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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女和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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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代,北宋仍然设教坊以管理妓女,南宋废除了教坊制,规定城内妓女隶属“修内司”城外妓女隶属“殿前司”据江湖纪闻载,辛弃疾曾“微服登娼楼”“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可知宋时民间有“娼楼”“娼馆”等名称的妓院。

    妓院除了被称为“娼楼”“娼馆”“行院”等外,还有一种叫做“瓦舍”的。梦梁录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即易聚易散之义,不知始于何时。顷者,京师(汴梁)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场。”从晚唐及五代开始,称妓院为“勾栏”和“青楼”李商隐词“帘轻幕重金勾栏”这里的“勾栏”原意是楼梯的扶手栏杆,因其制作精美华丽,李商隐遂以指代妓院娼家,后人沿袭下来,便成为妓院的代称。

    其实“瓦舍”是“瓦里”的变化之称。瓦里,是辽代管理官奴的机构。辽史官职名里说:“内族外戚世官犯罪,没入瓦里。”辽史刑法志:“首恶之属,没入瓦里。”官奴几乎与官妓是一回事,故宋代沿用了辽的名称。另外,在酒库、酒楼、勾栏(在宋代“勾栏瓦舍”的实际意义,如同我们现在的“娱乐中心”不是单纯意义的妓院)歌馆、茶坊等处,都聚集了大量的妓女。

    在宋东京,民间的妓馆比比皆是。其中“院街”的曲院街西,潘楼一带、相国寺外一带,妓馆群集。还有朱雀门往东的大街,除麦秸巷,状元楼外,其余的宅院都是妓馆。朱雀门往南有条杀猪巷也有妓馆,下桥南斜街,北斜街都设有妓馆。此外,东鸡儿巷,西鸡儿巷,录事巷,道者院前,牛行街也是妓馆设置地。更有“东回三曲”为妓女集中地,其中“南曲”的品味最高,设有庭院花卉,假山盆池,小室垂帘。(见罗烨醉翁谈录)。

    官妓制度,是历代传流的娼妓制度,到唐宋间尤甚。大部分都是罚没家产的官员或者战俘的妻女。如南宋时妓女出身的女将军梁红玉,父亲在征伐方腊时贻误战机而被杀头,而她也被迫当了营妓。

    可以说,从公元前841年左右到1644年的2500年间,我国妓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女性罪犯和男罪犯的妻女。妓女是政治的产物。

    妓女的产生,除了给人以肉欲之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派与管仲设的“女闾七百”的关系,到唐宋诗词与妓女的唱和,都可以看到妓女的身影。而且,前面说了,这些妓女多是戴罪的妻女,她们多出身官宦之家,能识文断字,诵词解诗。

    归纳之,中国古代的注册妓女有三种。一种是官妓,一种是民妓,一种是家妓。

    先说家妓。家妓更多是作为储备礼金送人的,她们是古人裙带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家妓过着小姐似的生活,主人对她们只是有形式上的肉体所有权。在宋代,士大夫或者朋友之间,也有互相赠与的习俗,但她们最终是被送入更高的门第,以达到让主人获得政治利益的好处,而她们有时会获得妾的地位。

    民妓在这一点上相对比较独立一些,她们的选择权自由度也少许大一些。特别是色佳艺绝者,是绝不随便接客的,客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风流才子,连暴发户都不接待,真正是往来无白丁。当然,大部分民营的妓院主要功能还是提供性服务。除了提供性服务外,宋代的妓女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担任卖酒的推销员,每到新酒上市,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这种凭槛招邀,谓之“卖客”的妓女,既有民妓也有官妓。

    官妓,也叫营妓,开始是为军队配备的,但后来就成为政府所辖,为官吏们合法的社交场合交际时的润滑剂,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现代公关小姐,她们不仅仅色美,还要才艺、辞令、见识、智慧皆惫。能在官僚与官僚之间穿梭游弋,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虽然她们不属于哪一个官吏,但她们还是会像一般妓女物色夫婿,为自己“从良”而选择物色着可以倚靠的“大树”以落脚栖之。

    这让人想起了薛涛,她随父亲至蜀中公干,父亲客死蜀中后,无以为生,遂沦落为妓女。因“辩慧工诗”为节度使韦皋召令侍酒赋诗,被许以“女校书”前后十一位节度使,皆以诗受知,称为诗妓,著有洪度集一卷,皆诗。

    不过,象像薛涛那样的,能在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府上来去自如,名为妓,实际上是高级幕僚的官妓,在后世是没有了。她是中国真正以才识“参政”的民间女子,而且是以妓女的身份。这就让人不得不感叹大唐的包容大度的胸怀!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妓女是一种能够利用她们的公关手段从政的较特殊人群。

    再来谈谈妓女与词的关系。

    关于词,有一种说法,说它的起源在妓女。1979年版辞海对“词”的解释中指出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而“胡夷里巷之曲”唱诗易唱也好听,字中可加“和声”或在句中插入“泛声”唐朝中期以后,名人文士狎妓时,总觉得诗句绝句中平白加入不伦不类的字不是味道,遂开始为她们所唱的乐曲代填歌词。这样“词”这种文体便开始兴起了。胡适在他的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他的这种说法并不为错。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词”的产生,与妓女有一定的关系。

    唐宋以来,男女交际,多为狎妓,文士邀宠娈女,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北宋承平百年,士大夫耽于玩乐,官府酒宴公务时,由官妓陪侍,斟酒,唱曲,这就需要新曲新词,供官妓在歌宴舞榭上娱宾遣兴。可以说,词这一体裁为士大夫所好,由俚俗一变为高雅,发展到顶峰,成为北宋文学的标志,也与妓女们与士子文人们的唱和及传播是有很大关联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

