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女和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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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北宋仍然设教坊以管理妓女，南宋废除了教坊制，规定城内妓女隶属“修内司”城外妓女隶属“殿前司”据江湖纪闻载，辛弃疾曾“微服登娼楼”“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可知宋时民间有“娼楼”“娼馆”等名称的妓院。
妓院除了被称为“娼楼”“娼馆”“行院”等外，还有一种叫做“瓦舍”的。梦梁录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即易聚易散之义，不知始于何时。顷者，京师（汴梁）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场。”从晚唐及五代开始，称妓院为“勾栏”和“青楼”李商隐词“帘轻幕重金勾栏”这里的“勾栏”原意是楼梯的扶手栏杆，因其制作精美华丽，李商隐遂以指代妓院娼家，后人沿袭下来，便成为妓院的代称。
其实“瓦舍”是“瓦里”的变化之称。瓦里，是辽代管理官奴的机构。辽史官职名里说：“内族外戚世官犯罪，没入瓦里。”辽史刑法志：“首恶之属，没入瓦里。”官奴几乎与官妓是一回事，故宋代沿用了辽的名称。另外，在酒库、酒楼、勾栏（在宋代“勾栏瓦舍”的实际意义，如同我们现在的“娱乐中心”不是单纯意义的妓院）歌馆、茶坊等处，都聚集了大量的妓女。
在宋东京，民间的妓馆比比皆是。其中“院街”的曲院街西，潘楼一带、相国寺外一带，妓馆群集。还有朱雀门往东的大街，除麦秸巷，状元楼外，其余的宅院都是妓馆。朱雀门往南有条杀猪巷也有妓馆，下桥南斜街，北斜街都设有妓馆。此外，东鸡儿巷，西鸡儿巷，录事巷，道者院前，牛行街也是妓馆设置地。更有“东回三曲”为妓女集中地，其中“南曲”的品味最高，设有庭院花卉，假山盆池，小室垂帘。(见罗烨醉翁谈录)。
官妓制度，是历代传流的娼妓制度，到唐宋间尤甚。大部分都是罚没家产的官员或者战俘的妻女。如南宋时妓女出身的女将军梁红玉，父亲在征伐方腊时贻误战机而被杀头，而她也被迫当了营妓。
可以说，从公元前841年左右到1644年的2500年间，我国妓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女性罪犯和男罪犯的妻女。妓女是政治的产物。
妓女的产生，除了给人以肉欲之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派与管仲设的“女闾七百”的关系，到唐宋诗词与妓女的唱和，都可以看到妓女的身影。而且，前面说了，这些妓女多是戴罪的妻女，她们多出身官宦之家，能识文断字，诵词解诗。
归纳之，中国古代的注册妓女有三种。一种是官妓，一种是民妓，一种是家妓。
先说家妓。家妓更多是作为储备礼金送人的，她们是古人裙带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家妓过着小姐似的生活，主人对她们只是有形式上的肉体所有权。在宋代，士大夫或者朋友之间，也有互相赠与的习俗，但她们最终是被送入更高的门第，以达到让主人获得政治利益的好处，而她们有时会获得妾的地位。
民妓在这一点上相对比较独立一些，她们的选择权自由度也少许大一些。特别是色佳艺绝者，是绝不随便接客的，客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风流才子，连暴发户都不接待，真正是往来无白丁。当然，大部分民营的妓院主要功能还是提供性服务。除了提供性服务外，宋代的妓女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担任卖酒的推销员，每到新酒上市，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这种凭槛招邀，谓之“卖客”的妓女，既有民妓也有官妓。
官妓，也叫营妓，开始是为军队配备的，但后来就成为政府所辖，为官吏们合法的社交场合交际时的润滑剂，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现代公关小姐，她们不仅仅色美，还要才艺、辞令、见识、智慧皆惫。能在官僚与官僚之间穿梭游弋，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虽然她们不属于哪一个官吏，但她们还是会像一般妓女物色夫婿，为自己“从良”而选择物色着可以倚靠的“大树”以落脚栖之。
这让人想起了薛涛，她随父亲至蜀中公干，父亲客死蜀中后，无以为生，遂沦落为妓女。因“辩慧工诗”为节度使韦皋召令侍酒赋诗，被许以“女校书”前后十一位节度使，皆以诗受知，称为诗妓，著有洪度集一卷，皆诗。
不过，象像薛涛那样的，能在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府上来去自如，名为妓，实际上是高级幕僚的官妓，在后世是没有了。她是中国真正以才识“参政”的民间女子，而且是以妓女的身份。这就让人不得不感叹大唐的包容大度的胸怀！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妓女是一种能够利用她们的公关手段从政的较特殊人群。
