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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章 阳谋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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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彦说,我说的我们,还不是指这个。我告诉你这件事,只想你明白一点,黎兆平不可能去贪那区区五十万。就像你不可能被区区五十万打倒一样。你想吧,你都不可能被五十万打倒,黎兆平会吗?

    曹能宪问,你的意思是说,黎兆平比我优秀,他比我立场更加坚定,更加出污泥而不染?还是认为他比我更男人?

    舒彦显得有点烦了。结婚这么多年,她从来没爱过曹能宪,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他们之间,总是很难沟通。她说,你别老是用这种腔调好不好?我说他更不会,是因为他除了和我合伙的事业之外,他老婆的事业,你是知道的,还有他弟弟的事业,你应该也听说了一些。仅以身家计,他可能是你我的十倍甚至百倍,也可能更多。他有太多的渠道可以赚到清清白白的钱,区区五十万,对于他来说,何须动半点脑筋?

    曹能宪说,就算如此,那又怎样?你还没有听懂晚上爸爸说的话。现在的事实是,黎兆平被双规了。被双规,不在于他贪还是没贪,也不在于他贪了多少,而在于权力场已经将他排斥在外了。爸爸讲了一个晚上的道理,你怎么就没懂?

    舒彦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我混了这么多年,是白混了?官场那一套,你以为我真不懂?你也不想想,黎兆平根本没有受贿,为什么会被双规?这就是你和你的爸爸所说的权力场。不错,权力场是不要他了。可你考虑过没有,到底是哪个权力场不要他了?或者是整个权力场不要他了?你在这个位置七年,想动一动。这我很理解,这几年来,你知道我也没闲着,一直都在帮你努力。问题在于,权力场是一个平衡场。中学的时候,你学过物理,应该知道平衡是怎么回事,平衡是力量的势均力敌,或者说是力量的对立。你当副厅长当了这么多年,你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了吗?

    曹能宪说。我完全不明白黎兆平和平衡点有什么关系。

    舒彦想,人和人真是不同,如果没有他父亲的人脉,没有自己在背后替他活动,他能当上副厅长甚至还会当厅长?让这样的人去当官,真不知是帮他还是害他,或者说是害了民众。好在自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不需要他贪一分钱,否则,他的结局真不知是怎样的。她说,不明白,是吧?那我告诉你。现在,就眼下来说,黎兆平就是这个平衡点。我刚才说了半天,你根本不愿听,因为你心里有了一根刺。现在我对你说明白。我之所以说黎兆平根本没有受贿,却又以受贿的罪名被双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这个平衡点。有人想打破这种平衡,首先就要破坏这个平衡点。你觉得你自己做好了一切工作,这种自以为是,是建立在平衡的一条边上。你以为你站得很稳,可事实上呢?人家为什么找到你,找到你爸爸,甚至找到我爸爸出面给我施加压力?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认为的那条边,自己都感觉不稳了。人家都不稳,你的稳从何而来?

    毕竟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如果说他对官场生态完全不懂,那也不是事实。妻子这样一说,他倒也多少有点明白了,说,你的意思是说……

    舒彦根本不想听他说下去,而是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想说明一点。我在进行一场赛跑,这场赛跑,关乎我,也同样关乎你。我们是两位一体。我只知道一个结果,那就是我赢。我赢了,也就是你赢了。换句话说,如果我输了,你也同样输了,甚至会输得很惨。

    曹能宪一时无法接受她的话,问,你的意思是说,我除了支持你,没有别的选择?

    舒彦说,选择是你的权利,我不会干涉你。不过,你在选择之前,我想提醒你注意一个事实,这么多年来,你支持我和不支持我,得到的是什么结果,你好好评估一下,然后再做这个决定。至于你心里的那些根根刺刺,你要栽在那里就栽在那里,你要让它开花结果,那是你的事。对此,我无能为力。

    王宗平走进里面的办公室,彭清源正叼着烟,拿着一份文件,坐在沙发上看。

    官员不容易当,虽说不是天天都可以幸福地日李万姬,脑子却是绝对没有闲的时候,就算是太累了,需要休憩片刻,也一定得做点事,看文件成了他们常见的消遣。王宗平认识的不少官员,对于文件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彭清源就是其中之一。

    彭清源以惯有的从容问道,什么事?

    王宗平说,黎兆平的案子,这几天有很多消息。我见你这几天忙着市党代会的事,就没有向你汇报。

    彭清源说,能不能长话短说?

    王宗平说,短说也可以,不过事情很多,我怕几句话说不清楚。

    彭清源轻轻哦了一声。然后问今晚的安排。

    作为秘书,王宗平对领导的行程安排了如指掌。晚上,彭清源将和香港一家公司的客人吃饭,然后和美国一家公司的负责人进行工作性会晤。晚上九点,北京有一位首长的夫人和夫人的妹妹来雍州,彭清源需要去机场迎接。

    彭清源想了想,今晚的安排都不能挤时间。去机场接首长夫人的路上,原本有一段时间。可是,因为有司机在场,不方便说话。一般来说,领导的司机和领导的关系,甚至比秘书更深一层,许多事情,领导或许会避开秘书,却不一定避开司机。更多的领导在调动的时候,都会给秘书一个适当的安排,却会将司机带在身边。这也正是因为司机对领导的了解,比秘书更深一步的缘故。但司机的文化层次毕竟较低,有些话自然不方便对他们说,有些事也不太方便让他们知道。

    彭清源说,今天很难找完整的时间了,这样,你尽量简单一点。

    王宗平说,现在可以肯定,周小萸是被人当成了工具。所谓她向黎兆平行贿五十万一事,根本就不是她干的。

    彭清源轻轻地嗯了一下,以此鼓励他继续说下去。王宗平拿出一张照片,摆在面前的茶几上,对他说,去银行汇款的是这个人。但这个人到底是谁,目前还没有查清。除非动用刑侦,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摸清这个人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周小萸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甚至连面都没见过。指使这个人去干这件事的,很可能是齐天胜。让周小萸认下这件事的,也可能是齐天胜。

    齐天胜?彭清源问了这么一句,他显然不太相信齐天胜会掺和这件事。

    王宗平说,舒彦从银行拿到了当天汇款的录像资料,有两点发现。第一,当天,周小萸本人根本没有去过那间储蓄所。此外,舒彦还查过周小萸当天的日程安排,很清楚,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储蓄所。第二,经过反复比对录像资料以及让营业员指认,认定去办理那笔业务的,就是这个人。舒彦当时就怀疑,这个人与周小萸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复制了很多张照片,拿去给周小萸辨认。周小萸一再否认与这个人有关系。舒彦想逼一逼周小萸,故意暗示说指使她栽赃陷害的人,肯定知道这个人是谁。果然,周小萸坐不住了,急着和人联系,约在喜来登三十八楼见面。

    她见的人是齐天胜?彭清源问。

    王宗平说,是的,确实是齐天胜。舒彦想了一种办法,对他们的谈话进行了录音。这个录音,舒彦复制了一份给我,我听了,至少证实了三点,第一,周小萸根本不认识那个汇款的人,那笔钱都不是周小萸的,应该是齐天胜的人去办然后让周小萸认账的。第二,这件事,齐天胜即使不是主谋,至少也是出面办事的人。第三,他们的目的已经清楚,是党代会。至于到底是市党代会还是省党代会,还没有确定。不过,齐天胜用到一个极其特别的词,叫权力重建。

    彭清源正准备抽烟,已经将烟放到了嘴边,听了这话,将手往外挪了一下,送烟的手,停了那么一瞬,再将烟塞到嘴里,抽了一口,说,权力重建?怎么重建?

