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昆先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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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二三往事
我年轻时代，正是日寇猖狂时期，梦想统治中国。上海沦陷后，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就是烧光、杀光、抢光。我国人民处于万分危急，尤其是年轻人更加遭殃，看你是爱国，还是卖国；看你是甘愿做亡国奴，还是自愿拿起枪杆子和日寇战斗！那么，你就要甘愿参加新四军奋勇抗战，才是出路。
我从上海返回家乡后，看到年轻人有的被杀，有的投敌，有的坚决抗日。我呢？正巧，新四军戎区长正住在我家。他热情动员我，要我参加新四军，做乡里民兵大队长，领导民兵站岗放哨，锄奸捉特，保护边防根据地，保护家乡人民生命财产。
敌寇猖狂之极，加之“和平军”纷纷掀起，成为敌人的帮凶。坏人横行霸道，人民的生命处于朝夕水火之中。有志青年看到，只有紧跟共产党，参加新四军，握紧枪杆子，抗战到底，才有出路。
共产党领导正确，后来抗日声势越来越大，日寇和伪军的势力越来越削弱。鬼子为了垂死挣扎，妄想实行“清乡”把抗日势力一网打尽。沿江一带，利用茅竹和竹枝打篱笆，篱笆上挂上叮叮噹噹的坏油箱，关口加紧放哨，检查行人日夜很紧，无辜群众更加遭殃。这样，反而增加人民的痛恨，结果，没有扑灭抗日的火焰，火焰反而越烧越旺。
我走南闯北，爱党爱国，忠心耿耿地为国为人民服务，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奋斗！最遗憾的事，没有要求参加党组织，也没有人介绍我参加党组织。自己还认为，农村党员起不到什么作用，有组织无组织一样革命，有许多农村党员知识浅、认识差，办事不积极，还不如我呢！例如：
有一回，新四军攻城，我主动参加。在如皋西南角，把浸湿透的棉花絮，发给新四军战士们，顶在头顶上，爬梯子攻城。激战一夜，恰巧半夜一阵大雨“和平军”——就是伪军——在城墙顶上挖的反抗的壕沟，一刻儿积满了水。新四军乘机猛攻，猛轰，攻克了如城，在天慧寺活捉了晏子山、孟宪民、孔瑞武三个汉奸。
在皋南战役中，在宋家桥，我主动参加带路，抢救伤员。在抢救伤员中，被国民党空投硫磺弹爆炸，硫磺直射到身上，衣服突然燃烧，把我手膀烧伤。至今我手膀上、手丫里还有一个大伤疤。
在土改工作中，由领导分配我到小龙乡（就是现在的丁西乡）领导土改。我大公无私，不畏强暴。测量到小龙乡书记杨学书住宅时，杨书记想收买我，请我吃饭，我婉言拒绝了。他家住宅原是六亩园，他对我说：“不要量了。”我坚持量了，尔后他承认四亩。我说：“实事求是。”还是六亩入册。杨支书对我无可奈何。
还有一次，由县委调我和同志们组成一个庞大的县委土改工作队，开到夏堡区肖马乡，搞结束土改，处理土改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乡在土改中遗留下来一桩悬案，经过乡、区、县处理过，未曾得到解决。
事件是这样的。有一个荣军，（穷光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在老区，荣军天下老子算第一，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很难对付的。）和一家富农的大媳妇通姦，被富农的大儿子看见了。他没有作声，就到厕所棚里上吊死了。这家人家的公婆老早就知道大媳妇有奸情，不敢吭声。因为自家成份不好，所以不敢吭声。大儿子自己吊死了以后，喊二儿子回家来收尸（二儿子是民办教师）。殡葬以后，这件人命案未能妥善解决。
这家富农大儿子死后，大媳妇就跟荣军为妻。她的娘家赔嫁的高橱、书桌，以及衣服等等，都拿去了。不算数，荣军还跟富农家要生活田。富农家不肯，理直气壮地说：“你要田，我要追命。”互相争执不休。这件事，经过乡、区、县，未得解决。这件人命案，一拖就是好几年，未得妥善解决。这次工作队去，是为解决悬案去，非解决不可了。
我到村以后，经过多方面的反映，自己挨门串户採访，富农家要求伸冤。我觉得：“这件事，只要荣军不跟富农家要田，富农家也不追命，这件事不是就妥善解决了吗？”
据说，荣军脾气很硬，硬硬似铁。
想什么办法，来对付这死硬头呢？
