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涯我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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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小学生活很久了，但想起那时的情境，那时教过自己的老师，还是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的故事，没有一点褪色的迹象。
在心里被我默认为第一位恩师的老师是王老师，当时我上的是村级小学，老师一般都是本土的，这位王老师有两点与众不同：一、他是从别的学校调来的，是吃住都在学校的全职老师，不用像别的老师上完课还要到地里干活，因此他更符合我心目中关于一位老师标准：我从影视作品、图书里得到的关于老师的间接经验；二、王老师四五十岁，透着红的白皮肤也让他更像想象中的一位老师，我们村里的老师大都有着和劳动人民一样的黑皮肤。
那时我脑子学习刚开窍，不再坐红椅子：班级重大考试公布成绩，贴在校园的墙上公示和展览，往往把最后几名用红笔标出以示警告和区别，我一年级学习不知所云，坐过红椅子，弄得我一个寒假都抬不起头来。二年级学习成绩开始有所好转，老师这样描述我的状态：像睡醒一样。到三年级我是彻底醒了，三年级和五年级一样的考题，我得满分，五年级的学生有得0分的。我是老师的骄傲，老师是我的超级偶像，又遇见这样一位特像老师的老师，对他自是很崇拜。他的话对我来讲，有毛主席语录的号召力。
当时村里包电影，对村民来说这是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孩子们来讲更是可以排列到和过新年同样级别的一件重大事件，并且这种看电影的经验可以让你回味一生，虽然现在电视早就取代了电影，更有网络电影的崛起，让电影基本上成了随处可见的大众文化。
晚上才放的电影，孩子们往往天一亮就搬着小板凳去占地方了。地上一般像盖房子一样布满线条和建筑，划出疆界。我是文弱的女孩，家里的哥哥大我许多，在记忆中他们不在家的，姐姐正是如花少女，占地方这件事无可选择的落在我身上，我负责给母亲姐姐等占位置。虽然我占不到好地方，但总比从外村赶回来的人位置要好一点吧。我的作用也是不可抹煞的。
不知道为什么王老师放学时说看看谁能不去占座位，晚上在家学习。我当时对老师崇拜的不行，他说的话自然言听计从，果然没去占位置，可也无所事事的站在旁边看人家跑马圈地。我想象不出我当时是不是有决心任凭外面锣鼓喧天自己在家学习，反正没占地方。到晚上姐姐问我地方呢，我说没占，姐姐对我大发雷霆，姐姐也是我的偶像，她是村里孩子们的精神领袖，她的身边总能热热闹闹的聚一大堆朋友，而我这个小妹从小到大都是孤家寡人，唯一不好的是姐姐对我很严厉，我和妈妈都归她管，爸爸她管一半。一边是神圣的老师不让看电影，一边是严厉的姐姐的呵斥，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迷惑，不知道谁说得更有道理。
后来大了，罩在王老师头上的神圣光环才慢慢隐去。
还有一位小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数学老师，叫兴根。学校就在村东头，今年夏天回家安葬老父亲，经过学校，离开学校20多年了吧，学校还在老地方，只是已焕然一新。那时大点的小学生晚饭后都提着小油灯到学校去加夜班，我对他们特别羡慕，在我心里挑灯夜读也是一种境界。只是我们低年级还不要求晚上上夜自习，但也有三两个自觉去的，我也终于找到了可以去的理由，晚上提着浆糊瓶做成的小油灯加入了大孩子一族，感觉有点飘飘然了，到了学校才发觉冷清，一间教室里亮着三四个小油灯，连着去了几个晚上，忘了是怎么渡过的，反正没学习，记得老师说我：你也别来了，来了也学不了。新鲜感消失了，也真的不去了。