    王宗平说,我反复听过录音,有关权力重建,齐天胜并没有解释,仅仅提到一次而已。我猜想。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他们盯着市党代会或者省党代会,希望建立一种他们接受的权力结构?

    彭清源吐出一口烟,说,看来,这件事还真是不那么简单啊。

    王宗平继续说,另外,我找人对周小萸进行了一下调查。调查还在进行,但得到的情况,已经足够多了。

    彭清源说,这样吧,晚上和香港客商吃饭以及会见美国客人的事,让温市长去吧。就说我突然有点不舒服,可能感冒了,需要去医院一趟。再给德良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一下今天晚上赵书记的安排。

    王宗平答应一声,走出彭清源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第一件事,不是打电话通知改变行程,而是通知机关小食堂,给彭清源和自己准备晚餐,送到办公室来。至于更改日程安排的事,他并没有直接给市政府办公厅打电话,而是将电话打给市委秘书长。这类事,自然不需要他亲自安排,秘书长一定会安排好的。再说,和香港客商吃饭以及会见美国客人,原本就是商业上的交往,作为市长,温瑞隆是很乐意参与其中的。通常这类活动,党政一把手只有一个出面,两人同时出面的规格太高。市政府只不过是礼貌地问了一下市委,彭清源表示自己要去,市政府只好将温瑞隆的名单下了。现在,彭清源又说不去了,温瑞隆求之不得,立即推了另外两个安排。

    接下来给唐小舟打电话。两人都是大秘,以前关系就密切,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唐小舟说,赵书记晚上已经安排满了,惟一可以考虑的,只是抽出晚上练字的时间。这件事,他需要和赵德良汇报,得到指示后再通知。

    返回彭清源的办公室,王宗平继续汇报,因为时间较为充裕,他的汇报也就更加仔细一些。

    冷青接到王宗平的指令后,对周小萸进行秘密调查。因为是初步调查,既不难也不复杂。冷青跟踪了周小萸,详细记下了她的时间表,也通过所有可能的方式,从侧面了解周小萸的相关情况。这个女人很张扬,精力又好,整天闲不住,除了在单位上班,其余时间,总是在和一些官员们周旋。在省人民医院,周小萸仗着和很多领导关系好,动不动就以势压人。她压的不仅仅是单位的同事,也包括医院的领导。上上下下,没有人敢惹她。如果因为迟到之类的事受到质问或者批评,她就会说:某某某找我有点事。这个某某某一定是个很大的官。大到医院的领导甚至卫生厅领导绝对不敢去找那个某某某查询。她是高干病房的护士长,替首长服务是她的职责,所以,她可说是在工作,根本不能算是迟到。如果因为某事和某位上司发生争执之类,她就说会:我和某某某上过床,你上过什么?上过山还是下过海?人家哑口无言。如果和同事间发生争执之类,她常说的话是:我夹错了也是个处长,你夹根木头给我看看。类似的话,周小萸说过很多,都成了别人四处传说的段子。比如她说,我的土地肥呀,插根毛就长出一片森林,你长出一棵树给我看看。还说,一根筷子央两个蛋,缺乏安全感,还是放进鸡窝里踏实。又说,男人是探测棒,女人是火星矿,不探一探,哪里知道有没有宝?周小焚这个女人,记性特别好,一些流行的黄色小段子,她背得滚瓜烂熟,还懂得自己加工,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用手机将这些段子发给熟悉的人。

    王宗平的介绍,被送饭来的工作人员打断,两人于是在书记的办公室里吃工作餐。彭清源吃了两口饭,一面对王宗平说,继续吧,那些枝节就不要说了,说重点的。

    王宗平拿出一份名单,摊在彭清源面前,说,这是她这段时间里接触过的人,前面画星号的,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下面画了横线的,是肯定有过关系的。后面打了问号的,是她在医院里告诉别人和她上过床的。

    彭清源伸出手,似乎想拿起那份名单,却又在最后一刻犹豫了,弯下身来吃饭,眼睛往那张纸瞟了瞟,显然啥也没看到,再接着往口里扒几口饭菜。

    王宗平介绍说,这份名单共有七十六个人,处级以上干部七十人。有一点,周小萸说得很对,每个人都在重要职位,非富即贵。这些人,既有省委省政府的,也有各部委办的,还有市委市政府的。名单的前半部分,共有三十四个人,全都是她这一个星期见过的。

    彭清源略愣了一下,一个星期见三十四个处级以上干部?

    王宗平说,是啊,我开始也觉得不可能。但冷青的记录很全面,我那里还有一份详细报告,列出了她几点几分在哪里见什么人。除了有十二个人是集体见的,也就是三个或者四个见面,另外二十二个人,全都是单独见的,平均下来,一天见三个。而这每天见的三个人中,至少有两个,是画星号的。

    彭清源显然并不认为只是普通见面,所以说,每天两个?这可能吗?

    王宗平肯定地说,我说的是平均数,其中有一天,她休息,见了五个。我看了行程表,安排得很紧凑,似乎将时间算计得很准确。

    彭清源停止了吃饭,看一眼王宗平,说,她是什么?是机器?

    王宗平说,我也对这个女人的精力很不解。冷青的记录是非常精准的,比如她几点几分到哪间酒店,这个房间是谁开的,她几点几分进入房间,几点几分离开,非常详细,一目了然。她和这些人会面,绝大多数是在酒店,不同的酒店。基本上人家开好房间,她先去,在大堂拿到钥匙牌,然后去房间里等,一般半个小时左右,开房间的人就会来,直接进房间。也有两次,她是去某个领导的家里,这种时间也很特别,往往是上班时间,而且,领导的夫人一定是出差了。

    彭清源拿起了名单,以很快的速度扫了一眼,他立即看到,某个名字是极为熟悉的,再仔细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心中,立即闪过一丝不快,说,我的名字怎么在上面?这两个月,我根本没见过她。

    王宗平解释说,名单的后半部分,并不是她这一个星期接触的领导,而是她平常向同事朋友炫耀有过性关系的领导名单。

    彭清源再仔细看了看名单,问道,这个东西,还有谁知道?

