夫人（榆社曹氏人）资助。
他几乎能把那本家谱背下来了，他一有时间就笑眯眯地阅读那本家谱。他可以给我指出来曹氏在明朝末年和土改期间一些人突然消失，前一次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强征走了，后来的是被当作地主打死了。他还特意找到一个断绝联系的后任，那时在明朝末年做朔州儒学训导的族人，后来就没有后人了。他怀疑现任的县委书记（姓曹，朔州人）是那个人的后代，他正准备找书记的空隙去问询，书记在扉页的题词就是他去找的。晚上他连着吸烟，吸完烟又雷霆万钧地打鼾，让我第二天就扁桃体发炎了。
当我在太原晋祠参观王氏祠堂时，我发现王氏族谱居然编了那样的一摞，我陡然感觉中国的那种家族力量的强大。的确在中国曹氏可能只是大姓中的中姓，像张王李这样的大姓要是都按照家族来做事，那样中国法制的公正还如何维护。幸好是我向同学打听，发现许多姓氏的族谱都在过去内忧外患中中断了。不过虽然那种大家族纽带可以断裂，但是平时那种近的伦理的纽带又如何能断，我感觉许多的恶就隐藏在那种伦理当中。
其实家族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纽带在现在完全可以让另外一种新的纽带所取代，我们今天许多的罪恶就是通过伦理关系，或者是赖于伦理关系而存在的。所以最近我正在谋划一本旨在建立新道德的书——人类所需的唯一道德——契约精神，我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将人类过去的旧道德一并铲除，只是剩下唯一简单而明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006-2-28于榆社
在我的长篇小说谁在巴别塔尖中我提出了一种系统的以废除伦理为中心的社会改革方案：国家应该在婴儿出生时便将他们送到专门机构抚育，不能让家庭拥有婴儿，婴儿的成长费用完全由国家负责，在他长大成人之后国家发给平等数量的创业费，便由他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决定未来。男女享有完全的性交自由权，他们没有任何家庭的义务，因为家庭根本不存在，他们只要随心所欲地去完全享受生活。于是所有的人真正平等了，同时又拥有绝对的自由，这才是人应该渡过的一生。今年寒假我却突然收到一个红色的16开本精装的榆社县曹氏家谱，让我感觉非常具有讽刺意义。
我翻看那本家谱，这是按照民国初年印制的旧家谱增订来的。据家谱上说，我们家是在明朝初年有始祖曹广公从榆次迁到榆社的，曹广公同太谷曹家大院（三多堂）的主人那时是亲兄弟，最初家在榆社城南。后来由于人口的压力从县城迁居到榆社北川的乡下，其中长门在青峪村、二门在千峪村、三门在西周村，各门有自己的祠堂，县城有曹氏总祠堂，直到民国时期祠堂仍然完好，后来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平了。如今曹氏除了在榆社县北川聚集外，子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历史上曹氏有不少的官员，在现代又有不少的国家干部，这就是大概的历史。
我回想我从小到大的家族热情。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听爷爷讲曹氏家业的兴旺，除了大片的良田还有自己的酒坊和粮店，在家业开始发展时土改发生了。我还听爷爷说曹氏二门祠堂当年非常气派，后来在文革中才被捣毁。这样我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家族观念，当我在报刊上看到一个曹姓时总会特别注意，仿佛真的是我的亲人一般。那时经常听祖父津津乐道地讲一些传奇故事，像胡家将、杨家将和曹家将，他的那种家族热情就滚滚地表现出来了，也不免感染了听故事的我们。祖父还一再提到一个家谱，他说家谱在日本人扫荡时被毁掉了，不过他想其他族人一定还有保存的。
记得我在上高中前的那个夏天曾经回到老家的，那的确是让我有过无比温暖的记忆的，我几乎可以在每家都任意地穿梭。后来我却渐渐地思考在中国何以民主就无法推行，我发现罪魁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家族制度，中国那自夸唯一不断的文明就是那样世代相传的，于是就有了我在文首提到的激进的思想。当我翻到记录我的那一页时，我惊奇地发现家谱中把我的资料记错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家族吗？这让我非常气愤，我狠狠地讲它扔到角落里了。