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一天不知谁提议每个学生自愿从家里带几个鸡蛋，到老师家里看老师去，理由是老师的对象作了流产手术，意见出奇的统一，没人敢提出异议，我的感觉好像是参加成人仪式一样的神圣。忘了是那一天，什么季节，只是还清楚的记得那天的太阳，8、9点钟的样子，斜挂在天空，照耀着我们的校园，照耀着教室外面一群女生，（似乎男生没参与这件事），每人手捧几个鸡蛋，聚在教室的屋檐下，等着一块去老师家表达自己的一份关怀，像一个大人一样。
那时我的数学成绩还是很好，兴根老师待我很好，我天天去老师的办公室向老师请教问题、“切磋学问”我一点不怕班主任的。我是学习尖子，经常代表学校参加镇里组织的竞赛，但平时也免不了有考得不很好的时候，我又不是天才。一次普通考试，成绩出来发现一道题因为一个低级错误被扣分，大概虚荣心吧，也有点想挑战老虎威严的玩闹意思，在卷子上轻轻一改我就去办公室找兴根老师说老师给判错了，结果兴根老师一眼就戳破了我的鬼把戏，弄得我倒不好看起来。
校园里有高大的杨树，杨树之间安装着秋千，农村的孩子特别胆大，一个秋千玩出好多花样：单人、双人；坐着、站着。。秋千荡的老高，简直可以伸手摘到绿油油的光华坚硬的杨树叶。终于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掉下来，摔的不轻，地上还有斑斑血迹，秋千架才安静了几天，不久那里又是一片喧哗。那时候我好像整天呆在学校的，上课在，下课也在，还记得中午学校里静悄悄的，我和一两个好友独自霸占着校园，秋千是我的了，愿意荡多久就荡多久。
在学校里我还有一个秘密活动：捡粉笔头，那时粉笔是老师专用的东西，轻易落不到学生的手里，每个老师上课时自带板书用的粉笔，下课后再带走，不像后来上课的大学，讲桌上总是放着一盒粉笔，老师们又写不了几个字，所以一盒粉笔总是满满插在那里，感觉好几个星期都不变样，等的让人心急，大学的学生们好像谁也不愿到黑板上展示自己的墨宝，大家似乎更热衷于课桌文化。虽然粉笔宝贵，从教室扫出的垃圾里也总能找出还可以捏的住的粉笔头，特别是大雨过后，倒在教室外面的垃圾被雨水冲过，一个个粉笔头就露出来了，雪白雪白的，我最喜欢下雨后第一个跑到学校捡这些财宝，很长时间以来，这都是我的一个小秘密。此外还可以捡到被同学扔掉的小铅笔头，用小刀把笔杆刨开，取出躺在里面的苗条细直的笔芯，装入自己的自动铅笔里再用，也有一种很有收获的满足，像老农收获庄稼。
后来离开老家去城里上学，后来全家跟着爸爸搬到城里住，就这样告别了我的小学校园，告别了我童年生活。
距离小学生活很久了，但想起那时的情境，那时教过自己的老师，还是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的故事，没有一点褪色的迹象。
在心里被我默认为第一位恩师的老师是王老师，当时我上的是村级小学，老师一般都是本土的，这位王老师有两点与众不同：一、他是从别的学校调来的，是吃住都在学校的全职老师，不用像别的老师上完课还要到地里干活，因此他更符合我心目中关于一位老师标准：我从影视作品、图书里得到的关于老师的间接经验；二、王老师四五十岁，透着红的白皮肤也让他更像想象中的一位老师，我们村里的老师大都有着和劳动人民一样的黑皮肤。
那时我脑子学习刚开窍，不再坐红椅子：班级重大考试公布成绩，贴在校园的墙上公示和展览，往往把最后几名用红笔标出以示警告和区别，我一年级学习不知所云，坐过红椅子，弄得我一个寒假都抬不起头来。二年级学习成绩开始有所好转，老师这样描述我的状态：像睡醒一样。到三年级我是彻底醒了，三年级和五年级一样的考题，我得满分，五年级的学生有得0分的。我是老师的骄傲，老师是我的超级偶像，又遇见这样一位特像老师的老师，对他自是很崇拜。他的话对我来讲，有毛主席语录的号召力。
当时村里包电影，对村民来说这是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孩子们来讲更是可以排列到和过新年同样级别的一件重大事件，并且这种看电影的经验可以让你回味一生，虽然现在电视早就取代了电影，更有网络电影的崛起，让电影基本上成了随处可见的大众文化。
晚上才放的电影，孩子们往往天一亮就搬着小板凳去占地方了。地上一般像盖房子一样布满线条和建筑，划出疆界。我是文弱的女孩，家里的哥哥大我许多，在记忆中他们不在家的，姐姐正是如花少女，占地方这件事无可选择的落在我身上，我负责给母亲姐姐等占位置。虽然我占不到好地方，但总比从外村赶回来的人位置要好一点吧。我的作用也是不可抹煞的。