    王宗平说,只有冷青和我知道。

    彭清源说,这种东西,如果传出去,会引起天下大乱的。

    王宗平自然清楚这一点,对彭清源说,这个你放心,我马上会毁掉。冷青那边,我已经吩咐他了,不要留任何底子。

    彭清源问,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

    王宗平说。还有一些说法。

    彭清源并没有完全理解,问道,说法?什么说法?

    王宗平说,最近一个时期,周小萸显得极为活跃,曾经跟很多人说,她马上就要当卫生厅医政处的处长。以后还要当副厅长。

    彭清源似乎不太相信这一点,说,处长?副厅长?她真这样说?

    王宗平说,她告诉别人,是陈运达同志承诺她的。

    彭清源显然异常愤怒,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这个女人,简直是个疯子。

    王宗平说,还有更疯的。她对很多人说过,陈运达同志和……和……你,都看中了她的女儿吴芷娅,而且都和她女儿上过床。你们已经答应,要把她的女儿捧为江南卫视的当家花旦,第一红主持人。将来,江南卫视,就是她女儿的天下。

    彭清源说,黎兆平不是说,她女儿连普通话都说不准,根本不能当主持人吗?

    王宗平接道,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里。黎兆平被双规一个星期后,吴芷娅已经进了江南卫视,并且是局聘。一般人进省广电,至少试用三个月,有的试用已经一两年,还没有进去。她一天都没有试用,就成了正式员工。据说,卫视安排了几个人辅导她的普通话,很快就会让她上节目。

    乱弹琴。彭清源说,这些事,都是谁在活动?

    王宗平挥了挥面前的那份名单,说,我认真研究过这一个星期里她见过的人,级别最高的,只有齐天胜。不过,这三十四个人中,二十七个,全是那条线上的人。

    此时,王宗平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连忙起身,绕过沙发,走到外面,接了电话返回,告诉彭清源,电话是唐小舟打来的,已经和赵书记约好,晚上十点以后在七号楼见。说过之后,王宗平将茶几上吃空的饭盒收走,再将茶几擦干净,给彭清源的杯子里续了茶水。

    好一刻,彭清源没有说话,他的脑子在高速运转。

    彭清源和陈运达,来自江南省最边远的山区县陵峒,两人从县一中开始认识,同班同学。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开始,陈运达因为是独子,留县招工,进工厂当了一名搬运工。彭清源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他是家里的幺子,两个哥哥已经参加工作,他别无选择地去了农村。一年半后,彭清源进了区团委,转千了。后来知青回城,回去的也只是当工人,彭清源却是干部,自然留下来了。从区团委到乡政府,又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到县政府的第二年,陈运达也进了县政府,两人从此便在政坛你追我赶。

    外面的人都说,这两个人,是江南政坛的一对挚友。其实,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他们一直都在比赛,同一条跑道,一会儿你领跑,一会儿我领跑,谁都不甘落后,谁都很难将对方抛得更远。俗话说,距离产生美,他们两人之间,始终没有拉开距离,美自然也就褪色了,工作中,总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尤其是遇到提拔的时候,只有一个机会,是提拔你还是提拔我?彼此难免有一些明争暗斗。

    就如几年前,他和陈运达都是副省长,恰好常务副省长职缺。两人谁能上去,谁就可能是下一届省长。中国的官员升迁机制,既不是西方的选举机制,也不是古代的科举机制,而是先秦时代的伯乐机制。千里马若想仕途顺遂,就一定要自己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伯乐。中国古话也说了,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么多的千里马等着伯乐来挑选呢,而伯乐呢?既可以选千里马,也可以选八百里马,甚至可以选十里马,你需要怎样的运气才能被伯乐遇到?瞎猫碰死耗子的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你只得自己去寻找。陈运达和彭清源,谁是千里马谁是百里马,暂且不论,他们也深知,关键在于那个赏识自己的伯乐。而伯乐呢?他不能说赏识就赏识,他的伯乐名声可是不能任意玷污的,所以,他一定要选那匹看起来确实是千里马的马。于是,这两匹马一面要寻找伯乐,一面又要做出让伯乐赏识的政绩,同时,还要想方设法让竞争对手给人的印象根本不是千里马。这一番明争暗斗,真可谓惊心动魄,两人间多年来的貌合神离,也就彻底完结。

    一轮极其残酷的竞争,以彭清源的失败告终。彭清源败了,他败得既不服又服。不服是他觉得自己比陈运达要出色得多,服却是他很明白,自己所找到的那个伯乐和陈运达所找的伯乐,说话的分量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严格说来,败的不是他,胜的也不是陈运达,输赢仅仅在那两位伯乐之间。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当彭清源考虑是不是该挪一挪地方的时候,赵德良来到江南省。

    中国的官场结构,往往是本地和外地的结合,如果党委书记是外来的,政府首长就是本地的。反之亦然。一般的省份,很清楚这种结构原则,通常都能和外来干部相安无事。但另一方面,外来干部,在本地毕竟根基浅,场气不旺,时不时受到当地干部的制肘甚至是排挤。也正因为政治生态如此,上面往下面派官员的时候,往往派的是党委一把手,地方产生的,也大多是政府一把手。只不过,江南省似乎和别的省不同,在这里,外来干部很难插足,通常都只是搞一届甚至两三年就被挤走了。派来的如果是党口干部,大家清楚,这是一定要任命的,如果不通过选举,上面追究下来,事儿就大了。但如果是政府干部,几乎都难以通过选举。这些年来,上面陆续派了四位副省长过来,没有一位当选为省长的,通常都只是干个一年半载,就不得不去了另外的省。

    在上一任外来的省委书记袁百鸣被挤走之后,当地人原以为会从本地产生一任省委书记。这种小把戏,中央自然看得很透澈,他们自然不能让江南省的小把戏得逞,很快就派来一位书记赵德良。

    赵德良一直在北方工作,对南方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在江南省,他只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彭清源,他在中央党校的同班同学。各级党校是权力场产生场动力的最佳之所,某个人长期在一地做官,怎么可能接触到官场更广阔的平台?靠的就是党校,那是一个动力策源地。另一个朋友就是黎兆平,他们俩是大学时代的同学。了解江南官场生态,赵德良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两个人。