再来谈谈妓女与词的关系。
关于词，有一种说法，说它的起源在妓女。1979年版辞海对“词”的解释中指出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而“胡夷里巷之曲”唱诗易唱也好听，字中可加“和声”或在句中插入“泛声”唐朝中期以后，名人文士狎妓时，总觉得诗句绝句中平白加入不伦不类的字不是味道，遂开始为她们所唱的乐曲代填歌词。这样“词”这种文体便开始兴起了。胡适在他的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他的这种说法并不为错。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词”的产生，与妓女有一定的关系。
唐宋以来，男女交际，多为狎妓，文士邀宠娈女，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北宋承平百年，士大夫耽于玩乐，官府酒宴公务时，由官妓陪侍，斟酒，唱曲，这就需要新曲新词，供官妓在歌宴舞榭上娱宾遣兴。可以说，词这一体裁为士大夫所好，由俚俗一变为高雅，发展到顶峰，成为北宋文学的标志，也与妓女们与士子文人们的唱和及传播是有很大关联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
同时，妓女的诗词也深为当时狎妓的文人所倾倒，乃为相互传唱，流传很广。而一般良家女子之诗词反倒很少流传。恐怕这与妓女的思想较少束缚、接触文人名士既多且广不无关系。
赵宋承李唐遗风，公务聚餐、友人欢宴，皆有歌妓舞女助兴，盛况不减。所以，达官贵人之家，都蓄养家姬，或由官府教坊或由专业人士进行训练，只为酬酢宾客时娱宾遣兴之用，即一般文士亦会量力置妓，用以清歌妙舞、宴集欢娱。此所谓“红妆侑酒，侍奉有度”也。而这些歌妓的专业水平，也不是那些在“勾栏瓦舍”里进行大众表演者所能比拟的，可以说她们是专家级水平了。
即便是没有自家蓄养歌儿舞女，士大夫们的正常公务之中也是离不开妓女的。按照律令官员们不可出入民间妓院，但好在宋政府给他们准备了官妓，也就是营妓。苏轼有一首菩萨蛮就写的是当时杭州习俗：新任郡守陈襄到任，营妓（官妓）出境而迎的情景“绣帘高卷倾城出，灯前潋滟横波绿。皓齿发清歌，清辞入翠娥。”
被苏东坡称为“山抹微云君”的秦观，在他的满庭芳里写道：“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襟袖。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此词上半阕写景，下半阕抒情。其中的“香囊”、“罗带”、“襟袖”、“襟袖”、“青楼薄幸”云云，皆是流连妓家风月之结果。
而妓女为了迎合士大夫这种需要，在学弄弦弹琴舞蹈歌唱之余，也将识字作诗作为必修的功课。
宋人传奇谭意哥传（秦醇著）里说到一个叫谭意哥的妓女会写诗作词，就把自己的这个特长写在了名刺（即名片）上，一天，在一个宴会上（宋朝惯例：凡官方宴会都会请官妓作陪），一个叫蒋田的人“见其言（指名刺上会作诗），颇笑之。因令其对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后频添粉。’意乃执其公裳袂，对曰：‘木枣秋来也著绯。’公且惭且喜”
蒋田讥笑谭意哥虽然时时往脸上搽粉，可是却长得像个冬瓜一样难看。而意哥则挖苦蒋田的面貌像木枣一样难看，又借秋天枣子熟了变成红色来比喻蒋田穿着绯红服。（宋朝的四五品官员穿绯红官服）。
因为有了诗名，一位刘姓宰相来潭州（现长沙），意哥被点名作陪。在与宰相的唱和“咏望山亭”时，意哥的诗写道：
真仙去后已千载，此构危亭四望赊。
灵迹几迷三岛路，凭高空想五云车。
清猿啸月千岩晓，古木吟风一径斜。
鹤驾何时还古里，江城应少旧人家。
那个刘宰相读后惊叹不已，连声赞道：“此诗之妖也！”说意哥是个会作诗的妖精。
还有，南宋台州营妓严蕊，也是一个出口成章的妓女。在一次七夕宴上，有豪士谢士卿，命她即席成词，并且规定以己姓为韵。酒方行，严蕊便吟出鹊桥仙：“碧桐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此举让那些士大夫极为钦佩。
宋代妓女不但能作词，也善唱词作词。能改斋漫录中说，杭州西湖有一小官，闲唱秦少游满庭芳“偶误举一韵，唱作‘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曰：‘画角声断樵门，非斜阳也’。”这个小官就故意为难她说：“‘尔可改韵否？’琴操即改作‘阳’字韵：‘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断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秦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空望断，灯火已昏黄。’”