我想，只有下软功夫对付他！
于是，我天天和他交朋友，把他抬得高高的；有意识的，叫他和我一起办事；预约他到代销点去耍子，买烟酒给他吃，互相处得非常好。平时和他无事不谈。有事，有时和他商量，要他出出主意，想想解决的办法。
荣军正是得能的时候，我个别和他谈话，一针见血的指出：“本村有一件没有解决的悬案，通在你身上。先和人家妻通姦，逼死人家丈夫后，强占了人家妻子，不算数，还要强迫向人家要田，村民反映很强烈。这件事，和你商量，怎样妥善解决了为好？”
他当时脸上通红，愣住了。
最后结果，荣军主动承认不要田，富农也不追命，丢下笔据。
几年没有解决的悬案解决了，群众反映良好，获得干群的好评。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84年。是年，云昆先生由退休改为离休。其时有关方面号召离休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2011年1月21日晚录入。）
注释：张云昆（1916－1999），江苏丹徒县人；远祖安徽人，逃荒迁徙到苏南；祖张振邦，父张恒耀，为当地开明乡绅；幼年启蒙于家塾，少年学徒于上海；抗战爆发后回乡从事民兵工作，日寇在苏南发动“清乡”时，渡江到苏北如皋宋家桥，投奔大哥张云峰（1909－1975），参加抗日文教工作；建国后长期在江苏如皋县丁堰公社德武小学任教，1979年退休，1984年改离休；一生坎坷，多历磨难；1999年春，因农村合作基金会倒台，致其一生积蓄3万余元储蓄无兑，诱发心脏病，误诊猝死于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上海返回家乡，云昆先生青年时代由家乡去上海，在宁波人开的钱庄里学生意。“和平军”即伪军。“清乡”日伪在苏南华中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的军事政治行动，类似在华北的“扫荡”天慧寺，即定慧寺，唐代寺庙，在江苏如皋县城南侧。荣军，即革命伤残军人。成份，革命战争年代及建国初期，根据土地占有数量或经济状况对人户划分的政治身份。代销点，农村供销社在村庄设立的代购代销店。得能，显示才能。丢下笔据，立下字据。
二、我的历史检查（片断）
（文稿前半段已散失）
因生意清淡，嫂嫂嫉妒我在她家吃闲饭。我为了谋求生活，经哥哥的帮助和我自己的努力，就自发地在宋桥镇上设了一所私塾，轮饭和收学费生活。教材先教的古书，后教的抗日教材。
在做塾师期间，一面做教学工作，一面帮做革命工作。
如：秘密传送江海报，聘为写稿通讯员；张贴抗日标语，参加农抗会，向地主二五减租；抄公粮串，护送公粮；新四军攻如城、打伪军时，做后勤；土改时，协助农抗会分地主的地；锄奸斗地主时，帮助记录，写贴标语；皋南战役时，帮新四军抬担架，救护伤员，等等革命工作。
那时，南马区文教助理叫朱循，是一位女同志。（她后来因为蹓情况，被淹死了。）她看我对革命工作积极，有心要培养我。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已侵占了如皋城，正向海安东北的我方解放区推进。
我方为了保持革命的后备力量，训练一批文教干部，就在解放区第一分区举办了一个文研会，学习六个月毕业。学习教材是研究当时的时事政治，如：国共谈判是不是会分裂？对三人小组，我们要保持什么态度？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会发生？
文研会地址设在台北县大桥北首，紧靠江海中学。当时负责人：张正屿（张正屿是张正林的哥哥。）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地向解放区进攻扫荡，因此环境非常恶劣，所以文研会被迫解散了。
在解散时，每人发身份证明一纸，并发给路费（抗币）。
在解散时，开了一次会，再三嘱咐学员们各自找关系打埋伏，在万一的情况下，不能向敌人自首，自首就是自己杀头。
到分区文研会，是在南马塘区马场一所学校里集中的。同行的人有：郭斌、谢斌（他们已死了）、朱崇义等十多人（其中有江海中学学生）。朱崇义住下原区，现在在下原公社任教师。
分区文研会解散后，我据人传说，第九分区情况比第一分区情况较好，但我又认不得路，又出斑疹较重，行走困难，只好找同乡人。恰好，台北县大桥口有一爿旱烟店，是同乡人徐国民开的，我就在他店里打埋伏十多天。
