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死红顶商人这个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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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红顶商人”就立马想到一代巨贾胡雪岩，这是台湾一位名叫高阳的作家赋予胡雪岩这一人物的定语，书名就叫红顶商人胡雪岩，书中描写胡雪岩白手起家、买空卖空、终成一代巨贾的传奇经历。
胡雪岩，安徽绩溪人，清末大资本家。初年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杭州清军，被太平军击退。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又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1250余万两。他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在杭州开设庆余堂药店，并经营出口丝业。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
但历史还没有完全改写，商人留恋于红顶，或者说“红顶”们热衷于经商的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有所耳闻。过去几年里，晚清的胡雪岩从冰封的历史水面浮现而出，这个百年前的商界奇才、官场帮闲、黑社会龙头，几乎一度成为中国商界的偶像和英雄。在一个社会转型尚未完全终结的时代“经商要学胡雪岩”已然是商界无声的信条。向胡雪岩学什么？答案全在台湾小说家高阳赋予胡雪岩的定语里：红顶商人。红顶商人的秘诀是什么？官商勾结。
安徽芜湖的领导真是突发奇想，竟然挖出老前辈来活学活用。近日全国上下大报小报刊载了芜湖“红顶商人”现象调查。据记者了解，芜湖市从市委书记、市政府领导到市财政、计委、建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开发区管委会，乃至审计、监察等局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戴着“红顶”的商人，双重身份在当地干部中被认为是荣耀和“当然”除芜湖市市委书记长期兼任上汽集团芜湖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外，以上部门领导主要任职于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行下效，芜湖“红顶商人”现象十分明显，从市政领导到各部门乃至镇、村一把手，官商一体成为当地普遍现象，已是人见不怪。
这事要放在早几年不是新闻，但出在当今的中国就成奇闻了。早在去年夏天，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现象就被媒体披露了出来，当时曾引发了普遍的质疑声浪。中纪委也曾向该地派出工作人员，调查“红顶商人”有无腐败的行为，原以为经过这样一番“震荡”芜湖等地官商不分的现象会有所好转，至少应该转入隐蔽的状态。让人没想到的是，时至今日，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的现象仍然是芜湖的一道独特景观。这一次，新华社记者对此的形容是“成建制、成系统、成系列”这就不免让人产生强烈的困惑：“红顶商人”这种显然缺乏合法性的怪胎为何能在芜湖屹立不倒呢？难道芜湖成了政策和法律的特区不成？而之所以要对这个地方进行调查，那是因为再早些时候国家已经有了关于政企分开的明文规定（1993年的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1998年的中央党政机关、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对于公务员，同样有公务员暂行条例明确的规定：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封建时代出现的“红顶商人”现象的特点是官商勾结敛财，时至今天，政府及其部门的负责人不顾对公众的普遍服务，却热衷于以搞好一个企业为己任，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先垂范”带出一群一身两任的“红顶商人”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红顶商人”究竟是什么？就是“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就是“权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异化，就是“当官者”与“商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一叶知秋，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一旦“红顶商人”的权力入市，无法公平竞争的局面可以动摇市场经济的一切。
本来“权力”与“资本”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属于政治范畴，一个属于经济范畴，按理应该是各行其道、各司其职，若是这样，社会就会健康稳定地发展。但是很显然，这是文人的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是书生坐在象牙塔里的想当然。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上总有一股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总有一种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让“戴着红顶的权力者”与“有资本的商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畸变，让它们的“职”和“道”发生混乱。
这股强大的势力是怎样让“权力”与“资本”发生畸变混乱呢？大致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让“权力”与“资本”进行“乱交”就是人们常说的进行“权钱交易”从腐败的角度来说“权力”是受贿方“商人”是行賄方，还是各施其“职”然而行的却违反党纪国法的“道”因为是无法无天，就称其为“乱交”；第二种是“红顶商人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权力资本化”当官的嫌腐败的速度太慢，还要经过“商人”一方才能发家致富，就既当官又当商人，省去了“权钱交易”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这种“官商一体”发达的地方，其腐败发展、泛滥的程度总要比其它地方厉害得多；第三种是“商人红顶化”即“资本权力化”将“资本家”或“商人”直接请到权力机构中来，让他们担任具有实权的“副职”安徽芜湖当属第二种。
这股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究竟是想干什么？一句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拼命想“突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的关于“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的明确规定。
不管“红顶商人”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得多么好听“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乱交”、“红顶商人化”和“商人红顶化”在本质是四个字：官商不分。不管这股势力请了多大的理论家来“论证”所谓的“红顶商人”的前卫意义，也不管有的人将试图突破中央规定的动机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它已经出现的后果和正在出现的后果以及将会出现的后果，必然是：权力将会成有钱人的俱乐部。于是，就会发生以下社会已经发生的现象：公有的财富迅速向有权人和有钱人方转移，腐败将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迅速蔓延、泛滥，社会财富分配将会更加严重不公，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最近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普通公民的相对贫困化、弱势群体的绝对贫困化、城市失业率递增、无地农民剧增、一大批暴富群体将会更多地涌现于社会之中，当今中国社会存在最大不稳定因素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权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畸变、混乱。