    赵德良从彭清源那里了解情况,自然听不到关于陈运达的好话。一方面,彭清源和陈运达竞争常务副省长,他是失败者,两人当时便已经彻底站到了对立面。后来,袁百鸣甚至做梦,想将彭清源推到前台直接和陈运达竞争。彭清源也知道,国官场讲究等级次序,陈运达是常务副省长,竞争省长名正言顺,自己只是一名老资格的副省长,想一跃而成为省长,难度极大。可袁百鸣是省委书记,他做着这样的梦,彭清源能怎么办?只能跟着他往前冲。这是彭清源和陈运达之间第二次类似于白刀战的短兵相接。结果并不出乎彭清源的预料,陈运达胜了,他也并没有败,接替陈运达担任常务副省长。

    时隔不久,陈运达和袁百鸣彻底闹翻,抓住蒋雨珊案,对袁百鸣大举反击,袁百鸣失去招架之功,只得灰溜溜走人。陈运达受中央委托,主持了半年的工作。大家都以为,陈运达有可能成为新一任省委书记。谁都没料到的是,中央派来的,竟然是彭清源的党校同学赵德良。赵德良的年龄比彭清源小好几岁,在党校时,他是小兄弟,受到彭清源的多方照顾。到了江南省,彭清源却成了赵德良的下级。

    要控制江南省的政治局面,最重要的,自然是控制权力,用好人。赵德良经过一番运作,将彭清源放到了雍州市,担任市委书记。雍州市上一任书记周昕若,任期还有最后几个月,年龄却已经到了,他因为个人身体状况,坚决要求彻底退休。如此一来,彭清源实际是在完成周昕若的任期,他自己的任期,还没有开始,必须等即将召开的市党代会,才能最后确定。

    站在陈运达的角度看,赵德良在江南省并无政治根基,如果让彭清源顺利当上市委书记,赵德良和彭清源联手,两人的政治力量,一下子力口强了很多,这种格局,对陈运达显然不利。齐天胜所说的权力重建,是不是表明他想在市党代会时做些手脚,将彭清源选下来?彭清源的市委书记一职,既是省委确定的,也是中央同意的,理论上,地方很难改变。可即使中央任命,也要看民意,假若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彭清源如果没有被选上市委委员,那就根本不可能进入市委常委会,自然也没有资格担任市委书记了。

    彭清源和陈运达同龄。他最能理解陈运达的紧迫感。陈运达担任省长,也不是正常换届产生的。换届之前,他担任省长已经三年,严格说来,现在才是他的第一届,这一届期满,还有两年时间,那时,陈运达五十七岁。对于他来说,最如意的算盘,应该是今年党委换届的时候,当上省委书记。可这个梦因为赵德良的到来破灭了,他的未来,便有两条出路,一是两年后,政府换届时,他继续担任一届省长,一是在此期间,中央给他一次机会,在本省或者调往外省当一任书记。若想当书记,这两年之内,必须实现,否则,中央任命一位年龄超过五十七岁书记的可能,非常之小。

    然而,赵德良在江南省的地位一旦稳定,一两年之间,陈运达若想顺利再进一步,同样可能性很小。换句话说,假若能够在这次的党委换届中有所作为,比如挤走赵德良的话,陈运达接任书记的可能,就大得多。

    做事要审时度势,要顺势而为。做官也同样如此。逆势而动不是没有可能取胜,一是耗费大,二是得看你的实力如何。绝大多数情况,逆势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几年前,陈运达曾搞过一次逆势而动,他要将人家挤走的目的是达到了,可取而代之的目的,没有达到。现在故伎重演,到底会是个什么结果?人在官场走,要认命。官场有官场的秩序,你如果乱了这个秩序,你就一定得付出代价。

    王宗平见彭清源在思考,并没有出声,直到彭清源问他,你怎么看这件事?他才说,现在已经很明显,黎兆平是被人当成了靶子,子弹射向的,却不是黎兆平,而是背后的政治势力。当务之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应该尽快想办法把黎兆平弄出来。

    彭清源说,舒彦那边的情况如何?

    王宗平说,省检同意舒彦以代理律师身份介入此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希望用这种办法给龙晓鹏一些压力,让他别再对黎兆平用刑。也给舒彦调查此案提供一些方便。但若想阻止调查或者释放黎兆平,这种办法,显然是不行的。彭清源说,是啊。

    王宗平说,另外,我还有一种担心。龙晓鹏好像一直在刑讯逼供,那些刑罚手段厉害得很,黎兆平一旦承受不了,乱说一通,麻烦就大了。

    彭清源问。你有好办法吗?

    王宗平说,我没有,不过,舒彦提到过几个办法。一是让黎兆平当选党代表,那时,龙晓鹏就必须提供一个详细的案情报告,否则,就只能放他出来。第二个办法,立案调查龙晓鹏。龙晓鹏经不起查的,一查肯定出问题。

    彭清源伸出一只手制止了他,说,后一个办法肯定不行。这样你查我我查你,一定会出大事的,搞得不好,整个江南省的政治局面就乱了。人家不讲游戏规则,我们不能不讲。

    时间过得很快,彭清源要出发去机场了,王宗平离开办公室去替他安排车。将首长夫人一行接到酒店,然后匆匆忙忙赶去七号楼见赵德良。

    赵德良是个相当自律的人,几乎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酒也喝得节制。一般人认为,烟酒是官场的润滑剂,即使第一次见面的人,三两杯酒下肚,也可以迅速变得熟络起来。不会喝酒或者酒量不行的人,在官场就很难混下去,原因是你很难进入这个场的中心部位。赵德良自然也是能喝酒的,酒量还相当惊人,不过,他处于现在这样的高位,只要他不喝,没有人敢劝他的酒,整个江南官场,还真没几个人知道他的酒量。同时,赵德良又是一个安静的人,思考型的人,他从来都不疾颜厉色,也很少见他发脾气,他永远者都是一张平淡的脸面对一切。到江南省快三年了,谁都没见他使用过强权。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他是一个软面团,意思是说他很懦弱。

    在彭清源心里,赵德良的形象和人们公开所说,是完全不同的。彭清源认定,赵德良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人,他的性格,基本可以用两句中国古话概括,静如处子,动如脱免。他静的时候,通常都在练书法,而他动的时候,执行力惊人,又不是那种雷霆之势,而是四两拨千斤的柔软之力,是一种智力。

    赵德良的妻子留在北京,她的生意做得很大,主要做外贸,在江南省没什么市场。省委原本将袁百鸣住过的那套别墅分给赵德良,赵德良觉得,一个人住一套别墅,实在太浪费,何况省委常委们在迎宾馆还有一套别墅,虽然没有明确分给哪个人,实际上,除非中央领导来住,其他时候,也就成了某个人的工作别墅。这些别墅有个统一的名称,叫迎宾馆七号楼,或者直接称为七号楼。外人听了,以为是一幢楼,实际却是一个别墅群。赵德良住在七号楼的三号别墅,彭清源到的时候,赵德良已经在楼上的书房里练字。

    唐小舟让王宗平等在一楼,他领了彭清源上楼。

    赵德良的书法作品,在江南省的黑市已经是天价,给企业单位题字,人家出价每个字十万,如果是一般条屏之类的作品,市场标价是一字一万。但是,有价无市,因为赵德良从来不替人题字,即使再好的朋友,他也不拿自己的作品送人。他觉得满意的作品,秘书唐小舟会替他收起来,并且编上号,严格控制外流。如果他不满意的作品,则会在第二天送进碎纸机。

    彭清源站在书桌的前面,主动伸出手,拉住宣纸的顶端,替赵德良拖纸。

    赵德良写的是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哞夕阳,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恰好写到这里,赵德良停下来蘸墨,问彭清源,清水塘安居工程进展怎么样?