一天突然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造访我们家，他非常和蔼地给我们讲过去曹家的历史，原来他就是这次曹氏家谱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曾经远赴外地去同原来家族的传人联系。当天他就理直气壮地叫我堂弟用摩托去送他到附近几个地方去送家谱，晚上他居然返回到我们家。我出于礼貌让他住在我们家，晚上他津津乐道地给我讲他有趣的家族故事，那笑容仿佛是我去世的祖父的，这不免感染了我。
他本人是榆社一中的门卫，平时他经常破格照顾曹氏的学生，也就是经常把曹氏的和其他学生放出校门（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外，去年底被保卫科的人发现后就把工作丢掉了。不过他似乎一点都不失意，他还高兴地告诉我太原一个做董事长的族人已经帮他安排好了一个工作。
他说他曾经为一个族人在学校做过一件好事。一次一个曹氏家长在开完家长会后发现自己的自行车不见了，他知道后就让她随便骑走一个没有锁的自行车，后来发现一个学生把自行车丢了。他这种侠义的精神，我感觉严重违反了法律，他自己却津津乐道。
我还听说这次重修家谱的缘起。据说曹氏家族的一个为非作歹的人在外地被公安抓获了，那个局长知道他的姓氏和籍贯后就把他无罪释放了，因为那个局长就是太谷三多堂的人，而太谷的曹氏同榆社的曹氏是源于同一个祖先的。那个人回来之后就力主续谱，本来这次还要同山东的曹氏联谱的，由于资金问题而暂时将曹广公的谱修订在一起。
还在祖父在世时，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一句俗语“天下曹曹是一家”的来源。据说过去曹氏不分节，官府审案时凡是涉及曹氏的人，就有其他曹氏的人聚众影响审案的公正，后来官府迫使曹氏分节。我不知道这句俗语只是我们这里流传还是其他地方也有，但是当我在高二接受启蒙主义思想后就让我非常反感。
晚上他就在我的屋子睡觉，他像祖父一样微笑着给我讲另外的趣事。在他看来曹氏占据的政府职位越多就越能够违法，他热切地劝我将来到政府做官，为曹氏光耀门楣。当他得知我在写作上的特长时，就计划让我写家谱的序言。虽然我们在600年前是一家，但是他在我家一点都不客气地走动。他告诉我可能马上要重修曹氏祠堂，可能是由北京军区司令李得胜的夫人（榆社曹氏人）资助。
他几乎能把那本家谱背下来了，他一有时间就笑眯眯地阅读那本家谱。他可以给我指出来曹氏在明朝末年和土改期间一些人突然消失，前一次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强征走了，后来的是被当作地主打死了。他还特意找到一个断绝联系的后任，那时在明朝末年做朔州儒学训导的族人，后来就没有后人了。他怀疑现任的县委书记（姓曹，朔州人）是那个人的后代，他正准备找书记的空隙去问询，书记在扉页的题词就是他去找的。晚上他连着吸烟，吸完烟又雷霆万钧地打鼾，让我第二天就扁桃体发炎了。
当我在太原晋祠参观王氏祠堂时，我发现王氏族谱居然编了那样的一摞，我陡然感觉中国的那种家族力量的强大。的确在中国曹氏可能只是大姓中的中姓，像张王李这样的大姓要是都按照家族来做事，那样中国法制的公正还如何维护。幸好是我向同学打听，发现许多姓氏的族谱都在过去内忧外患中中断了。不过虽然那种大家族纽带可以断裂，但是平时那种近的伦理的纽带又如何能断，我感觉许多的恶就隐藏在那种伦理当中。
其实家族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纽带在现在完全可以让另外一种新的纽带所取代，我们今天许多的罪恶就是通过伦理关系，或者是赖于伦理关系而存在的。所以最近我正在谋划一本旨在建立新道德的书——人类所需的唯一道德——契约精神，我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将人类过去的旧道德一并铲除，只是剩下唯一简单而明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006-2-28于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