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求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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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了甘肃，等于拔去了唐军背后的钉子，对唐军的战略意义是巨大的，再也不用担心背后的牢制，但这个战略意义现在还没能显现出来，麻烦却带来了一大堆。
首先是财政上的麻烦，甘肃很穷，唐军除了从肃王府手中拿到二十余万两银子，还有价值数十万两的珠宝古董外，其它都是赔钱，甘肃的府库早已空空如已，官员们都已欠饷三个月了，难怪唐军一来，一个个争着投降，许多人还指望唐军能发给他们欠饷，确实，宋献策为了稳住这些降官的心，还承诺由唐军补回他们三个月的欠饷。
这可把户部侍郎李守忠弄急了，哪有明朝的欠饷由唐军补发的道理，没想到这么荒塘的事还得到李鸿基的同意，其实李鸿基知道，明朝的官员都对朝庭的俸禄根本不在乎，不要说三个月欠饷，就是三年不发饷他们也无所谓，苦的只是一些微未小史，至于清官，现在还能找出几个清官来。
这些官员提出要唐军发欠饷只是一个试探，试探唐军对他们的态度，若唐军连欠饷都发了，那他们就可以彻底放心，李鸿基接到宋献策的建议考虑了一下，还是爽快的掏出了这笔银子，相对于他们投降节省下来的军费，这笔钱只是小意思。
唐军的这次出兵损伤了近一万人马，光这些人的抚恤，医疗就要花费上百万两银子，数万大军出动，每个月又要多耗去几十万两银子，加上一场大战，董学礼把能征的东西都征掉了，甘肃急需救济，否则，百姓才不管你是官军还是唐军，也不管他们的粮是谁征的，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得造反。
这些都不成问题，唐军的库房里还有数千万两的银子，粮食精粮虽然少，但粗粮却堆满了仓，关键是唐军一些子损失了三大财源，第一是蒙古这边，以前每年都有百万计以上的利润，而现在由于顾君恩的到处筑城，还要安置数十万百姓，已经投入了上千万两银子，现在还要每个月补贴数十万两，这个投入起码还要持续一年的时间。
第二是高迎祥的义军被剿了，唐军最赚钱的兵器生意没得做，张献忠由于紧挨唐军，唐军自然不得不防备张献忠反咬一口，很多武器都要限制出售，加上张献忠一直被卢象升压着打，没有能力去攻城，就是卖给他兵器也得赊账见不到银子回笼。
三是由于朝庭对唐军全面禁运，唐军境内的交易马上萧条了将近一半，商税收入从最高达到二百万两一个月，一下子跌到只有一百万两左右，虽然这个收入比起朝庭来说，还高了很多，但朝庭主要的是农业税。而唐军的农业税全免了。
李守忠自从接过户部侍郎这个位子来，户部的银子就从没有增加过，总是在不停的减少，虽然唐军现在的银子还堆满了库房，但比起高峰时已减少了三分之一，按这个速度下去，唐军最多还可以支撑两年。
钱粮还不是主要问题，付出再多，有了前几次暴富的积累，唐军再怎么也是两年后才用紧张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唐军没人了，准确的说是没有那么多当官的人。
本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布衣，非常体会农民的艰辛，他当皇帝后，每年都带着儿子、孙子到乡村巡视，自己亲自挑上担子，同时也让儿孙们效仿于他。指着地里劳动的农民给儿孙们说：“我过去就和他们一样，一年到头在地里辛辛苦苦的劳动，我们吃的用的，都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你们当了皇帝后，要爱护他们。”
他还把县以上的官员都招集到京城开会，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当老百姓的时，看到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就切齿痛恨。如今我当了皇帝，你们这些当官的，有胆敢欺压我的老百姓的，绝不饶恕。
朱元璋有鉴于宋朝的三大害，冗兵，冗员，冗费，分别作了相应的措施，针对冗兵，他作出了卫所制，朱元璋曾自夸，本朝养兵百万，未费国家一分银，针对冗员，他大力裁剪官员，官员到了少之又少的地步。而冗费是由前两项引起的，解决了前二项，这冗费自然没有了。
明朝县分三等，二十万人以下为下县，二十万人到三十万人为中县，三十万人以上为上县，以上县官员的配置最齐，为县令一名，县丞二员，主簿一名，典史一名为朝庭正式官员，马夫每人一名，还有给官员配制的柴薪皂隶，共十人。算未入流，由国家付给薪俸。