    彭清源说,受了影响,现在几乎停工了。

    赵德良说,这是全省目前最大的民心工程,不能停。既要搞好,还要加快进度。

    彭清源说,现在这个情况,没法加快。整个兆元公司,人心惶惶,我听说,他们的总经理正在闹退股。

    赵德良说,你说说看,清水塘和融富中央国际两大工程,到底有问题没有?

    彭清源说,大的问题肯定没有,小问题有没有,就比较难说。

    赵德良说,既然没有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人盯着这两个工程?

    彭清源说。可以肯定。有人在背后操作。

    赵德良的字体,是柳体和毛体的结合,有柳体的锋芒刚劲,也有毛体的狂放飘逸,尤其讲究的是谋篇布局,狂放却不失精准,敦厚又显张扬。他常常说,社会上流行很多算命的把戏,其实大多数是骗人的,只有看字识性格,那是极其准确的,因为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只要看一个人的字,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性格。一个人写字的力度,就是这个人性格的力度,一个人布局的方法,恰恰体现的是他办事的章法。

    江南省一个地级市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写得一手好字,可职位在副书记就止住了,先后走了几个市,始终没变。他自己常常抱怨,说是因为自己的字写得太好了,把省长书记比下去了,所以不肯提拔他。赵德良来了之后,他觉得自己有了机会。处心积虑地安排赵德良到他任职的市去视察,又妙巧地让赵德良看了他的字。原以为赵德良是这方面的行家,看过他的书法作品之后,会对他青眼有加,从此平步青云。没料到,赵德良看过他的字后一言未发,后来,有人在赵德良面前替他说好话,赵德良却说,这个人还是算了吧,从他的字里,可以看到一股邪气。这话说过才一个多月,此人出事了。他到南方出差,要将人家坐台小姐带出台。可人家是坐平台的,死活不千。他借着一股酒劲,把人家暴打一顿,并将人家的衣服全部撕碎了。人家受不了虐待,愤而报警。后来,纪委去查他,发现他是个性变态,在外面有一套房子,里面放满性虐用具,并且有很多他进行性虐的录像。这事在江南省政坛传开了,从此,没有哪个官员敢将自己的手迹显露于赵德良面前。

    赵德良写完了字,题了款,却并不盖印。唐小舟立即拿起那幅字,走到书房的角落,那里有一个红木的架子,架子上面有一排夹子,他将宣纸的两个角用夹子夹好,字就挂在了那里。这幅字写得很到位,彭清源退后一步欣赏着,很想向赵德良讨下来,却又不敢开口。

    唐小舟再拿过一张宣纸,在书桌上铺好。

    赵德良站在一旁等唐小舟铺纸,他则和彭清源谈话。他问,背后有人操作?操什么?怎么操作?

    彭清源说,已经调出了银行的录像资料和其他一些资料,证实当天周小萸根本没有去过银行,汇出那笔款子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周小萸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她用的身份证显然是伪造的,名字和信息是周小萸的,照片换成了那个年轻女人的。

    赵德良问。查清了这个人是谁?

    彭清源说,没有立案,调查不太方便,有关这个人,并没有查下去。不过,舒彦想了个主意,结果弄清了在背后操纵这件事的人。

    唐小舟已经将纸铺好,赵德良又走到了桌前,拿起笔,蘸了墨,正准备写字,听到彭清源的话,手没有动,墨汁顺着笔尖流下,滴到宣纸上,这张纸便废了。唐小舟想帮他换一张纸,他制止了,对彭清源说,怎么回事?你说仔细点。

    彭清源将舒彦拿着照片去见周小萸以及周小萸约见齐天胜的事说了一遍。

    赵德良沉默了片刻,然后问彭清源,你有完整的计划吗?

    彭清源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在官场浸淫这么多年,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自己如果说出来的计划太高明,有些领导会不喜欢,甚至故意否定你,使一个很好的计划无法实现。如果说得太不高明,领导又会留下一个不好印象,觉得这人是大草包一个。给领导提建议,是一门精深的学问,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一定要恰到好处。彭清源并不说自己有什么想法或者计划,只是说,舒彦有一些想法。

    赵德良听过之后,并没有像彭清源对王宗平那样否定对龙晓鹏立案的做法,只是淡淡地说,黎兆平的案子还没有定性吧?按照党章,他是不是有被选资格?

    彭清源说,是的,他有被选资格。

    赵德良挥了挥左手,说,既然他有被选资格,你和我,恐怕也不能只手遮天,决定他能参选还是不能参选吧。恐怕我们这两个书记,没有权力剥夺一个普通党员当选党代表的权利。彭清源说,是的。赵德良并没有回答他,而是专心致志地将字写完,题了款,唐小舟帮他将字拿到旁边挂起来时,赵德良走进里面的卫生间,洗了手,出来后,走到办公桌前,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又拉开抽屉,拿出一包软中华,扔给彭清源。

    彭清源知道,在既是老同学又是顶头上司面前,不能太随便,又不能太拘谨。一包烟对于他来说不值一提,可对于赵德良来说,却是一种姿态。赵德良自己不抽烟。也很讨厌别人在他面前抽烟。黎兆平就曾说过,给赵德良送礼真不好办,如果是给其他领导送礼,扔两条极品江南两瓶三十年茅台,就算某一天反贪部门追查起来,话也好说,我是给他送过两条烟两瓶酒。反贪部门怎么去计算其价值?两条普通的烟,通常情况下,也就四五百元,两瓶普通的酒,二三百一瓶的,也已经很不错了。收的人,心理上很容易承受,认为这是小事。可轻描淡写所说的两条烟两瓶酒,如果换上极品江南和茅台,完全不一样了,人家拿到小店一转手,就可以换回上万元现金。赵德良既不抽烟又不喝酒,你给他送烟酒是什么意思?

