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96章 谦虚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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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整个国家人口只剩下原来的好几分之一，这么少的人口，又有那么多的土地，百姓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王朝的经济也会不断发展，也就有了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
对于唐初的贞观时代也是如此。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这是李世民的选择。
虽然说这种政治制度，是杨坚开创的，但是你使用的人，也必须有智慧，用好这个政治制度才行。
其实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
每一个政令的形成。
都必须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
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
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
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
其实选择何种政治体制，是非常考验人的智慧的。
李世民选用短命王朝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确实是几千年封建王朝中最科学，最完善，也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种政治制度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
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唐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
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自己在决策中出现可能的失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八百五十三个帝王中，唯一只有李世民一个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这个做法表面上是限制了帝王的权力。
实际上确是对国家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杜绝错误的决定，并且因为给了臣子否决他的权利，更让臣子们对帝王的更加忠诚、更加认真谨慎的使用这个否决的权力。
李世民对于权力使用的谨慎程度，可以说是到了极至。
因为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
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经常让身边的人提醒自己，要自我克制欲望。
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
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再三叮嘱臣下，不要因为自己不高兴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能够同心协力共济致治的重要因素。
李世民知道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注重选贤任能。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
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真是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
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非常重视人才选拔。
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
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非常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
隋炀帝拒谏，说明了他过于自高自大，不能看清楚自己，也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他做的很多事情，出发点和落脚点肯定是正确的。
但他采取的办法确是错误的。
赵卫东分析，隋炀帝看到他父亲隋文帝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创造出无比辉煌的业绩，隋炀帝也想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以体现他比自己的父亲更有才能、更加出色，想要超越自己的父亲。
可惜正是隋炀帝不能很好的掌握度。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智慧跟他的父亲相比，就有很大的差距。
做为高明的有智慧的帝王，他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再聪明，也是有限度的。
只有依靠集思广益，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为此，特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更加重视有才能人的意见。
这样才能尽量使每个方案或策略尽善尽美，因此才特别注重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如果把费尽力气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发挥作用。
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而且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那么也就不能把国家建设好管理好。
一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能力实在是太渺小了。
只有使依靠一支庞大优秀的团队，才能管理好建设好国家。
国家的首脑，最关键就是如何如何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如何组建好一支优秀的国家管理团队，用好这支团队，充分发挥这支优秀团队的作用，才能真正把一个庞大的国家管理好建设好。
很明显如何充分发挥优秀团队的作用就至关重要。
没有想到隋炀帝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不知道要吸取国家重臣的智慧，不肯听取不同意见，一意孤行。
才有可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让一个强大到极点的国家。
走上毁灭的道路。
只有把所有人的智慧集中起来，在广泛听取大家意见中，发现其中闪光的东西，同时也使得每个缺陷都被发现和纠正。
这样才能真正把国家管理好建设好。
为此李世民特别注意集思广益，害怕决策错误造成严重后果。
在他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
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
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其实越是聪明的人，就是越知道集思广益。
他的失误就会越少，事情也就做得越好，就说隋炀帝，他的父亲留给他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如果不是他任意妄为，不听臣子们的正确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国家走向灭亡。
这也是因为他的无知，不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很明显站在那个最高的位子上，没有相应的才能智慧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毁了一个国家。
而智慧有才能的领导才有常人都没有的胸襟和气度。
能够主动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从善如流。
唐太宗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和纳谏的人，这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唐太宗还特别重视官吏的清廉问题。
这对于任何王朝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要绝大多数的官员都能清廉的朝代，那么这个朝代就会强大，百姓就能安居乐业。
而官员腐败严重的时期。
就是朝代特别腐败没落的时期，贪污腐败最为严重的时候，就是王朝走向灭亡的前夜。
因此唐太宗不仅命房玄龄合并官署，裁减官吏。
只有官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才不会重，因为国家的所有开支，全部都是老百姓承担的。
国家的开支越多，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
如果负担过重，老百姓就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决生活极端困苦问题，他们只能奋不顾身的起来，推翻欺压他们的官府朝廷，希望改变生活困苦的状况。
所以很多聪明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夺得天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抚百姓，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让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很明显，实行轻徭薄赋，国家的收入就少了。
为了避免财政危机，聪明的统治者，就会从官府的开支上想办法，如何减少财政开支。
减少机构减少官吏，就减少财政开支的好办法。
李世民对此也非常重视。
在采纳隋朝优秀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为了预防腐败。
而且他还选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经常巡察全国，考察吏治，严厉惩治腐败。