一个三十万人以上的县只有五名官员管理，再加上柴薪皂隶和马夫共二十人，以这二十人自然管理不了一个若大的县，所以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实行里甲制度：以自然村为单位“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十甲。”一里之中，推举其中丁粮多的十户为里长户，每年轮差其中的一户为里长，其他的九个里长户，协助里长开展工作。其余的百家又分为十甲，每甲十户，加上各自的甲首共为十一户。
里长的职责主要是：对里内人户进行管理，对本里农业生产进行督促，对应缴纳的田赋和物料进行监督，还有主持祭祀，征输差役，拘传罪犯和调处纠纷等。
所以现在大明将近二亿人口，实际在册官员只有二万多人，太祖的本意自然是好的，官员越少，百姓的负担自然越轻，实际上这两条措施在本朝初期取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在朱元璋刚刚赶走了蒙古人，中原一片残破的情况下，还可以发兵数十万，深入草原追击元朝残余势力，取得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永乐年间也有能力持续对北元势力进行打击，还可以造出巨大的宝船让郑和七下西洋。
但后世子孙自以为这一制度能用之万年，却不知由于本朝开始时，汉人的富户壕绅都被蒙人压制，成不了气候，有的大壕绅也是投靠蒙古人的汉奸，自然遭到太祖的严厉打击，所以本朝初官员虽少，却能牢牢的撑握大权，各种税收，差役都能完成的很好，也取到了与民生息的作用。
但越到后来，官员至休，土地兼并，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壕强，基层的里甲不是朝庭正式官员，而是自行推举，这种制度下，里长之职自然慢慢全部撑握在壕强手里，而县令在税收，差役上慢慢也要依靠他们，否则凭那么二十来人，怎么收数十万人的税，而这些壕强自然不会有那么老实，收到的税会全部交给朝庭。
要命的是许多壕强都与官府有千丝万绦的联系，许多人来就是官员至休，朝中还有门生子弟，他们少交税，当地的县官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若壕强有功名在身，还可以免税，许多人因赋役繁重，纷纷托避在壕强门下，这样来达到不交税的目的，而交一部分给壕强就可以了。
所以从本朝中叶以后，农民逃亡日众，致使里甲残破不全“县无全里，里无完甲”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凤阳府的里甲就曾残破到“有一里仅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的严重局面。如陕西省有的地方“里甲日益侵削，仅存十之二、三”甚至“有数甲全逃者。”再如江西省兴国县在嘉靖三十年犹有四十四里，到万历年间就仅存三十四里了。
其实这些人不是逃亡了，还是在原地，只是托避于壕强门下，从官府的征税名单上减去了而已，他们的交税对象转向了壕强，这样，本朝越到后来，人口越多，征税之人反而越少，税赋自然越来越重，朝庭的收入却没有增加。
那些壕强也不是善茬，刚开始托附于他们的农民确实得到了好处，比起朝庭的赋税来可以少交一大笔，但慢慢的他们的租金也会越来越高，或许为了吸引农民投入他们的门下，租金会比朝庭的税收略低，但也不会低到哪里去，所以朝庭征税人越少，就越要加税，朝庭加税，那些壕强也会加重对名下农民的盘剥，形成了恶性循环。事实上，以大明二亿的人口，朝庭所有的税收不超过三千五百万两，每人平均不到二钱银子，何来税重之说，可是中间被壕强剥去的银子，恐怕有十倍于朝庭税收，才会让各地怨声载道，烽烟四起。
李鸿基在陕西，山西境内鼓励百姓向官府告发，打倒了大多数壕强，分了他们的土地，自然受到了所有农民的欢迎，但实行这些制度必须有有足够多的官员，既使原明朝的降官全部任用了也远远不够，何况一大部分还要剔除，所以刚开始李鸿基都是采用军管，这些都由军队来完成，但军队总要退出，这些退出的地方李鸿基增加了乡一级编置，以十里为一乡，设一名乡长，乡长为九品，属于在册编置，把基层权力收回唐军手中。
陕西，山西唐军属下已有近八百万人口，一百多万户，可成一千二百多个乡，仅乡长便需要一千多名，还有那些空缺补充的官员，总共需数千名人员之多，唐军每年培训出来的只不过数百人而已，两省惫有好多地方的行政是由军官担任，现在又多了一个甘肃，至少又得增加上千名官员，这些人到哪里去找。
