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想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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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涉历史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的外衣就应当包裹历史的身躯”（熊召政）；一种认为历史剧应当借古讽今借古喻今（邹静之）。走哪条路更好见仁见智，分别秉承这两种观点创作出的作品都不乏成功的例子，怕就怕骑墙的态度，比如汉武大帝。
对汉武大帝的诟病主要集中与两点：与史实不符；对白太过现代。争论只是创作者与观看者观念冲突的表象，且观众往往因为只负责表达愤怒，不负责理性思考而不能击中作品的要害，所以导演对大众声音的置之不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历史剧”和“历史”一字之差究竟可以给艺术创作多大的空间？与史实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把这些完全交由史学家评判并不明智。就像让法学家来看法制题材的电视剧，看到的只能是作品在法律常识上的千疮百孔，但因此就否定一部电视剧的艺术成就未免太过武断。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共识，即大的历史脉络历史事件不能做丝毫改动，细节上可以发挥虚构。因此汉武大帝中一些人物的历史命运与历史不符就变得难以容忍。既然戴着“历史正剧”的枷锁（而非荣誉，因为它带来的更多是掣肘），就应尽可能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在历史已风化为化石的骨架上附以血肉使之鲜活。这也是我更赞同的一种观点。借古讽今不过是拿历史的形式说现在的事，一则容易扭曲历史成为徒有其表的古装剧，二则容易主题先行，而主题先行是走不远的（金庸）。
纵然汉武大帝在历史问题上有诸多漏洞，但它作为历史剧无庸置疑。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剧？历史是客观的，而艺术作品很难不搀杂创作者的主观评判，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尽量客观地、艺术地展示那个年代的悲戚与壮烈，而后让观众各取所需、各自回味。
至于为封建帝王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事的确存在“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谄媚歌词即是明证，但从另一方面讲，叫嚣着剁碎这些狗皇帝的人也不见得高明，借古讽今或以今讽古都不足取。你想用现在的道德准则约束这些封建帝王时，他们早已化成灰了。
值得褒奖的倒是汉武大帝的大民族观，它并没有把匈奴作为正义的对立面来塑造，而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支给予了同样的同情和赞美。捍卫家园的英雄永远被歌颂，背信弃义的叛徒永远遭唾弃。漠北会战一节，导演的镜头对准的不仅是汉军凯旋的喜悦，还有匈奴惨败的悲壮。
诸如“历史剧往何处去”的问题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回答，因为学者们对“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的真实性仍在争论不休。我能确定的是，电视剧是任人指摘的小姑娘。所以，汉武大帝不仅要应对历史学家的批评，还要应对观众的责难。
汉武大帝的尴尬恰在于妄图在史记汉书搭建的舞台上追求自由的、艺术的表达。说汉武大帝不能不提胡玫，说胡玫不能不提雍正王朝。显然，胡玫在转风格，由厚重扎实转向灵动飘逸。滑稽的是，貌似扎实的雍正王朝依附的是以我浅薄的识见看来在艺术上和历史上都不甚严谨的二月河的小说，看来空灵的汉武大帝根据的却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正史。
学者对雍正王朝历史谬误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而它在观众中、在文艺界似乎享有不错的口碑，或许是因为它恪守了电视剧的本分——好看。相比之下，汉武大帝的精彩程度就略逊一筹，人物上，窦婴、田玢、窦太后的命运起伏也颇具可看性，可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剧情上，堆砌史料，较为松散，缺乏情节张力。如果不能做到史实无可挑剔，又不能做到故事扣人心弦，那就怪不得观众怨声载道了。
风格的华美飘逸也不能算作汉武大帝的缺点，若论华丽很难有作品超过大明宫词，可它达到的成就有目共睹，并且无人去评判它在历史上的可靠度，华彩掩盖了一切。错就错在汉武大帝还没能把灵动的风格做到极致就要顾及正剧的种种使命，结果两头儿不靠。