这个名叫琴操的妓女，不仅能当即指出他人唱词之误，亦能在极短时间将“门盆”韵的词改为“江阳”韵的词，没有极高的文学修养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少游的词受到妓女们的追捧，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词多是写给他的妓女情人的。最著名的莫过于鹊桥仙，词云：“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颜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说到文人与妓女的唱和，总不能避开柳三变。“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需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好一个“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至于在那个时代，不被皇帝看好，也不被士子理解。“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死后搞得连敢给他写碑作传的人都没有。这一切，皆缘于柳三变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而把妓女追求爱情追求幸福作为自己歌咏的主题！
而如今，我们也如当时的腐朽者一般，对当时的歌伎舞女抱着一种偏见，对那时的这一职业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
其时的妓女，绝非目下的“小姐”她们的艺术水平以及敬业操守，不亚于现今的艺人歌手。柳三变那时的职业，相当于现在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他放到今天的中国，要绝对红透两岸三地，成为专家级别的人物。可以说，柳三变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他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虽然，为了谋生，为了仕途，他四五十岁改名柳永，但至死没有发达。死的时候是青楼女子们集资而葬的，这让我想起了后代的另一个浪子唐寅，他在落花诗册写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有谁知。”这句“葬花词”似乎就是柳三变的写照。妓女们对他的爱慕，可从当时流传的一首顺口溜中得到证实：“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七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的。此后，每逢清明京师各地千百名妓，成群结队云聚其墓前祭奠，去祭奠这位词人，人谓“吊柳会”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这一情景的，题为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该活动一直持续数百年，至今江南、港台及东南亚，仍有此俗。也只有在文风肆意的宋朝，才会有此情深不俗的风尘女子，即使如今的千年之后，亦让人为柳三变扼腕一叹，唏嘘不已，也为情深怜才的风尘女子的不弃不离的侠义泪沾衣襟。
好一个“怜才不及众红裙”！
在宋代，北宋仍然设教坊以管理妓女，南宋废除了教坊制，规定城内妓女隶属“修内司”城外妓女隶属“殿前司”据江湖纪闻载，辛弃疾曾“微服登娼楼”“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可知宋时民间有“娼楼”“娼馆”等名称的妓院。
妓院除了被称为“娼楼”“娼馆”“行院”等外，还有一种叫做“瓦舍”的。梦梁录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即易聚易散之义，不知始于何时。顷者，京师（汴梁）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场。”从晚唐及五代开始，称妓院为“勾栏”和“青楼”李商隐词“帘轻幕重金勾栏”这里的“勾栏”原意是楼梯的扶手栏杆，因其制作精美华丽，李商隐遂以指代妓院娼家，后人沿袭下来，便成为妓院的代称。
其实“瓦舍”是“瓦里”的变化之称。瓦里，是辽代管理官奴的机构。辽史官职名里说：“内族外戚世官犯罪，没入瓦里。”辽史刑法志：“首恶之属，没入瓦里。”官奴几乎与官妓是一回事，故宋代沿用了辽的名称。另外，在酒库、酒楼、勾栏（在宋代“勾栏瓦舍”的实际意义，如同我们现在的“娱乐中心”不是单纯意义的妓院）歌馆、茶坊等处，都聚集了大量的妓女。
在宋东京，民间的妓馆比比皆是。其中“院街”的曲院街西，潘楼一带、相国寺外一带，妓馆群集。还有朱雀门往东的大街，除麦秸巷，状元楼外，其余的宅院都是妓馆。朱雀门往南有条杀猪巷也有妓馆，下桥南斜街，北斜街都设有妓馆。此外，东鸡儿巷，西鸡儿巷，录事巷，道者院前，牛行街也是妓馆设置地。更有“东回三曲”为妓女集中地，其中“南曲”的品味最高，设有庭院花卉，假山盆池，小室垂帘。(见罗烨醉翁谈录)。
官妓制度，是历代传流的娼妓制度，到唐宋间尤甚。大部分都是罚没家产的官员或者战俘的妻女。如南宋时妓女出身的女将军梁红玉，父亲在征伐方腊时贻误战机而被杀头，而她也被迫当了营妓。
可以说，从公元前841年左右到1644年的2500年间，我国妓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女性罪犯和男罪犯的妻女。妓女是政治的产物。
妓女的产生，除了给人以肉欲之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派与管仲设的“女闾七百”的关系，到唐宋诗词与妓女的唱和，都可以看到妓女的身影。而且，前面说了，这些妓女多是戴罪的妻女，她们多出身官宦之家，能识文断字，诵词解诗。
归纳之，中国古代的注册妓女有三种。一种是官妓，一种是民妓，一种是家妓。