李鸿基不是不想加快人员的培训，而是这年头识字之人奇缺，你要培训也要有老师，虽然陆续有些秀才，举人来投，刚开始当然要以军队为先，这些人放到军队当参谋，文书尚且不够，自然不会考虑补允官员，而且现在唐军还处于免税期，除了商业税要狠抓外，其它都可暂时不管，所以唐军境内在打倒大部分壕强后还能正常运转，但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何况为了以后打下地盘，还要贮备一大批人才。
李鸿基把洪承畴，许鼎臣找来，让他们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朝庭官员太少的问题，洪承畴等人并不清楚，象他们都是家族出身，把基层政权交给那些家族管理视为理所当然，但问题是那些大的家族在上次密谋造反中被闯军一网打尽，后来又牵连了不少人，所以现在唐军境内大的乡绅减少，不足以管理基层，唐军自然要加以管理。
伴承畴道：“唐王，如今我军节节胜利，连满人也败于我军，唐王又已进王位，何不向境内发出求贤令，择日举行大比。”
“你是说科举，有人会来吗？”科举李鸿基不是没想过，只是读书人大都出生于官宦之家，或是壕绅富户，而今这些人许多都在草原开荒种田，李鸿基除了民愤极大之人外，连那些牵涉到褚家谋反的人，也只处死了几个主谋，大部分只是抄家后流放到了草原。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唐军减租减息，提高商业税等行为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支持自己，唐军境内的穷秀才，穷举人之类则大部已投到唐军门下，想博一博封妻荫子，那还有举行科举的必要吗，若是没有人来，唐军岂不要大失面子。
伴承畴道：“唐王可以下大赫令，凡是考取之人，若以前有犯罪流放草原的可免去他们全家的流刑，这样他们的子嗣为了获得唐王的大赫，必会参加。”
许鼎臣在旁道：“唐王，此次大比还可以稍微把时间放宽，并规定大明境内所有学子都可参加，亦可从外面引来一批人。”
李鸿基一愣，道：“官府封锁如此严密，就是有人想来，也来不了。”
许鼎臣笑道：“总有人能进得来，既然那些商人为了赚钱能把货物都带进来，一个大活人还进不来么。”
李鸿基一听，马上想出了一个办法，道：“好，我军可以向那些商人悬赏，凡能引一个学子过来，每人发一百两赏两。”
许鼎臣赞道：“唐王高明，为了如此重赏，那些商人肯定会千万百计把学子带过来。”
商议好后，李鸿基马上发出求贤令，唐军在三月后举行大比，不论哪个省份，只要学识优秀既可参加，考中后马上授予官职，这个求贤令通过走私商人和唐军各地的间谍马上在全国流传开来，引起掀然大波。
拿下了甘肃，等于拔去了唐军背后的钉子，对唐军的战略意义是巨大的，再也不用担心背后的牢制，但这个战略意义现在还没能显现出来，麻烦却带来了一大堆。
首先是财政上的麻烦，甘肃很穷，唐军除了从肃王府手中拿到二十余万两银子，还有价值数十万两的珠宝古董外，其它都是赔钱，甘肃的府库早已空空如已，官员们都已欠饷三个月了，难怪唐军一来，一个个争着投降，许多人还指望唐军能发给他们欠饷，确实，宋献策为了稳住这些降官的心，还承诺由唐军补回他们三个月的欠饷。
这可把户部侍郎李守忠弄急了，哪有明朝的欠饷由唐军补发的道理，没想到这么荒塘的事还得到李鸿基的同意，其实李鸿基知道，明朝的官员都对朝庭的俸禄根本不在乎，不要说三个月欠饷，就是三年不发饷他们也无所谓，苦的只是一些微未小史，至于清官，现在还能找出几个清官来。
这些官员提出要唐军发欠饷只是一个试探，试探唐军对他们的态度，若唐军连欠饷都发了，那他们就可以彻底放心，李鸿基接到宋献策的建议考虑了一下，还是爽快的掏出了这笔银子，相对于他们投降节省下来的军费，这笔钱只是小意思。
唐军的这次出兵损伤了近一万人马，光这些人的抚恤，医疗就要花费上百万两银子，数万大军出动，每个月又要多耗去几十万两银子，加上一场大战，董学礼把能征的东西都征掉了，甘肃急需救济，否则，百姓才不管你是官军还是唐军，也不管他们的粮是谁征的，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得造反。
这些都不成问题，唐军的库房里还有数千万两的银子，粮食精粮虽然少，但粗粮却堆满了仓，关键是唐军一些子损失了三大财源，第一是蒙古这边，以前每年都有百万计以上的利润，而现在由于顾君恩的到处筑城，还要安置数十万百姓，已经投入了上千万两银子，现在还要每个月补贴数十万两，这个投入起码还要持续一年的时间。
第二是高迎祥的义军被剿了，唐军最赚钱的兵器生意没得做，张献忠由于紧挨唐军，唐军自然不得不防备张献忠反咬一口，很多武器都要限制出售，加上张献忠一直被卢象升压着打，没有能力去攻城，就是卖给他兵器也得赊账见不到银子回笼。
三是由于朝庭对唐军全面禁运，唐军境内的交易马上萧条了将近一半，商税收入从最高达到二百万两一个月，一下子跌到只有一百万两左右，虽然这个收入比起朝庭来说，还高了很多，但朝庭主要的是农业税。而唐军的农业税全免了。