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编导，他们的尝试绝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在“新古典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创新。现代化的表演、现代化的台词只是“新古典主义”旗下的表现形式，你可以不认同这种风格，但不能将其归为编导的无知。胡玫作为一个中年女导演非常难得地努力在自己的作品里添加现代意识，这是一种无畏；是否无知，不可考。
反对白话式的台词，又不赞同演员念汉赋，说明观众的不满仅仅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不符合他们心目中历史，不像历史。至于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谁也无心去考证。
台词的可笑是小事。我当然不是为编导辩护，台词反映出的编剧历史功底的不扎实才是大问题。
导演用浅显的对白、眩目的打斗迎合观众，然而通俗何其难，结果是导演的努力与观众的口味相错位，作品被批评为武侠化、商业化。
编导也低估了观众。偶尔写一句文言台词还要用白话解释一遍。例如“道可道，非常道”这六个字岂是一句话能解释清楚的。被低估的怕不是观众，而是老子了。
作品的现实意义暂且不表，新古典主义的贡献在于它的审美价值。整部剧用各种方法增强其视觉冲击力，你可以说有些手法有待商榷，不可说创作者不用心。摄影、美术、剪辑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尤其是大殿上的几场戏，对色彩的处理令人赞叹。
全剧没有系统的原创音乐，引用的音乐非常杂乱，日本能乐、西洋宫廷乐、通俗音乐轮番登场，每次听到用于“张骞出使西域”的电子音乐我都想晕过去。对于这种做法我只能说胡玫很大胆。
通篇来看，全剧在结构上有一定问题，开头结尾做得很精致，中间有些拖沓，好比锦绣绸缎裹了一包稻草。开头的空灵、忧郁，结尾的森然、阴沉倒更像我心目中的汉朝，崇尚黑色的汉朝。
较之台词，我最不能原谅的是录音的瑕疵，涂改的痕迹太明显了。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就不能让演员为自己补一下配音吗？
导演力求在形式上寻求突破，同样是因为风格转变的原因，尺度、火候把握得还不到位。南宫出行一场过于煽情，有关刘陵的段落过于飘渺。包括导演自己很满意的王美人性格的转变拿捏得也不够好，宋晓英把前面的隐忍表演得很好，轮到王美人阴谋得逞，表演该出彩了，她的才华又不知跑到哪去了。那种嚣张那种狂喜从她的表演里都找不到，找到的只有我对她的绝望。除了宋晓英本人能力的局限，剧本相关部分太薄弱也是重大原由。
还好我们至少还有陈宝国。不论编导把汉武帝塑造得这么英明神武正确与否，从汉武帝作为一个人、一个角色的角度，演员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首先，陈宝国有严谨的创作态度。开机前他几乎把有关汉武帝的资料通读了一遍，这么细致的案头工作很少有演员能做到。其次，扎实的表演功力。陈宝国是这样让人放心的演员，以至于导演把一个长镜头交给他，然后就可以坐在监视器后欣赏他的表演了。他个人很享受表演的过程，对观众而言观赏他的表演也是一种享受。
陈宝国对年龄段的把握一直为我所称道。也许装嫩或扮老都不难，难的是像他这样自然放松地演和自己年龄差距很大的角色。少年的冲动无忌，中年的成熟老练，老年又像小孩一样不讲理，而这种调皮和少年时又有不同。老年演到这份儿上着实不易，你只要看看老年的汉武和老年的卫子夫就会知道什么叫“判若云泥”一个潇洒可爱又老态龙钟，一个僵硬呆板、不伦不类。
陈宝国塑造的汉武帝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人，他也会有悲伤难过；作为帝王，他的悲伤就是一种大悲恸，一种强势外表掩盖下的落寞。从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汉武帝身为孤家寡人的寂寞，身为英明君主与身为父亲的人格分裂。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演出了人物内心深处的苦就是人物塑造上的成功。
如果非要说他的表演有什么毛病的话，那就是抹不去的宅门语言，那带着浓重北京味的语气词实在太像白景琦了。
其他演员或因角色限制或因创作枯竭略略有些乏善可陈。即便是韩安国那样没头没尾的角色，孙飞虎完成得也较为出色；即便是素未谋面，我也要向为归亚蕾配音的曹雷老师表示敬意，归亚蕾的表演有曹雷一半功劳。
我一直在说汉武大帝的矛盾，这矛盾其实是娱乐与艺术的矛盾，沉重的历史与轻松的电视剧的矛盾。汉武大帝想解决矛盾、挣脱束缚，然而历史之重、正剧之重岂能容许它自由翱翔。这就是汉武大帝最大的尴尬。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或者说艺术理念刚刚出炉一定是不成熟的，有方方面面的弊病。受众的无情打击属正常反应。但我想我能容忍这种新理念，也有耐心看着它一步步走向完善和成熟。因为，想飞总不是坏事。