先说家妓。家妓更多是作为储备礼金送人的，她们是古人裙带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家妓过着小姐似的生活，主人对她们只是有形式上的肉体所有权。在宋代，士大夫或者朋友之间，也有互相赠与的习俗，但她们最终是被送入更高的门第，以达到让主人获得政治利益的好处，而她们有时会获得妾的地位。
民妓在这一点上相对比较独立一些，她们的选择权自由度也少许大一些。特别是色佳艺绝者，是绝不随便接客的，客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风流才子，连暴发户都不接待，真正是往来无白丁。当然，大部分民营的妓院主要功能还是提供性服务。除了提供性服务外，宋代的妓女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担任卖酒的推销员，每到新酒上市，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这种凭槛招邀，谓之“卖客”的妓女，既有民妓也有官妓。
官妓，也叫营妓，开始是为军队配备的，但后来就成为政府所辖，为官吏们合法的社交场合交际时的润滑剂，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现代公关小姐，她们不仅仅色美，还要才艺、辞令、见识、智慧皆惫。能在官僚与官僚之间穿梭游弋，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虽然她们不属于哪一个官吏，但她们还是会像一般妓女物色夫婿，为自己“从良”而选择物色着可以倚靠的“大树”以落脚栖之。
这让人想起了薛涛，她随父亲至蜀中公干，父亲客死蜀中后，无以为生，遂沦落为妓女。因“辩慧工诗”为节度使韦皋召令侍酒赋诗，被许以“女校书”前后十一位节度使，皆以诗受知，称为诗妓，著有洪度集一卷，皆诗。
不过，象像薛涛那样的，能在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府上来去自如，名为妓，实际上是高级幕僚的官妓，在后世是没有了。她是中国真正以才识“参政”的民间女子，而且是以妓女的身份。这就让人不得不感叹大唐的包容大度的胸怀！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妓女是一种能够利用她们的公关手段从政的较特殊人群。
再来谈谈妓女与词的关系。
关于词，有一种说法，说它的起源在妓女。1979年版辞海对“词”的解释中指出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而“胡夷里巷之曲”唱诗易唱也好听，字中可加“和声”或在句中插入“泛声”唐朝中期以后，名人文士狎妓时，总觉得诗句绝句中平白加入不伦不类的字不是味道，遂开始为她们所唱的乐曲代填歌词。这样“词”这种文体便开始兴起了。胡适在他的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他的这种说法并不为错。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词”的产生，与妓女有一定的关系。
唐宋以来，男女交际，多为狎妓，文士邀宠娈女，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北宋承平百年，士大夫耽于玩乐，官府酒宴公务时，由官妓陪侍，斟酒，唱曲，这就需要新曲新词，供官妓在歌宴舞榭上娱宾遣兴。可以说，词这一体裁为士大夫所好，由俚俗一变为高雅，发展到顶峰，成为北宋文学的标志，也与妓女们与士子文人们的唱和及传播是有很大关联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
同时，妓女的诗词也深为当时狎妓的文人所倾倒，乃为相互传唱，流传很广。而一般良家女子之诗词反倒很少流传。恐怕这与妓女的思想较少束缚、接触文人名士既多且广不无关系。
赵宋承李唐遗风，公务聚餐、友人欢宴，皆有歌妓舞女助兴，盛况不减。所以，达官贵人之家，都蓄养家姬，或由官府教坊或由专业人士进行训练，只为酬酢宾客时娱宾遣兴之用，即一般文士亦会量力置妓，用以清歌妙舞、宴集欢娱。此所谓“红妆侑酒，侍奉有度”也。而这些歌妓的专业水平，也不是那些在“勾栏瓦舍”里进行大众表演者所能比拟的，可以说她们是专家级水平了。
即便是没有自家蓄养歌儿舞女，士大夫们的正常公务之中也是离不开妓女的。按照律令官员们不可出入民间妓院，但好在宋政府给他们准备了官妓，也就是营妓。苏轼有一首菩萨蛮就写的是当时杭州习俗：新任郡守陈襄到任，营妓（官妓）出境而迎的情景“绣帘高卷倾城出，灯前潋滟横波绿。皓齿发清歌，清辞入翠娥。”
被苏东坡称为“山抹微云君”的秦观，在他的满庭芳里写道：“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襟袖。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此词上半阕写景，下半阕抒情。其中的“香囊”、“罗带”、“襟袖”、“襟袖”、“青楼薄幸”云云，皆是流连妓家风月之结果。
而妓女为了迎合士大夫这种需要，在学弄弦弹琴舞蹈歌唱之余，也将识字作诗作为必修的功课。
宋人传奇谭意哥传（秦醇著）里说到一个叫谭意哥的妓女会写诗作词，就把自己的这个特长写在了名刺（即名片）上，一天，在一个宴会上（宋朝惯例：凡官方宴会都会请官妓作陪），一个叫蒋田的人“见其言（指名刺上会作诗），颇笑之。因令其对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后频添粉。’意乃执其公裳袂，对曰：‘木枣秋来也著绯。’公且惭且喜”