芜湖事件倒引出一个反腐败怎样反的问题。我想，反腐败其实也不难，只要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乱交”反起，从“红顶商人”这个怪胎反起，把“红顶商人”掐死了，腐败也就会大大地收敛了。那么，我依然天真地认为，这次关于芜湖事件的报道后，想必也要动动真格的了。
提起“红顶商人”就立马想到一代巨贾胡雪岩，这是台湾一位名叫高阳的作家赋予胡雪岩这一人物的定语，书名就叫红顶商人胡雪岩，书中描写胡雪岩白手起家、买空卖空、终成一代巨贾的传奇经历。
胡雪岩，安徽绩溪人，清末大资本家。初年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杭州清军，被太平军击退。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又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1250余万两。他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在杭州开设庆余堂药店，并经营出口丝业。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
但历史还没有完全改写，商人留恋于红顶，或者说“红顶”们热衷于经商的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有所耳闻。过去几年里，晚清的胡雪岩从冰封的历史水面浮现而出，这个百年前的商界奇才、官场帮闲、黑社会龙头，几乎一度成为中国商界的偶像和英雄。在一个社会转型尚未完全终结的时代“经商要学胡雪岩”已然是商界无声的信条。向胡雪岩学什么？答案全在台湾小说家高阳赋予胡雪岩的定语里：红顶商人。红顶商人的秘诀是什么？官商勾结。
安徽芜湖的领导真是突发奇想，竟然挖出老前辈来活学活用。近日全国上下大报小报刊载了芜湖“红顶商人”现象调查。据记者了解，芜湖市从市委书记、市政府领导到市财政、计委、建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开发区管委会，乃至审计、监察等局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戴着“红顶”的商人，双重身份在当地干部中被认为是荣耀和“当然”除芜湖市市委书记长期兼任上汽集团芜湖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外，以上部门领导主要任职于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行下效，芜湖“红顶商人”现象十分明显，从市政领导到各部门乃至镇、村一把手，官商一体成为当地普遍现象，已是人见不怪。
这事要放在早几年不是新闻，但出在当今的中国就成奇闻了。早在去年夏天，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现象就被媒体披露了出来，当时曾引发了普遍的质疑声浪。中纪委也曾向该地派出工作人员，调查“红顶商人”有无腐败的行为，原以为经过这样一番“震荡”芜湖等地官商不分的现象会有所好转，至少应该转入隐蔽的状态。让人没想到的是，时至今日，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的现象仍然是芜湖的一道独特景观。这一次，新华社记者对此的形容是“成建制、成系统、成系列”这就不免让人产生强烈的困惑：“红顶商人”这种显然缺乏合法性的怪胎为何能在芜湖屹立不倒呢？难道芜湖成了政策和法律的特区不成？而之所以要对这个地方进行调查，那是因为再早些时候国家已经有了关于政企分开的明文规定（1993年的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1998年的中央党政机关、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对于公务员，同样有公务员暂行条例明确的规定：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封建时代出现的“红顶商人”现象的特点是官商勾结敛财，时至今天，政府及其部门的负责人不顾对公众的普遍服务，却热衷于以搞好一个企业为己任，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先垂范”带出一群一身两任的“红顶商人”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红顶商人”究竟是什么？就是“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就是“权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异化，就是“当官者”与“商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一叶知秋，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一旦“红顶商人”的权力入市，无法公平竞争的局面可以动摇市场经济的一切。
本来“权力”与“资本”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属于政治范畴，一个属于经济范畴，按理应该是各行其道、各司其职，若是这样，社会就会健康稳定地发展。但是很显然，这是文人的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是书生坐在象牙塔里的想当然。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上总有一股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总有一种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让“戴着红顶的权力者”与“有资本的商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畸变，让它们的“职”和“道”发生混乱。
这股强大的势力是怎样让“权力”与“资本”发生畸变混乱呢？大致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让“权力”与“资本”进行“乱交”就是人们常说的进行“权钱交易”从腐败的角度来说“权力”是受贿方“商人”是行賄方，还是各施其“职”然而行的却违反党纪国法的“道”因为是无法无天，就称其为“乱交”；第二种是“红顶商人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权力资本化”当官的嫌腐败的速度太慢，还要经过“商人”一方才能发家致富，就既当官又当商人，省去了“权钱交易”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这种“官商一体”发达的地方，其腐败发展、泛滥的程度总要比其它地方厉害得多；第三种是“商人红顶化”即“资本权力化”将“资本家”或“商人”直接请到权力机构中来，让他们担任具有实权的“副职”安徽芜湖当属第二种。
这股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究竟是想干什么？一句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拼命想“突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的关于“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的明确规定。
不管“红顶商人”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得多么好听“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乱交”、“红顶商人化”和“商人红顶化”在本质是四个字：官商不分。不管这股势力请了多大的理论家来“论证”所谓的“红顶商人”的前卫意义，也不管有的人将试图突破中央规定的动机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它已经出现的后果和正在出现的后果以及将会出现的后果，必然是：权力将会成有钱人的俱乐部。于是，就会发生以下社会已经发生的现象：公有的财富迅速向有权人和有钱人方转移，腐败将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迅速蔓延、泛滥，社会财富分配将会更加严重不公，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最近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普通公民的相对贫困化、弱势群体的绝对贫困化、城市失业率递增、无地农民剧增、一大批暴富群体将会更多地涌现于社会之中，当今中国社会存在最大不稳定因素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权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畸变、混乱。
芜湖事件倒引出一个反腐败怎样反的问题。我想，反腐败其实也不难，只要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乱交”反起，从“红顶商人”这个怪胎反起，把“红顶商人”掐死了，腐败也就会大大地收敛了。那么，我依然天真地认为，这次关于芜湖事件的报道后，想必也要动动真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