对于关涉历史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的外衣就应当包裹历史的身躯”（熊召政）；一种认为历史剧应当借古讽今借古喻今（邹静之）。走哪条路更好见仁见智，分别秉承这两种观点创作出的作品都不乏成功的例子，怕就怕骑墙的态度，比如汉武大帝。
对汉武大帝的诟病主要集中与两点：与史实不符；对白太过现代。争论只是创作者与观看者观念冲突的表象，且观众往往因为只负责表达愤怒，不负责理性思考而不能击中作品的要害，所以导演对大众声音的置之不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历史剧”和“历史”一字之差究竟可以给艺术创作多大的空间？与史实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把这些完全交由史学家评判并不明智。就像让法学家来看法制题材的电视剧，看到的只能是作品在法律常识上的千疮百孔，但因此就否定一部电视剧的艺术成就未免太过武断。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共识，即大的历史脉络历史事件不能做丝毫改动，细节上可以发挥虚构。因此汉武大帝中一些人物的历史命运与历史不符就变得难以容忍。既然戴着“历史正剧”的枷锁（而非荣誉，因为它带来的更多是掣肘），就应尽可能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在历史已风化为化石的骨架上附以血肉使之鲜活。这也是我更赞同的一种观点。借古讽今不过是拿历史的形式说现在的事，一则容易扭曲历史成为徒有其表的古装剧，二则容易主题先行，而主题先行是走不远的（金庸）。
纵然汉武大帝在历史问题上有诸多漏洞，但它作为历史剧无庸置疑。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剧？历史是客观的，而艺术作品很难不搀杂创作者的主观评判，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尽量客观地、艺术地展示那个年代的悲戚与壮烈，而后让观众各取所需、各自回味。
至于为封建帝王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事的确存在“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谄媚歌词即是明证，但从另一方面讲，叫嚣着剁碎这些狗皇帝的人也不见得高明，借古讽今或以今讽古都不足取。你想用现在的道德准则约束这些封建帝王时，他们早已化成灰了。
值得褒奖的倒是汉武大帝的大民族观，它并没有把匈奴作为正义的对立面来塑造，而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支给予了同样的同情和赞美。捍卫家园的英雄永远被歌颂，背信弃义的叛徒永远遭唾弃。漠北会战一节，导演的镜头对准的不仅是汉军凯旋的喜悦，还有匈奴惨败的悲壮。
诸如“历史剧往何处去”的问题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回答，因为学者们对“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的真实性仍在争论不休。我能确定的是，电视剧是任人指摘的小姑娘。所以，汉武大帝不仅要应对历史学家的批评，还要应对观众的责难。
汉武大帝的尴尬恰在于妄图在史记汉书搭建的舞台上追求自由的、艺术的表达。说汉武大帝不能不提胡玫，说胡玫不能不提雍正王朝。显然，胡玫在转风格，由厚重扎实转向灵动飘逸。滑稽的是，貌似扎实的雍正王朝依附的是以我浅薄的识见看来在艺术上和历史上都不甚严谨的二月河的小说，看来空灵的汉武大帝根据的却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正史。
学者对雍正王朝历史谬误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而它在观众中、在文艺界似乎享有不错的口碑，或许是因为它恪守了电视剧的本分——好看。相比之下，汉武大帝的精彩程度就略逊一筹，人物上，窦婴、田玢、窦太后的命运起伏也颇具可看性，可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剧情上，堆砌史料，较为松散，缺乏情节张力。如果不能做到史实无可挑剔，又不能做到故事扣人心弦，那就怪不得观众怨声载道了。
风格的华美飘逸也不能算作汉武大帝的缺点，若论华丽很难有作品超过大明宫词，可它达到的成就有目共睹，并且无人去评判它在历史上的可靠度，华彩掩盖了一切。错就错在汉武大帝还没能把灵动的风格做到极致就要顾及正剧的种种使命，结果两头儿不靠。