李守忠自从接过户部侍郎这个位子来，户部的银子就从没有增加过，总是在不停的减少，虽然唐军现在的银子还堆满了库房，但比起高峰时已减少了三分之一，按这个速度下去，唐军最多还可以支撑两年。
钱粮还不是主要问题，付出再多，有了前几次暴富的积累，唐军再怎么也是两年后才用紧张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唐军没人了，准确的说是没有那么多当官的人。
本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布衣，非常体会农民的艰辛，他当皇帝后，每年都带着儿子、孙子到乡村巡视，自己亲自挑上担子，同时也让儿孙们效仿于他。指着地里劳动的农民给儿孙们说：“我过去就和他们一样，一年到头在地里辛辛苦苦的劳动，我们吃的用的，都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你们当了皇帝后，要爱护他们。”
他还把县以上的官员都招集到京城开会，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当老百姓的时，看到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就切齿痛恨。如今我当了皇帝，你们这些当官的，有胆敢欺压我的老百姓的，绝不饶恕。
朱元璋有鉴于宋朝的三大害，冗兵，冗员，冗费，分别作了相应的措施，针对冗兵，他作出了卫所制，朱元璋曾自夸，本朝养兵百万，未费国家一分银，针对冗员，他大力裁剪官员，官员到了少之又少的地步。而冗费是由前两项引起的，解决了前二项，这冗费自然没有了。
明朝县分三等，二十万人以下为下县，二十万人到三十万人为中县，三十万人以上为上县，以上县官员的配置最齐，为县令一名，县丞二员，主簿一名，典史一名为朝庭正式官员，马夫每人一名，还有给官员配制的柴薪皂隶，共十人。算未入流，由国家付给薪俸。
一个三十万人以上的县只有五名官员管理，再加上柴薪皂隶和马夫共二十人，以这二十人自然管理不了一个若大的县，所以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实行里甲制度：以自然村为单位“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十甲。”一里之中，推举其中丁粮多的十户为里长户，每年轮差其中的一户为里长，其他的九个里长户，协助里长开展工作。其余的百家又分为十甲，每甲十户，加上各自的甲首共为十一户。
里长的职责主要是：对里内人户进行管理，对本里农业生产进行督促，对应缴纳的田赋和物料进行监督，还有主持祭祀，征输差役，拘传罪犯和调处纠纷等。
所以现在大明将近二亿人口，实际在册官员只有二万多人，太祖的本意自然是好的，官员越少，百姓的负担自然越轻，实际上这两条措施在本朝初期取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在朱元璋刚刚赶走了蒙古人，中原一片残破的情况下，还可以发兵数十万，深入草原追击元朝残余势力，取得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永乐年间也有能力持续对北元势力进行打击，还可以造出巨大的宝船让郑和七下西洋。
但后世子孙自以为这一制度能用之万年，却不知由于本朝开始时，汉人的富户壕绅都被蒙人压制，成不了气候，有的大壕绅也是投靠蒙古人的汉奸，自然遭到太祖的严厉打击，所以本朝初官员虽少，却能牢牢的撑握大权，各种税收，差役都能完成的很好，也取到了与民生息的作用。
但越到后来，官员至休，土地兼并，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壕强，基层的里甲不是朝庭正式官员，而是自行推举，这种制度下，里长之职自然慢慢全部撑握在壕强手里，而县令在税收，差役上慢慢也要依靠他们，否则凭那么二十来人，怎么收数十万人的税，而这些壕强自然不会有那么老实，收到的税会全部交给朝庭。
要命的是许多壕强都与官府有千丝万绦的联系，许多人来就是官员至休，朝中还有门生子弟，他们少交税，当地的县官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若壕强有功名在身，还可以免税，许多人因赋役繁重，纷纷托避在壕强门下，这样来达到不交税的目的，而交一部分给壕强就可以了。