以后病逐渐好了。我就沿海边一带跑到第九分区，找到了九分区专署。当时是叶胥朝任专员。我向专署里的一个同志介绍我的身份后，那个同志随时写介绍信，介绍我去找如东县政府。
我到县里找到了县长（县长姓名记不清了），要求他在第九分区分配我的工作（办冬学）。当时，他对我说：“我们这里情况也很紧张，工作人员还嫌多，要进行精兵简政。”
他又问我：“家住在哪里？”
我说：“住在大河西，敌占区宋家桥。”
“你还是回去吧？否则，你还回到一分区，找你们的组织。”
我说：“情况这么紧张，哪里还会找到呢？”
他又说：“我打个介绍信，你到雪岸鬃状澹已ψ字傅荚保兴愎叵担愎印！？
我住在薛鬃指导员家10多天，每天蹓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天天从东城到雪岸去扫荡，天天蹓情况。
有一天，在蹓情况途中，忽然我后面有一个人喊我：“张先生！”喊了我几声，我当时不睬他，我不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还是直蹓。他比我蹓得快。他蹓到我面前，他问我：“你认得我？”
我说：“我认不得。”
他介绍，他是住在大河西宋家桥北边佘家庄，名叫佘山，是来雪岸贩盐的。
我当时问了他大河西一些敌情，问他：“可好带我过大河去？”
他说：“你要过河，渡船口反动派要身份证。你没有身份证，是很危险的。”
当时，我请求他给我出主意。
“要末，你就和我揹盐车子。在过河时，手脚要快，但不要紧张。如果敌人要身份证，我先给他看，你就推车子慢慢走。”
我就这样跟佘山过了河。
在过河时，是一大早，还是第一船。自卫队揹着枪，还站在炮台上，没有下来检查。
下晚，我才走到宋桥镇上，正往南走，不幸对面碰到了匪坿乡长陈达礼（已被我方镇压了）。该犯把我喊住，问我可认识他“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我们镇江人是靠做生意吃饭，出去做生意的。”
“不要赖！你当新四军。大河东有多少新四军？”
我想：“赖也赖不了。”就说：“我是当新四军。新四军要多，多得不得了；要少，少得一个也没有。”
“你认识多少？”
“我一个也认不得。”
他火了，要把我带到匪乡公所去。
我就扯惹儿，走到朱胖子杂货店里去，假马儿跟朱胖子要茶喝，意思想请他圆个弯儿。
我慢慢地走到朱胖子柜台外边，陈匪走到柜台里边。朱胖子倒了一杯茶给陈匪，又倒了一杯茶给我。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较量，陈匪还是要我跟他到匪乡公所去。
我说：“我还没有吃中饭，我不去。”
朱胖子看到这个情况，就在旁边打圆场，说：“让张云昆到他哥哥家里去吃饭。有话到明天还好说。”
一会儿，我就走了。
我到我哥哥杂货店里（杂货店距离宋桥镇里把路）。哥哥看到我，很着急，怪我不该回来。我气愤地说：“杀头有我去杀，与你无关！”
到了明天，也没有人来找我。我心想：“以后还会有人来找我。”一直过了年，到1947年2月底，也没有人找我过。
我想，不来找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匪乡长纪鸣周，是陈达才的叔伯姐夫，想是陈达才帮忙的。二是纪同善是纪同乐的嫡弟弟，纪同善也做过新四军工作的，他和我关系很好，纪同善帮忙的。
到了1947年正月，匪乡长纪鸣周召集匪保长，开始办奴化教育。全福元乡办了四个保的国民学堂，一个总校。总校设在新庄陈达才家里。当时，这些学堂都属于匪乡公所办的，不是匪县政府办的。（教育经费是匪乡公所捐的各保人民的大麦。）
到1947年二月初，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还缺少一个教师，找不到人。其他四个学堂都开了学。匪乡公所里面的人都知道我没有身份证，走不了，就派人去找我，要我到第四保的国民学堂里去做教师。
当时，我认为是陈达才介绍的。当时我想：“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如果真不去，匪乡公所一定会找我的麻烦。”当时，我想来想去，没有身份证，横竖走不了，去了以后，见机再作。
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设在匪乡长纪鸣周家朝西三间瓦屋里。是匪乡长纪鸣周的哥哥——纪鸣武家给我代饭，我每天到他家去吃和宿。