    能在赵德良的办公室或家里抽烟,属于一种待遇。彭清源撕开包装,将其中一支抽出一半,又插了进去,说,光是烟怕不行吧。我听说你这里有好茶?

    赵德良指了指一个抽屉,说,都在那里面。

    这自然是另一种待遇,这种待遇不享用,那是过期作废的。彭清源拉开抽屉,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包装的茶叶,无一不是极品。彭清源拿出一包,拆了包装,又拿了杯子,往杯子里放了许多茶叶。他喜欢喝浓茶。唐小舟立即接过杯子,出去倒水。

    彭清源说,这包拆开了,放在你这里会坏掉,我帮你拿走好了。

    赵德良并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问他,你和运达同志共事的时间比较长,你说说,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这种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考人。评价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一号首长面前评价一个人。就算彭清源知道赵德良对陈运达的态度,在他面前评价陈运达的时候,仍然危机四伏,说多了或者说过了,赵德良或许认为你不地道,落井下石,完全小人一个。说少了,赵德良又可能认为你知而不言,言而未尽,对他也留有一手,时时设防,完全不可信任。

    这个人做事很踏实,执行力很强。彭清源字斟句酌地说,当初,他留在工厂,干的是搬运工。两年时间,从县劳模干到省劳模。他当县长的时候,遇到大洪灾,自己当了突击队队长,吃睡都在大堤上,后来感冒发高烧,又在深水里泡,当场昏倒,差点被洪水冲走,幸亏身边两个武警战士机灵,将他捞起来,才知道他正发高烧,全身发烫。当时县委作出一个决定,要他住院,可他让一线的医护小组在工棚里搭了一个临时病房,他就住在那里。县委书记问起来,他说自己尊重了县委的决定,已经住院了。事实上,这是一个流动病床,他每天躺在担架上,指挥抗洪。

    赵德良说,这倒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有谁不是干出来的?过去战争年代,是将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干。现在和平年代,是比别人多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才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的领导岗位。陈希同如此,成克杰如此,胡长青同样如此。他们的结局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后来不那样努力去干了?说明他们松懈自己放纵自己了?成克杰说过一句话:想到广西还有七百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啊。对于这句话,网上骂声一片,说他虚伪,做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想并不真的如此。他可能是真的睡不着觉,是发自肺腑。我甚至可以认定。他是真的非常努力想让广西七百万人脱贫。而另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是,他确实是一个贪官。这大概是我们的党员干部需要深思的最根本所在。

    彭清源说,这也正是我想说的。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人有欲望,任何人都不可能例外。关键在于,你所做的一切,是在为了你所追求的理想,还是为了满足你的个人欲望。如果是为了你的理想,那么,你就会自觉地克制个人欲望的膨胀。相反,个人欲望,就会凌架于一切之上。随着权力地位的提高,个人欲望的膨胀,也就会达到登峰造极。那时,权力就会成为你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一旦走到这一步,权力就变质了,就私有化了。

    权力私有化。这个概括好。赵德良说,什么是腐败?我们一说到腐败,就说贪污腐化。就是蜕变堕落。这显然是把现象当成了本质。腐败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权力变现。权力怎么变现?只有权力私有化了,才可能变现。你如果为党掌权,为民执政,权力就叫公权力,就是党的权力,是国家的权力,是人民的权力,你能变现吗?真正的腐败是什么?就是公权私用。

    彭清源说,我早就有这种感觉。自从他当上江南省省长之后,他就认为江南省是他陈运达的省,是他的家天下,整个江南省,都应该姓陈。这个省就像是他的老婆,他的私人物品,别人别说抱一抱亲一亲,就是看一眼甚至是在心里想一想,都不行。

    赵德良说,无论什么时候,江南省都是共产党的江南省,是人民的江南省,不会成为任何个人的私属。运达同志如果真有这样的思想,那是非常危险的,是要犯大错误、栽大跟斗的。

    彭清源立即接过话头说,他实际已经犯了大错误。不仅仅是他,我们党的某些高级干部,都是这种情况。他们犯错误之初,身边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同志知不知道?肯定知道。大家都心照不宣,因为你不能宣,如果在他面前宣,他会大发雷霆,甚至打击报复。如果到上级去宣,上级可能认为你们在闹不团结。这种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脓包现象,脓包出现之初,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小红点,为了不影响观瞻,藏着掖着。等脓包越长越大,其他人都能看到了,可谁也不能说,只能等着这个脓包自己破掉。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赵德良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停在彭清源面前,说,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他这个脓包要出头要破掉,那是他的事。但是,你和我,是江南省政治生态的关键人物,我们既然是班长,就要起到班长的作用,不能让他把江南省的政治生态搞坏了。现在这件事,我们就先把兆平同志弄出来,也算是给运达同志一个警示。

    彭清源说,我听你的。

    赵德良说,为了保险起见,我看这样好了,咱们双管齐下。过两天,我和昭武同志去一趟广电,到那里去吹吹风。你呢,找个时间去一趟应平同志那里,把我的意思告诉他,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离开赵德良的办公室已经很晚,坐上车时,司机问他是不是回家,他没有出声,而是对王宗平说,你给应平同志打个电话,问他在哪里。

    王宗平拨通丁应平的秘书董绍先。董绍先说,我没有和老板在一起,不过,现在可以给他电话,他应该没有睡觉。王宗平于是打通了丁应平的电话,再将电话递给彭清源。彭清源说了几句,将手机递还王宗平,同时对司机说,去喜来登。

    丁应平是个有大才的人,在江南省官场,他创下了很多记录。二十六岁,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二十九岁升上了副厅,三十四岁正厅。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的官运变得不佳起来,从三十四岁到五十二岁,接近二十年时间,他一直都在各地级市当市长书记,几乎转遍了江南省的每一个市。这么多年,他最有名的不是政声,而是赌博,江南官场提起赌博书记,大家都知道是说他,只要是民间赌博的游戏,他无一不会,无一不好,又无一不赖。不知是不是喜好太多的原因,他是赌场上的常败将军。丁应平的牌品很不好,赢了,他就神采飞扬,高谈阔论。如果输了,他的脸色简直比黑包公的脸还难看。江南省打牌,将一万称为一索,开场前,大家都说好,今晚玩一索或者玩两索,意思是说,每人拿出一万元或者两万元赌本,有一个人输光了,就散场。可丁应平在场,情形就会不一样,他如果输了牌,会一直欠下去。最后散场时,他如果将输的钱赢了回来,自然喜笑颜开,如果继续输下去,事后不会再提,自然也没人敢向他要。赵德良来后,提拔他当了宣传部长,好打牌的习惯是改了不少,但遇到有点闲暇,还是会手痒。

    丁应平果然在喜来登三十八楼打牌,和他一起的有江南日报社、江南省新闻出版局、江南广电局的几位领导,有玩的也有看的,还有在一旁倒茶递烟的,全是宣传口的重要人物。看到在场的人,彭清源就皱眉头,暗想,你丁应平怎么能和这些人玩?这些人凭什么坐在这里和你打牌?说到底,还不是想趁着这机会给你送钱,并且从你那里索取一点点权力牙慧?就算你不用这种办法索贿,外人相信吗?