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编导，他们的尝试绝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在“新古典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创新。现代化的表演、现代化的台词只是“新古典主义”旗下的表现形式，你可以不认同这种风格，但不能将其归为编导的无知。胡玫作为一个中年女导演非常难得地努力在自己的作品里添加现代意识，这是一种无畏；是否无知，不可考。
反对白话式的台词，又不赞同演员念汉赋，说明观众的不满仅仅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不符合他们心目中历史，不像历史。至于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谁也无心去考证。
台词的可笑是小事。我当然不是为编导辩护，台词反映出的编剧历史功底的不扎实才是大问题。
导演用浅显的对白、眩目的打斗迎合观众，然而通俗何其难，结果是导演的努力与观众的口味相错位，作品被批评为武侠化、商业化。
编导也低估了观众。偶尔写一句文言台词还要用白话解释一遍。例如“道可道，非常道”这六个字岂是一句话能解释清楚的。被低估的怕不是观众，而是老子了。
作品的现实意义暂且不表，新古典主义的贡献在于它的审美价值。整部剧用各种方法增强其视觉冲击力，你可以说有些手法有待商榷，不可说创作者不用心。摄影、美术、剪辑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尤其是大殿上的几场戏，对色彩的处理令人赞叹。
全剧没有系统的原创音乐，引用的音乐非常杂乱，日本能乐、西洋宫廷乐、通俗音乐轮番登场，每次听到用于“张骞出使西域”的电子音乐我都想晕过去。对于这种做法我只能说胡玫很大胆。
通篇来看，全剧在结构上有一定问题，开头结尾做得很精致，中间有些拖沓，好比锦绣绸缎裹了一包稻草。开头的空灵、忧郁，结尾的森然、阴沉倒更像我心目中的汉朝，崇尚黑色的汉朝。
较之台词，我最不能原谅的是录音的瑕疵，涂改的痕迹太明显了。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就不能让演员为自己补一下配音吗？
导演力求在形式上寻求突破，同样是因为风格转变的原因，尺度、火候把握得还不到位。南宫出行一场过于煽情，有关刘陵的段落过于飘渺。包括导演自己很满意的王美人性格的转变拿捏得也不够好，宋晓英把前面的隐忍表演得很好，轮到王美人阴谋得逞，表演该出彩了，她的才华又不知跑到哪去了。那种嚣张那种狂喜从她的表演里都找不到，找到的只有我对她的绝望。除了宋晓英本人能力的局限，剧本相关部分太薄弱也是重大原由。
还好我们至少还有陈宝国。不论编导把汉武帝塑造得这么英明神武正确与否，从汉武帝作为一个人、一个角色的角度，演员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首先，陈宝国有严谨的创作态度。开机前他几乎把有关汉武帝的资料通读了一遍，这么细致的案头工作很少有演员能做到。其次，扎实的表演功力。陈宝国是这样让人放心的演员，以至于导演把一个长镜头交给他，然后就可以坐在监视器后欣赏他的表演了。他个人很享受表演的过程，对观众而言观赏他的表演也是一种享受。
陈宝国对年龄段的把握一直为我所称道。也许装嫩或扮老都不难，难的是像他这样自然放松地演和自己年龄差距很大的角色。少年的冲动无忌，中年的成熟老练，老年又像小孩一样不讲理，而这种调皮和少年时又有不同。老年演到这份儿上着实不易，你只要看看老年的汉武和老年的卫子夫就会知道什么叫“判若云泥”一个潇洒可爱又老态龙钟，一个僵硬呆板、不伦不类。
陈宝国塑造的汉武帝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人，他也会有悲伤难过；作为帝王，他的悲伤就是一种大悲恸，一种强势外表掩盖下的落寞。从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汉武帝身为孤家寡人的寂寞，身为英明君主与身为父亲的人格分裂。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演出了人物内心深处的苦就是人物塑造上的成功。
如果非要说他的表演有什么毛病的话，那就是抹不去的宅门语言，那带着浓重北京味的语气词实在太像白景琦了。
其他演员或因角色限制或因创作枯竭略略有些乏善可陈。即便是韩安国那样没头没尾的角色，孙飞虎完成得也较为出色；即便是素未谋面，我也要向为归亚蕾配音的曹雷老师表示敬意，归亚蕾的表演有曹雷一半功劳。
我一直在说汉武大帝的矛盾，这矛盾其实是娱乐与艺术的矛盾，沉重的历史与轻松的电视剧的矛盾。汉武大帝想解决矛盾、挣脱束缚，然而历史之重、正剧之重岂能容许它自由翱翔。这就是汉武大帝最大的尴尬。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或者说艺术理念刚刚出炉一定是不成熟的，有方方面面的弊病。受众的无情打击属正常反应。但我想我能容忍这种新理念，也有耐心看着它一步步走向完善和成熟。因为，想飞总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