我在匪方任教师一学期。在这一学期期间，在四月四日那天，匪政府规定那天为“儿童节”那天日里，在新庄巷子口开庆祝大会，会后师生一起遊行。晚上，做反动戏。反动戏有几出。我只记得三出：一出上学堂好，是陈达才扮演的；一出是王瞎子算命，是匪纪同乐扮演的；另一出是延安，我和陈国钧（住宋桥镇）扮演的。陈国钧扮演的角色——毛主席，我扮演的角色——朱德。在演出的时候，陈国钧和我在台上跑了几圈，作逃跑模样。
剧本稿儿是总校准备的，事先没有通知我。到演出时，才找我的。当时，如果我不肯参加演出，怕匪乡长纪鸣周找我，甚至会把我逮捕起来；如果我参加演出，怕今后是我历史上污点，污辱了我们伟大领袖，是罪该万死的。在这进退两难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参加演出。这是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以上情况，我已在交心运动中，向党交了心，以书面向党交代了。以后在丁埝小学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已经作了批判。
我除了在匪方任教师四个月和一次反动戏，其他没有做过匪方任何事。
我没有向匪乡公所自首请保具结，也没有供给匪方任何情报，没有出卖同志，更没有参加过匪方任何党派和任何反动组织。
如果发现我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组织，还仍然执迷不悟，隐瞒历史，抗拒不交，想猾过关去，死与人民为敌到底，甘愿受政府肃反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处理。
在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做匪方教师四个月期间，匪乡公所设在福元乡新庄。
匪乡公所人员，我知道的有：
匪乡长纪鸣周（在逃）；匪纪同乐（在逃或在押）；陈达礼，匪坿乡长。匪户籍干事缪元达（已死）；陈达才，我不知他任何匪职。我只记得：有一次，匪方发救济干面，我和哥哥去挑干面，看他在记账、算账。这是那时、当时我在场看见的情况。
我和陈达才是怎样熟悉的？
1.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做塾师，他也做塾师。2.我经常通知他们，和我一起到南马塘区去开会。3.他订的江海报，是我负责传给的。4.有时候，他叫我到他家去玩玩。
我就是这样和他熟悉的，别无其他关系。
到1947年7月，我主动跟匪乡长的哥哥纪鸣武到上海去的。他在那时贩壮猪到上海去出卖。
因为我在他家吃了四个月的饭，因此处下感情，所以他肯带我上上海去的。
我到了上海，就找同乡人。恰好，找到了同乡人张金泉（家乡邻居）。他在上海老北门，摆糖果摊，卖糖果。我就和他一起合夥卖糖果，宿食都在马路上和巷子口。证明人：张金泉，现在家种田。
以后，张金泉介绍我跟他姐夫相熟。（金泉姐夫挑旧货担子。）经他姐夫介绍，跟江南新四军埋伏在上海避风的干部汤贤、孙六寿相熟。
我和他们相熟后，就共同商量安全和生活问题。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做生意，既可掩护真实身份，又能维持那时现状的生活。
以后，由张金泉的姐夫大力协助，就在上海老北门侯家浜61号，开设旧纸店，买卖废纸。为了长期埋伏下去，他们想方设法，花了四元匪币金元券，一共买了三张身份证。这样才一直掩护到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们三人才从上海回到了家乡。
汤贤回到丹徒县工作。孙六寿回乡后，肺病加重，死了。
我回到家乡后，在1949年7月又回到了宋家桥。7月，经陆龙同志介绍，到朱陈小学工作。当时文教助理是谢仁余。
在1950年7月调任专职社教辅导业余学校——办民校和冬学。
在1953年7月，从专职教师转调小教，复任朱陈小学教师（校长）。
在1957年四月，我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放了一些毒草。（说了一些错话。）
在1957年11月反右整风时，我经受政府给予处分。处分决定是：撤去校长职务，保持原薪，调动工作。
1958年2月，调到德武小学工作。
1958年交心运动中，我向党交了心，把我历史所犯的错误，和任匪方教师时演反动戏，以及在鸣放时放了一些毒草，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向党交了心。
以后，在丁埝小学教师大会上，受到革命教师给我的批判。