又亲自选派清正廉洁有才能的都督、刺史等地方任职。
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必定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整个国家人口只剩下原来的好几分之一，这么少的人口，又有那么多的土地，百姓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王朝的经济也会不断发展，也就有了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
对于唐初的贞观时代也是如此。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这是李世民的选择。
虽然说这种政治制度，是杨坚开创的，但是你使用的人，也必须有智慧，用好这个政治制度才行。
其实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
每一个政令的形成。
都必须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
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
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
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
其实选择何种政治体制，是非常考验人的智慧的。
李世民选用短命王朝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确实是几千年封建王朝中最科学，最完善，也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种政治制度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
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唐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
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自己在决策中出现可能的失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八百五十三个帝王中，唯一只有李世民一个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这个做法表面上是限制了帝王的权力。
实际上确是对国家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杜绝错误的决定，并且因为给了臣子否决他的权利，更让臣子们对帝王的更加忠诚、更加认真谨慎的使用这个否决的权力。
李世民对于权力使用的谨慎程度，可以说是到了极至。
因为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
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经常让身边的人提醒自己，要自我克制欲望。
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
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再三叮嘱臣下，不要因为自己不高兴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能够同心协力共济致治的重要因素。
李世民知道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注重选贤任能。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
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真是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
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非常重视人才选拔。
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
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非常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
隋炀帝拒谏，说明了他过于自高自大，不能看清楚自己，也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他做的很多事情，出发点和落脚点肯定是正确的。
但他采取的办法确是错误的。
赵卫东分析，隋炀帝看到他父亲隋文帝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创造出无比辉煌的业绩，隋炀帝也想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以体现他比自己的父亲更有才能、更加出色，想要超越自己的父亲。
可惜正是隋炀帝不能很好的掌握度。
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智慧跟他的父亲相比，就有很大的差距。
做为高明的有智慧的帝王，他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再聪明，也是有限度的。
只有依靠集思广益，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为此，特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更加重视有才能人的意见。
这样才能尽量使每个方案或策略尽善尽美，因此才特别注重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如果把费尽力气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发挥作用。
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而且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那么也就不能把国家建设好管理好。
一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能力实在是太渺小了。
只有使依靠一支庞大优秀的团队，才能管理好建设好国家。
国家的首脑，最关键就是如何如何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如何组建好一支优秀的国家管理团队，用好这支团队，充分发挥这支优秀团队的作用，才能真正把一个庞大的国家管理好建设好。
很明显如何充分发挥优秀团队的作用就至关重要。
没有想到隋炀帝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不知道要吸取国家重臣的智慧，不肯听取不同意见，一意孤行。
才有可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让一个强大到极点的国家。
走上毁灭的道路。
只有把所有人的智慧集中起来，在广泛听取大家意见中，发现其中闪光的东西，同时也使得每个缺陷都被发现和纠正。
这样才能真正把国家管理好建设好。
为此李世民特别注意集思广益，害怕决策错误造成严重后果。
在他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
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
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其实越是聪明的人，就是越知道集思广益。
他的失误就会越少，事情也就做得越好，就说隋炀帝，他的父亲留给他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如果不是他任意妄为，不听臣子们的正确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国家走向灭亡。
这也是因为他的无知，不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很明显站在那个最高的位子上，没有相应的才能智慧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毁了一个国家。
而智慧有才能的领导才有常人都没有的胸襟和气度。
能够主动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从善如流。
唐太宗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和纳谏的人，这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唐太宗还特别重视官吏的清廉问题。
这对于任何王朝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要绝大多数的官员都能清廉的朝代，那么这个朝代就会强大，百姓就能安居乐业。
而官员腐败严重的时期。
就是朝代特别腐败没落的时期，贪污腐败最为严重的时候，就是王朝走向灭亡的前夜。
因此唐太宗不仅命房玄龄合并官署，裁减官吏。
只有官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才不会重，因为国家的所有开支，全部都是老百姓承担的。
国家的开支越多，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
如果负担过重，老百姓就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决生活极端困苦问题，他们只能奋不顾身的起来，推翻欺压他们的官府朝廷，希望改变生活困苦的状况。
所以很多聪明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夺得天下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抚百姓，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让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很明显，实行轻徭薄赋，国家的收入就少了。
为了避免财政危机，聪明的统治者，就会从官府的开支上想办法，如何减少财政开支。
减少机构减少官吏，就减少财政开支的好办法。
李世民对此也非常重视。
在采纳隋朝优秀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为了预防腐败。
而且他还选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经常巡察全国，考察吏治，严厉惩治腐败。
又亲自选派清正廉洁有才能的都督、刺史等地方任职。
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