    同时,妓女的诗词也深为当时狎妓的文人所倾倒,乃为相互传唱,流传很广。而一般良家女子之诗词反倒很少流传。恐怕这与妓女的思想较少束缚、接触文人名士既多且广不无关系。

    赵宋承李唐遗风,公务聚餐、友人欢宴,皆有歌妓舞女助兴,盛况不减。所以,达官贵人之家,都蓄养家姬,或由官府教坊或由专业人士进行训练,只为酬酢宾客时娱宾遣兴之用,即一般文士亦会量力置妓,用以清歌妙舞、宴集欢娱。此所谓“红妆侑酒,侍奉有度”也。而这些歌妓的专业水平,也不是那些在“勾栏瓦舍”里进行大众表演者所能比拟的,可以说她们是专家级水平了。

    即便是没有自家蓄养歌儿舞女,士大夫们的正常公务之中也是离不开妓女的。按照律令官员们不可出入民间妓院,但好在宋政府给他们准备了官妓,也就是营妓。苏轼有一首菩萨蛮就写的是当时杭州习俗:新任郡守陈襄到任,营妓(官妓)出境而迎的情景“绣帘高卷倾城出,灯前潋滟横波绿。皓齿发清歌,清辞入翠娥。”

    被苏东坡称为“山抹微云君”的秦观,在他的满庭芳里写道:“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襟袖。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此词上半阕写景,下半阕抒情。其中的“香囊”、“罗带”、“襟袖”、“襟袖”、“青楼薄幸”云云,皆是流连妓家风月之结果。

    而妓女为了迎合士大夫这种需要,在学弄弦弹琴舞蹈歌唱之余,也将识字作诗作为必修的功课。

    宋人传奇谭意哥传(秦醇著)里说到一个叫谭意哥的妓女会写诗作词,就把自己的这个特长写在了名刺(即名片)上,一天,在一个宴会上(宋朝惯例:凡官方宴会都会请官妓作陪),一个叫蒋田的人“见其言(指名刺上会作诗),颇笑之。因令其对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后频添粉。’意乃执其公裳袂,对曰:‘木枣秋来也著绯。’公且惭且喜”

    蒋田讥笑谭意哥虽然时时往脸上搽粉,可是却长得像个冬瓜一样难看。而意哥则挖苦蒋田的面貌像木枣一样难看,又借秋天枣子熟了变成红色来比喻蒋田穿着绯红服。(宋朝的四五品官员穿绯红官服)。

    因为有了诗名,一位刘姓宰相来潭州(现长沙),意哥被点名作陪。在与宰相的唱和“咏望山亭”时,意哥的诗写道:

    真仙去后已千载,此构危亭四望赊。

    灵迹几迷三岛路,凭高空想五云车。

    清猿啸月千岩晓,古木吟风一径斜。

    鹤驾何时还古里,江城应少旧人家。

    那个刘宰相读后惊叹不已,连声赞道:“此诗之妖也!”说意哥是个会作诗的妖精。

    还有,南宋台州营妓严蕊,也是一个出口成章的妓女。在一次七夕宴上,有豪士谢士卿,命她即席成词,并且规定以己姓为韵。酒方行,严蕊便吟出鹊桥仙:“碧桐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此举让那些士大夫极为钦佩。

    宋代妓女不但能作词,也善唱词作词。能改斋漫录中说,杭州西湖有一小官,闲唱秦少游满庭芳“偶误举一韵,唱作‘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曰:‘画角声断樵门,非斜阳也’。”这个小官就故意为难她说:“‘尔可改韵否?’琴操即改作‘阳’字韵:‘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断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秦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空望断,灯火已昏黄。’”

    这个名叫琴操的妓女,不仅能当即指出他人唱词之误,亦能在极短时间将“门盆”韵的词改为“江阳”韵的词,没有极高的文学修养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少游的词受到妓女们的追捧,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词多是写给他的妓女情人的。最著名的莫过于鹊桥仙,词云:“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颜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说到文人与妓女的唱和,总不能避开柳三变。“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需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好一个“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至于在那个时代,不被皇帝看好,也不被士子理解。“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死后搞得连敢给他写碑作传的人都没有。这一切,皆缘于柳三变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而把妓女追求爱情追求幸福作为自己歌咏的主题!

    而如今,我们也如当时的腐朽者一般,对当时的歌伎舞女抱着一种偏见,对那时的这一职业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

    其时的妓女,绝非目下的“小姐”她们的艺术水平以及敬业操守,不亚于现今的艺人歌手。柳三变那时的职业,相当于现在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他放到今天的中国,要绝对红透两岸三地,成为专家级别的人物。可以说,柳三变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他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虽然,为了谋生,为了仕途,他四五十岁改名柳永,但至死没有发达。死的时候是青楼女子们集资而葬的,这让我想起了后代的另一个浪子唐寅,他在落花诗册写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有谁知。”这句“葬花词”似乎就是柳三变的写照。妓女们对他的爱慕,可从当时流传的一首顺口溜中得到证实:“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七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的。此后,每逢清明京师各地千百名妓,成群结队云聚其墓前祭奠,去祭奠这位词人,人谓“吊柳会”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这一情景的,题为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该活动一直持续数百年,至今江南、港台及东南亚,仍有此俗。也只有在文风肆意的宋朝,才会有此情深不俗的风尘女子,即使如今的千年之后,亦让人为柳三变扼腕一叹,唏嘘不已,也为情深怜才的风尘女子的不弃不离的侠义泪沾衣襟。

    好一个“怜才不及众红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