到1962年3月，经政府派人给予甄别。结论是：撤消处分。
1979年6月10日，经复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撤消处分决定。
最高 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曾任过匪乡公所办的第四保国民学堂教师。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68－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云昆先生受如皋县丁埝公社小教革委会审查历史问题时，所写的自我交代和自我批判。个别文句为后来添加。2011年1月22日晚录入。）
注释：宋桥镇，民国期间农村小集市，在江苏如皋县城南边，战争年代被毁坏，建国初属建设乡。塾师，私塾先生。江海报，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地区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报。农抗会，农民抗日救国协会，即农会。二五减租，即减租减息。如城，如皋县城。皋南战役，苏中七战七捷之一。南马区，即如皋县南部的马塘区，区别于如东县的东马塘区。文教助理，政府里管理文教事业的干部。保持，保存。第一分区，相当今江苏省如皋、海安、东台县。台北县，旧县名，在东台北。第九分区，相当今江苏如东、通州、海门、启东县。大河，今称通扬运河，河东西的经济、民俗均有差异。雪岸，乡镇名。蹓情况，在发现敌情时疏散隐蔽。东城，即东陈，乡镇名，在如皋县城东边。先生，俗称文化人。揹车，在独轮车前拉纤。炮台，岗楼。下晚，傍晚。赖，否认。扯惹儿，打岔。假马儿，假装。圆弯，调解纠纷。打圆场，和事。怪，责备。保，旧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低于村。横竖，反正。代饭，有偿供给饮食。请保具结，请人担保，承诺负责。江南，苏南。埋伏，隐蔽。避风，躲避危险。金元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行的可兑换黄金的钞票。说了一些错话，此句及后面的“1979年6月10日”5句均为作者平反后所加。最高指示，文革中对毛主席语录的称谓。
张云昆（遗稿）子张荣生整理
一、我的二三往事
我年轻时代，正是日寇猖狂时期，梦想统治中国。上海沦陷后，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就是烧光、杀光、抢光。我国人民处于万分危急，尤其是年轻人更加遭殃，看你是爱国，还是卖国；看你是甘愿做亡国奴，还是自愿拿起枪杆子和日寇战斗！那么，你就要甘愿参加新四军奋勇抗战，才是出路。
我从上海返回家乡后，看到年轻人有的被杀，有的投敌，有的坚决抗日。我呢？正巧，新四军戎区长正住在我家。他热情动员我，要我参加新四军，做乡里民兵大队长，领导民兵站岗放哨，锄奸捉特，保护边防根据地，保护家乡人民生命财产。
敌寇猖狂之极，加之“和平军”纷纷掀起，成为敌人的帮凶。坏人横行霸道，人民的生命处于朝夕水火之中。有志青年看到，只有紧跟共产党，参加新四军，握紧枪杆子，抗战到底，才有出路。
共产党领导正确，后来抗日声势越来越大，日寇和伪军的势力越来越削弱。鬼子为了垂死挣扎，妄想实行“清乡”把抗日势力一网打尽。沿江一带，利用茅竹和竹枝打篱笆，篱笆上挂上叮叮噹噹的坏油箱，关口加紧放哨，检查行人日夜很紧，无辜群众更加遭殃。这样，反而增加人民的痛恨，结果，没有扑灭抗日的火焰，火焰反而越烧越旺。
我走南闯北，爱党爱国，忠心耿耿地为国为人民服务，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奋斗！最遗憾的事，没有要求参加党组织，也没有人介绍我参加党组织。自己还认为，农村党员起不到什么作用，有组织无组织一样革命，有许多农村党员知识浅、认识差，办事不积极，还不如我呢！例如：
有一回，新四军攻城，我主动参加。在如皋西南角，把浸湿透的棉花絮，发给新四军战士们，顶在头顶上，爬梯子攻城。激战一夜，恰巧半夜一阵大雨“和平军”——就是伪军——在城墙顶上挖的反抗的壕沟，一刻儿积满了水。新四军乘机猛攻，猛轰，攻克了如城，在天慧寺活捉了晏子山、孟宪民、孔瑞武三个汉奸。