不知道为什么王老师放学时说看看谁能不去占座位，晚上在家学习。我当时对老师崇拜的不行，他说的话自然言听计从，果然没去占位置，可也无所事事的站在旁边看人家跑马圈地。我想象不出我当时是不是有决心任凭外面锣鼓喧天自己在家学习，反正没占地方。到晚上姐姐问我地方呢，我说没占，姐姐对我大发雷霆，姐姐也是我的偶像，她是村里孩子们的精神领袖，她的身边总能热热闹闹的聚一大堆朋友，而我这个小妹从小到大都是孤家寡人，唯一不好的是姐姐对我很严厉，我和妈妈都归她管，爸爸她管一半。一边是神圣的老师不让看电影，一边是严厉的姐姐的呵斥，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迷惑，不知道谁说得更有道理。
后来大了，罩在王老师头上的神圣光环才慢慢隐去。
还有一位小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数学老师，叫兴根。学校就在村东头，今年夏天回家安葬老父亲，经过学校，离开学校20多年了吧，学校还在老地方，只是已焕然一新。那时大点的小学生晚饭后都提着小油灯到学校去加夜班，我对他们特别羡慕，在我心里挑灯夜读也是一种境界。只是我们低年级还不要求晚上上夜自习，但也有三两个自觉去的，我也终于找到了可以去的理由，晚上提着浆糊瓶做成的小油灯加入了大孩子一族，感觉有点飘飘然了，到了学校才发觉冷清，一间教室里亮着三四个小油灯，连着去了几个晚上，忘了是怎么渡过的，反正没学习，记得老师说我：你也别来了，来了也学不了。新鲜感消失了，也真的不去了。
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一天不知谁提议每个学生自愿从家里带几个鸡蛋，到老师家里看老师去，理由是老师的对象作了流产手术，意见出奇的统一，没人敢提出异议，我的感觉好像是参加成人仪式一样的神圣。忘了是那一天，什么季节，只是还清楚的记得那天的太阳，8、9点钟的样子，斜挂在天空，照耀着我们的校园，照耀着教室外面一群女生，（似乎男生没参与这件事），每人手捧几个鸡蛋，聚在教室的屋檐下，等着一块去老师家表达自己的一份关怀，像一个大人一样。
那时我的数学成绩还是很好，兴根老师待我很好，我天天去老师的办公室向老师请教问题、“切磋学问”我一点不怕班主任的。我是学习尖子，经常代表学校参加镇里组织的竞赛，但平时也免不了有考得不很好的时候，我又不是天才。一次普通考试，成绩出来发现一道题因为一个低级错误被扣分，大概虚荣心吧，也有点想挑战老虎威严的玩闹意思，在卷子上轻轻一改我就去办公室找兴根老师说老师给判错了，结果兴根老师一眼就戳破了我的鬼把戏，弄得我倒不好看起来。
校园里有高大的杨树，杨树之间安装着秋千，农村的孩子特别胆大，一个秋千玩出好多花样：单人、双人；坐着、站着。。秋千荡的老高，简直可以伸手摘到绿油油的光华坚硬的杨树叶。终于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掉下来，摔的不轻，地上还有斑斑血迹，秋千架才安静了几天，不久那里又是一片喧哗。那时候我好像整天呆在学校的，上课在，下课也在，还记得中午学校里静悄悄的，我和一两个好友独自霸占着校园，秋千是我的了，愿意荡多久就荡多久。
在学校里我还有一个秘密活动：捡粉笔头，那时粉笔是老师专用的东西，轻易落不到学生的手里，每个老师上课时自带板书用的粉笔，下课后再带走，不像后来上课的大学，讲桌上总是放着一盒粉笔，老师们又写不了几个字，所以一盒粉笔总是满满插在那里，感觉好几个星期都不变样，等的让人心急，大学的学生们好像谁也不愿到黑板上展示自己的墨宝，大家似乎更热衷于课桌文化。虽然粉笔宝贵，从教室扫出的垃圾里也总能找出还可以捏的住的粉笔头，特别是大雨过后，倒在教室外面的垃圾被雨水冲过，一个个粉笔头就露出来了，雪白雪白的，我最喜欢下雨后第一个跑到学校捡这些财宝，很长时间以来，这都是我的一个小秘密。此外还可以捡到被同学扔掉的小铅笔头，用小刀把笔杆刨开，取出躺在里面的苗条细直的笔芯，装入自己的自动铅笔里再用，也有一种很有收获的满足，像老农收获庄稼。
后来离开老家去城里上学，后来全家跟着爸爸搬到城里住，就这样告别了我的小学校园，告别了我童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