蒋田讥笑谭意哥虽然时时往脸上搽粉，可是却长得像个冬瓜一样难看。而意哥则挖苦蒋田的面貌像木枣一样难看，又借秋天枣子熟了变成红色来比喻蒋田穿着绯红服。（宋朝的四五品官员穿绯红官服）。
因为有了诗名，一位刘姓宰相来潭州（现长沙），意哥被点名作陪。在与宰相的唱和“咏望山亭”时，意哥的诗写道：
真仙去后已千载，此构危亭四望赊。
灵迹几迷三岛路，凭高空想五云车。
清猿啸月千岩晓，古木吟风一径斜。
鹤驾何时还古里，江城应少旧人家。
那个刘宰相读后惊叹不已，连声赞道：“此诗之妖也！”说意哥是个会作诗的妖精。
还有，南宋台州营妓严蕊，也是一个出口成章的妓女。在一次七夕宴上，有豪士谢士卿，命她即席成词，并且规定以己姓为韵。酒方行，严蕊便吟出鹊桥仙：“碧桐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此举让那些士大夫极为钦佩。
宋代妓女不但能作词，也善唱词作词。能改斋漫录中说，杭州西湖有一小官，闲唱秦少游满庭芳“偶误举一韵，唱作‘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曰：‘画角声断樵门，非斜阳也’。”这个小官就故意为难她说：“‘尔可改韵否？’琴操即改作‘阳’字韵：‘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断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秦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空望断，灯火已昏黄。’”
这个名叫琴操的妓女，不仅能当即指出他人唱词之误，亦能在极短时间将“门盆”韵的词改为“江阳”韵的词，没有极高的文学修养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少游的词受到妓女们的追捧，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词多是写给他的妓女情人的。最著名的莫过于鹊桥仙，词云：“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颜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说到文人与妓女的唱和，总不能避开柳三变。“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需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好一个“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至于在那个时代，不被皇帝看好，也不被士子理解。“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死后搞得连敢给他写碑作传的人都没有。这一切，皆缘于柳三变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而把妓女追求爱情追求幸福作为自己歌咏的主题！
而如今，我们也如当时的腐朽者一般，对当时的歌伎舞女抱着一种偏见，对那时的这一职业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
其时的妓女，绝非目下的“小姐”她们的艺术水平以及敬业操守，不亚于现今的艺人歌手。柳三变那时的职业，相当于现在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他放到今天的中国，要绝对红透两岸三地，成为专家级别的人物。可以说，柳三变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他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虽然，为了谋生，为了仕途，他四五十岁改名柳永，但至死没有发达。死的时候是青楼女子们集资而葬的，这让我想起了后代的另一个浪子唐寅，他在落花诗册写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有谁知。”这句“葬花词”似乎就是柳三变的写照。妓女们对他的爱慕，可从当时流传的一首顺口溜中得到证实：“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七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的。此后，每逢清明京师各地千百名妓，成群结队云聚其墓前祭奠，去祭奠这位词人，人谓“吊柳会”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这一情景的，题为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该活动一直持续数百年，至今江南、港台及东南亚，仍有此俗。也只有在文风肆意的宋朝，才会有此情深不俗的风尘女子，即使如今的千年之后，亦让人为柳三变扼腕一叹，唏嘘不已，也为情深怜才的风尘女子的不弃不离的侠义泪沾衣襟。
好一个“怜才不及众红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