在皋南战役中，在宋家桥，我主动参加带路，抢救伤员。在抢救伤员中，被国民党空投硫磺弹爆炸，硫磺直射到身上，衣服突然燃烧，把我手膀烧伤。至今我手膀上、手丫里还有一个大伤疤。
在土改工作中，由领导分配我到小龙乡（就是现在的丁西乡）领导土改。我大公无私，不畏强暴。测量到小龙乡书记杨学书住宅时，杨书记想收买我，请我吃饭，我婉言拒绝了。他家住宅原是六亩园，他对我说：“不要量了。”我坚持量了，尔后他承认四亩。我说：“实事求是。”还是六亩入册。杨支书对我无可奈何。
还有一次，由县委调我和同志们组成一个庞大的县委土改工作队，开到夏堡区肖马乡，搞结束土改，处理土改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乡在土改中遗留下来一桩悬案，经过乡、区、县处理过，未曾得到解决。
事件是这样的。有一个荣军，（穷光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在老区，荣军天下老子算第一，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很难对付的。）和一家富农的大媳妇通姦，被富农的大儿子看见了。他没有作声，就到厕所棚里上吊死了。这家人家的公婆老早就知道大媳妇有奸情，不敢吭声。因为自家成份不好，所以不敢吭声。大儿子自己吊死了以后，喊二儿子回家来收尸（二儿子是民办教师）。殡葬以后，这件人命案未能妥善解决。
这家富农大儿子死后，大媳妇就跟荣军为妻。她的娘家赔嫁的高橱、书桌，以及衣服等等，都拿去了。不算数，荣军还跟富农家要生活田。富农家不肯，理直气壮地说：“你要田，我要追命。”互相争执不休。这件事，经过乡、区、县，未得解决。这件人命案，一拖就是好几年，未得妥善解决。这次工作队去，是为解决悬案去，非解决不可了。
我到村以后，经过多方面的反映，自己挨门串户採访，富农家要求伸冤。我觉得：“这件事，只要荣军不跟富农家要田，富农家也不追命，这件事不是就妥善解决了吗？”
据说，荣军脾气很硬，硬硬似铁。
想什么办法，来对付这死硬头呢？
我想，只有下软功夫对付他！
于是，我天天和他交朋友，把他抬得高高的；有意识的，叫他和我一起办事；预约他到代销点去耍子，买烟酒给他吃，互相处得非常好。平时和他无事不谈。有事，有时和他商量，要他出出主意，想想解决的办法。
荣军正是得能的时候，我个别和他谈话，一针见血的指出：“本村有一件没有解决的悬案，通在你身上。先和人家妻通姦，逼死人家丈夫后，强占了人家妻子，不算数，还要强迫向人家要田，村民反映很强烈。这件事，和你商量，怎样妥善解决了为好？”
他当时脸上通红，愣住了。
最后结果，荣军主动承认不要田，富农也不追命，丢下笔据。
几年没有解决的悬案解决了，群众反映良好，获得干群的好评。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84年。是年，云昆先生由退休改为离休。其时有关方面号召离休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2011年1月21日晚录入。）
注释：张云昆（1916－1999），江苏丹徒县人；远祖安徽人，逃荒迁徙到苏南；祖张振邦，父张恒耀，为当地开明乡绅；幼年启蒙于家塾，少年学徒于上海；抗战爆发后回乡从事民兵工作，日寇在苏南发动“清乡”时，渡江到苏北如皋宋家桥，投奔大哥张云峰（1909－1975），参加抗日文教工作；建国后长期在江苏如皋县丁堰公社德武小学任教，1979年退休，1984年改离休；一生坎坷，多历磨难；1999年春，因农村合作基金会倒台，致其一生积蓄3万余元储蓄无兑，诱发心脏病，误诊猝死于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上海返回家乡，云昆先生青年时代由家乡去上海，在宁波人开的钱庄里学生意。“和平军”即伪军。“清乡”日伪在苏南华中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的军事政治行动，类似在华北的“扫荡”天慧寺，即定慧寺，唐代寺庙，在江苏如皋县城南侧。荣军，即革命伤残军人。成份，革命战争年代及建国初期，根据土地占有数量或经济状况对人户划分的政治身份。代销点，农村供销社在村庄设立的代购代销店。得能，显示才能。丢下笔据，立下字据。
二、我的历史检查（片断）
（文稿前半段已散失）
因生意清淡，嫂嫂嫉妒我在她家吃闲饭。我为了谋求生活，经哥哥的帮助和我自己的努力，就自发地在宋桥镇上设了一所私塾，轮饭和收学费生活。教材先教的古书，后教的抗日教材。