    彭清源一到,大家便要散场。丁应平显然输了,从他的脸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彭清源并不想掺和这类事,可这些人恰恰是宣传口的主要人物,自己即将做的事,用得上这些人,所以帮丁应平说,我和应平同志说几句话,很快就结束,你们谁先替一下。

    丁应平看了一眼身边电视台一个频道的总监说,亚伦,你替我一下。

    两人进入里间后,彭清源改变了最初向丁应平说明一切的想法,仅仅只是将赵德良的话转达给他,并且强调这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打折扣地完成。丁应平虽然牌桌上糊涂,但在政治上并不糊涂,他自然明白这件事背后有文章,同时也知道,这件事并不容易干。黎兆平这种人,恃才傲物,自己又有钱,官场潜规则的一些东西,他总是离得远远的。如此一来,他虽然不是远交近攻玩官场,可官场却对他来了个远亲近疏,但几身边的人,没有几个和他交真心的。像他这种人,在选举中根本不可能得到选票。加上现在又处于双规的微妙境地,做这个工作,确实不容易。

    即使如此,丁应平仍然肯定地说了两个字,好的。

    彭清源站起来,说,那就好。过几天,赵书记可能要和昭武同志去广电走一走,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和小舟通报一下。

    彭清源离开后,丁应平又坐上了牌桌,他一边摸牌,一边问在座的几位,你们那里选举党代会代表的事,都安排在什么时候?

    党代会选举党代表有一个反复过程,先自下而上选出推荐人,由推荐人层层推荐,确定一个被推荐人名单,上报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上报省委。省委对被推荐人进行考察,最后确定差额候选人。差额候选人确定之后,由各单位派出党员代表进行投票选举。如此一来,选举一名党代表,便会在基层完成四次选举,第一次,选举推荐人,第二次,由推荐人选出被候选人,第三次,选举投票代表,第四次,由投票代表从差额候选人中选举党代表。

    江南日报是一名副社长,名叫邱昆,他说,日报社推荐人和选举代表都选完了,下一步,会投票推举候选人。出版局也说,我们今天下午已经选过了,应该会在这几天报名单。广电局是一位副局长,他说,广电已经选出了推荐人,估计这几天会产生被候选人。

    丁应平望着广电那位副局长,问,黎兆平有没有可能成为候选人?

    副局长几乎没有思考,回答说,估计很难。

    丁应平说,那不行,一定要把他选进去。

    邱昆说,黎兆平?他不是被双规了吗?

    丁应平问。判刑了?

    广电副局长说,没有。

    丁应平又问。定案了?

    副局长说,还不是太清楚。

    丁应平再问,开除党籍了?大家不说话了,等着丁应平继续往下说。丁应平说,既然他还没有被判刑,那么,他目前还是无罪的。既然还没有定案,那么,说明这件案子完全有可能是误会。既然他还没有被开除党籍。那就说明他还是党员干部,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场几个人立即说。是是是,还是丁部长有政策水平。

    丁应平挥了挥手,说,你们几个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我在这里下一个任务。

    几个人全都望着丁应平,等待他下达任务。丁应平并没有将后面的话说出来,而是拿过面前的烟盒,掏出一支烟,点起,然后用夹烟的手指指着广电那位副局长,说,你的任务有两个,第一个,广电局负责将黎兆平列为候选人。第二个,你们都要给我保证,选举黎兆平为党代表。

    面前的三个人都是副职,职位虽高,权却不重,在单位说不上话。他们都意识到,这件事棘手,可部长发了话,他们能怎么说?最难的还是出版局这位,他调进来的时候不长,又是副职,没有多少人缘。即使会给部长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也不得不说。他嗫嚅半天,说道,老板,我们的情况,你是清楚的,这事我说了等于放屁。

    丁应平没有说话,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广电局的那位频道总监名叫冯亚伦,和丁应平的私人关系比较好,他的哥哥和丁应平是同班同学,他大学毕业后进当时的广电厅,是丁应平帮忙找的关系。平常,他和丁应平形影不离,在他身边,同时担任多重角色。他是可以随便出入丁家的,所以,人们说,他比丁应平的儿子还亲。在丁家,他什么都做,大到换煤气,小到陪丁应平的夫人逛街买衣服遛狗,一个人做的事,比三个保姆还多。丁应平平常有些什么私人活动,他总是追随着,比丁应平的秘书董绍先还紧密,所以,也有人说,他是丁应平的首秘。丁应平打牌的时候,他通常是在旁边服务,如果某个时候,丁应平实在约不齐人,他也会凑上去玩几把。丁应平总是骂他牌技臭,可实际上,只要他有机会上场,又常常是赢多输少。不少人都暗中送炮给他,目的只有一个,暗中巴结他,希望他在丁应平面前替自己说好话。

    冯亚伦最大的本事,善于察颜观色。他立即看出,这几位心里都不太顺,有话想说又不敢说,于是站出来替他们出头,说,这到底算什么事?将黎兆平双规,肯定是上面的意思吧?现在要选他当党代表,又是谁的意思?

    邱昆和黎兆平年龄相仿,文革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当年和黎兆平并称江南省传媒界的两颗新星,两人都是知名记者,在省市领导那里是挂了号的,若以职业名声来看,邱昆还略胜于黎兆平,这是因为当年电视台属于第三媒体,普通老百姓的电视机拥有量太少,人们了解新闻,主要是靠报纸。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两人的关系相当不错,彼此将对方当成最好的朋友。

    不过,这种良好的私谊并没有一直维持,因为一个女人闹翻了。

    邱昆当记者部主任的时候,部里分来一位漂亮女大学生。第一次见面,邱昆对人家动了心思,便不断努力,半年以后,终于有点眉目了。他经过一番筹划,准备将女记者带到一个青山绿水的地方,将这事给办了。但如果仅仅两人去,他担心女记者产生戒心或者生出其他想法而拒绝,便想到多约几个人。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黎兆平。黎兆平那段时间正和陆敏闹得不痛快,也想去什么地方散散心,听邱昆一说,提出驾车去井冈山,并且要多约几个人去。这么一张罗,就张罗了八个人,四男四女,黎兆平带的,正是巫丹。