所以从本朝中叶以后，农民逃亡日众，致使里甲残破不全“县无全里，里无完甲”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凤阳府的里甲就曾残破到“有一里仅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的严重局面。如陕西省有的地方“里甲日益侵削，仅存十之二、三”甚至“有数甲全逃者。”再如江西省兴国县在嘉靖三十年犹有四十四里，到万历年间就仅存三十四里了。
其实这些人不是逃亡了，还是在原地，只是托避于壕强门下，从官府的征税名单上减去了而已，他们的交税对象转向了壕强，这样，本朝越到后来，人口越多，征税之人反而越少，税赋自然越来越重，朝庭的收入却没有增加。
那些壕强也不是善茬，刚开始托附于他们的农民确实得到了好处，比起朝庭的赋税来可以少交一大笔，但慢慢的他们的租金也会越来越高，或许为了吸引农民投入他们的门下，租金会比朝庭的税收略低，但也不会低到哪里去，所以朝庭征税人越少，就越要加税，朝庭加税，那些壕强也会加重对名下农民的盘剥，形成了恶性循环。事实上，以大明二亿的人口，朝庭所有的税收不超过三千五百万两，每人平均不到二钱银子，何来税重之说，可是中间被壕强剥去的银子，恐怕有十倍于朝庭税收，才会让各地怨声载道，烽烟四起。
李鸿基在陕西，山西境内鼓励百姓向官府告发，打倒了大多数壕强，分了他们的土地，自然受到了所有农民的欢迎，但实行这些制度必须有有足够多的官员，既使原明朝的降官全部任用了也远远不够，何况一大部分还要剔除，所以刚开始李鸿基都是采用军管，这些都由军队来完成，但军队总要退出，这些退出的地方李鸿基增加了乡一级编置，以十里为一乡，设一名乡长，乡长为九品，属于在册编置，把基层权力收回唐军手中。
陕西，山西唐军属下已有近八百万人口，一百多万户，可成一千二百多个乡，仅乡长便需要一千多名，还有那些空缺补充的官员，总共需数千名人员之多，唐军每年培训出来的只不过数百人而已，两省惫有好多地方的行政是由军官担任，现在又多了一个甘肃，至少又得增加上千名官员，这些人到哪里去找。
李鸿基不是不想加快人员的培训，而是这年头识字之人奇缺，你要培训也要有老师，虽然陆续有些秀才，举人来投，刚开始当然要以军队为先，这些人放到军队当参谋，文书尚且不够，自然不会考虑补允官员，而且现在唐军还处于免税期，除了商业税要狠抓外，其它都可暂时不管，所以唐军境内在打倒大部分壕强后还能正常运转，但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何况为了以后打下地盘，还要贮备一大批人才。
李鸿基把洪承畴，许鼎臣找来，让他们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朝庭官员太少的问题，洪承畴等人并不清楚，象他们都是家族出身，把基层政权交给那些家族管理视为理所当然，但问题是那些大的家族在上次密谋造反中被闯军一网打尽，后来又牵连了不少人，所以现在唐军境内大的乡绅减少，不足以管理基层，唐军自然要加以管理。
伴承畴道：“唐王，如今我军节节胜利，连满人也败于我军，唐王又已进王位，何不向境内发出求贤令，择日举行大比。”
“你是说科举，有人会来吗？”科举李鸿基不是没想过，只是读书人大都出生于官宦之家，或是壕绅富户，而今这些人许多都在草原开荒种田，李鸿基除了民愤极大之人外，连那些牵涉到褚家谋反的人，也只处死了几个主谋，大部分只是抄家后流放到了草原。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唐军减租减息，提高商业税等行为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支持自己，唐军境内的穷秀才，穷举人之类则大部已投到唐军门下，想博一博封妻荫子，那还有举行科举的必要吗，若是没有人来，唐军岂不要大失面子。
伴承畴道：“唐王可以下大赫令，凡是考取之人，若以前有犯罪流放草原的可免去他们全家的流刑，这样他们的子嗣为了获得唐王的大赫，必会参加。”
许鼎臣在旁道：“唐王，此次大比还可以稍微把时间放宽，并规定大明境内所有学子都可参加，亦可从外面引来一批人。”
李鸿基一愣，道：“官府封锁如此严密，就是有人想来，也来不了。”
许鼎臣笑道：“总有人能进得来，既然那些商人为了赚钱能把货物都带进来，一个大活人还进不来么。”
李鸿基一听，马上想出了一个办法，道：“好，我军可以向那些商人悬赏，凡能引一个学子过来，每人发一百两赏两。”
许鼎臣赞道：“唐王高明，为了如此重赏，那些商人肯定会千万百计把学子带过来。”
商议好后，李鸿基马上发出求贤令，唐军在三月后举行大比，不论哪个省份，只要学识优秀既可参加，考中后马上授予官职，这个求贤令通过走私商人和唐军各地的间谍马上在全国流传开来，引起掀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