    也是邱昆心中有鬼,担心出发时再见面,大家会有些想法,便提出先热悉一下。如此一来,黎兆平便在出发前三天认识了那位女记者,并且很快和她打得火热。出发的前一天,邱昆和黎兆平单独见过一次面。闲谈中,谈起这位女记者,黎兆平半真半假地问邱昆,是不是他的情人。邱昆肯定地说不是,黎兆平于是开玩笑,你如果不用,那我就用了。邱昆在这方面显然有些害羞,说,女人嘛,生来就是给男人用的。

    出发的时候黎兆平驾驶的是三菱越野车,跑长途比其他车都舒服,加上那位女记者并不喜欢巫丹,有点和她吃醋,一定要坐黎兆平那辆车。一路上,她和巫丹斗嘴,两人憋起了气,恰好给了黎兆平机会。第一个晚上宿营,黎兆平将女记者叫出去,说是要开导她,缓解她和巫丹之间的抵触。岂知这女孩早已经被邱昆撩拨得春心荡漾,加上当晚的月色非常迷人,黎兆平就收了渔人之利。

    从此以后,邱昆恨上了黎兆平,传来黎兆平被双规的消息时,他还邀了几个好友大喝了一顿。尽管他没有说明自己为什么请这餐酒,可他的言行让人觉得,他其实是为此而痛快。现在,有人要求他投票选黎兆平为党代表,他自然知道,一旦黎兆平当选将意味着什么。有人开了头,他自然就将话接了过去。他说,兆平还被双规呢,我们这里却要选他当代表。这事如果传出去,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是不是再探一探上面的意思?

    丁应平说,上面的意思?谁在你上面?

    声音虽然不高,在场几个人,心中暗自抖了几抖,再没有人敢出声。

    林志国打开家门,屋子里有一股很浓的怪味。这都是装修的时候未能消散的气味,已经几年了,只要是一段时间没有打开门窗,味道仍然很浓。

    上次的事后,巫丹去了香港,到底是环球旅游,还是一直呆在那个半岛上,林志国并不清楚。他能想象,巫丹出境这件事,肯定不是巫丹自己的主意,而是赵德良的授意。就算巫丹留在境内,纪检部门也不可能拿她做什么文章。如今这个时代,作风问题与贪腐无关,仅仅只是个人生活作风以及观念问题。两性关系,早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成为一种置换手段。几年来,全国出了几个著名的女贪官,一个比一个漂亮优稚,经历也出奇的一致,最初都是很底层,别说是干部身份,就连国营身份都不是,可在很短时间内,不仅转了干,而且平步青云。有一层始终未曾公开报道,她们的权力从何而来?很简单,拿身体置换得来的。至于在其他领域,比如演艺圈,比如商界,这种资源置换,就更加普通平常。正因为如此,潜规则,成为一个最为流行的词。另一方面,潜规则实际上早已经成为显规则,谁都知道是这么回事,谁都不会拿这类事去做文章。

    数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公约数。如果分子和分母具有共同的约数,这个数便可以从分子和分母中同时约去,分数值不变。比如四分之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约数二,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二,变成了二分之一,数值完全一样,都是零点五。也有些时候,约数远远不止一个。

    官场生态中,其实也存在一个生态公约数或者说贪腐公约数。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位官员如果有两性关系,那是一件大事,他的官职可能因此而罢免。因为那时有这类关系的官员很少,属于极个别现象,找不到公约数。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官员找情人包二奶,已经成了官场普遍现象,也因此成了公约数。

    官场公约数远不止于此。比如反贪标准的制定,香港是零起点,所谓零起点,意指只要你贪污受贿一分钱一根针,那也是有罪的。因此,他们的反贪公约数是零。中国在这件事上的标准并非刚性,而是弹性的。曾经的标准是五百元,后来涨到了五千元,最近据说涨到了一万元。也就是说,一万元以内,虽然也是腐败行为,但不够刑罚,一万零一元,就够刑罚了。这个一万元,就是反贪公约数。

    正因为有了这个公约数,便派生出了更多的公约数。比如说,这个一万元,到底是指现金还是等价物质也算?最初,人们的理解,肯定是包括等价物质的,后来,便将等价物质排除在外了,因为除了送汽车送房子之类,其他的物质,要较真起来,还真是一件麻烦事。你是按累计额度计算,还是一次性收受总额计算?如果说累计的话,别人送你一包烟,算不算?如果送一包烟也算,那送一根烟算不算?假如送一根烟也算,怎么算,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再反过来推,如果送一根烟不算,那么,送一盒烟算不算?如果送一根烟一盒烟都不算,那么,到底送多少烟才算?送一条?有的烟,你送一条,或许只有几十块钱,但有些烟,你即使送一盒,也几十甚至几百元。酒的标准计算就更加麻烦,一般的白酒,一斤可能只几元,一箱也只不过几十元。但如果是一瓶十五年的茅台,就是一千多元。

    渐渐地,出现了一种弹性,那就是一次性送物或者受物,没有达到一万元,全都成了公约数。这种公约数一旦形成,普遍出现了送两条烟两瓶酒的礼尚往来。市场上常销烟中,最贵的五六十元一包,两条也才不到一千五。高档酒中,茅台已经属于天价,也只不过六七百元,两瓶,一千五左右。两条烟两瓶酒,值三千元,自然没有踩线。时间长了,这个标准开始松下来,送烟送酒等,均成了公约数。于是,有人开始整箱地送,而有些企业,恰好看到了这一市场,开始生产高级烟高级酒,一瓶酒,三千五千,一包烟,一百两百。此时,再送两条烟两瓶酒,就上万元。可这也是公约数。不仅送两条烟两瓶酒是公约数。就算你送一箱烟一箱酒,也成了公约数,一种变通的公约数。

    公约数送出去,在许多官员的手里,却可以变成非公约数。一些政府的门前,有数不清的各种店铺,这些店铺都做一种生意,回收烟酒。一条烟,出厂价一千八,市场价二千三四,商家按出厂价或者略高于出厂价回收,再按市场价售出,还能开发票。有些送礼的人,直接找这些店买烟买酒,真假不论,他们知道,这些烟酒是不会抽不会喝的,只是作为变现工具在这个渠道流转。店家贼精,知道这些烟会不断沿着这样的途径流通,便在上面标上暗记。一条烟便可得到一千八百元现金,一箱烟就是九万。

    当然,这些账是不能算了,一算就算出一个惊天大数来。换个角度看,假若你不伸手,仅仅只是收点烟收点酒或者玩几个女人,公约数永远都是安全数。只有当你贪欲越来越大,伸手越来越频繁并且东窗事发之后,这些公约数,便成了法律文书上的来源不明财产。你一个月卖几箱烟几箱酒。财产突然增加了许多万,一年下来,这类来源不明财产增加几十百把万,对于很多官员来说,完全是稀松平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