在做塾师期间，一面做教学工作，一面帮做革命工作。
如：秘密传送江海报，聘为写稿通讯员；张贴抗日标语，参加农抗会，向地主二五减租；抄公粮串，护送公粮；新四军攻如城、打伪军时，做后勤；土改时，协助农抗会分地主的地；锄奸斗地主时，帮助记录，写贴标语；皋南战役时，帮新四军抬担架，救护伤员，等等革命工作。
那时，南马区文教助理叫朱循，是一位女同志。（她后来因为蹓情况，被淹死了。）她看我对革命工作积极，有心要培养我。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已侵占了如皋城，正向海安东北的我方解放区推进。
我方为了保持革命的后备力量，训练一批文教干部，就在解放区第一分区举办了一个文研会，学习六个月毕业。学习教材是研究当时的时事政治，如：国共谈判是不是会分裂？对三人小组，我们要保持什么态度？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会发生？
文研会地址设在台北县大桥北首，紧靠江海中学。当时负责人：张正屿（张正屿是张正林的哥哥。）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地向解放区进攻扫荡，因此环境非常恶劣，所以文研会被迫解散了。
在解散时，每人发身份证明一纸，并发给路费（抗币）。
在解散时，开了一次会，再三嘱咐学员们各自找关系打埋伏，在万一的情况下，不能向敌人自首，自首就是自己杀头。
到分区文研会，是在南马塘区马场一所学校里集中的。同行的人有：郭斌、谢斌（他们已死了）、朱崇义等十多人（其中有江海中学学生）。朱崇义住下原区，现在在下原公社任教师。
分区文研会解散后，我据人传说，第九分区情况比第一分区情况较好，但我又认不得路，又出斑疹较重，行走困难，只好找同乡人。恰好，台北县大桥口有一爿旱烟店，是同乡人徐国民开的，我就在他店里打埋伏十多天。
以后病逐渐好了。我就沿海边一带跑到第九分区，找到了九分区专署。当时是叶胥朝任专员。我向专署里的一个同志介绍我的身份后，那个同志随时写介绍信，介绍我去找如东县政府。
我到县里找到了县长（县长姓名记不清了），要求他在第九分区分配我的工作（办冬学）。当时，他对我说：“我们这里情况也很紧张，工作人员还嫌多，要进行精兵简政。”
他又问我：“家住在哪里？”
我说：“住在大河西，敌占区宋家桥。”
“你还是回去吧？否则，你还回到一分区，找你们的组织。”
我说：“情况这么紧张，哪里还会找到呢？”
他又说：“我打个介绍信，你到雪岸鬃状澹已ψ字傅荚保兴愎叵担愎印！？
我住在薛鬃指导员家10多天，每天蹓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天天从东城到雪岸去扫荡，天天蹓情况。
有一天，在蹓情况途中，忽然我后面有一个人喊我：“张先生！”喊了我几声，我当时不睬他，我不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还是直蹓。他比我蹓得快。他蹓到我面前，他问我：“你认得我？”
我说：“我认不得。”
他介绍，他是住在大河西宋家桥北边佘家庄，名叫佘山，是来雪岸贩盐的。
我当时问了他大河西一些敌情，问他：“可好带我过大河去？”
他说：“你要过河，渡船口反动派要身份证。你没有身份证，是很危险的。”
当时，我请求他给我出主意。
“要末，你就和我揹盐车子。在过河时，手脚要快，但不要紧张。如果敌人要身份证，我先给他看，你就推车子慢慢走。”
我就这样跟佘山过了河。
在过河时，是一大早，还是第一船。自卫队揹着枪，还站在炮台上，没有下来检查。
下晚，我才走到宋桥镇上，正往南走，不幸对面碰到了匪坿乡长陈达礼（已被我方镇压了）。该犯把我喊住，问我可认识他“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我们镇江人是靠做生意吃饭，出去做生意的。”
“不要赖！你当新四军。大河东有多少新四军？”
我想：“赖也赖不了。”就说：“我是当新四军。新四军要多，多得不得了；要少，少得一个也没有。”
“你认识多少？”
“我一个也认不得。”
他火了，要把我带到匪乡公所去。
我就扯惹儿，走到朱胖子杂货店里去，假马儿跟朱胖子要茶喝，意思想请他圆个弯儿。
我慢慢地走到朱胖子柜台外边，陈匪走到柜台里边。朱胖子倒了一杯茶给陈匪，又倒了一杯茶给我。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较量，陈匪还是要我跟他到匪乡公所去。
我说：“我还没有吃中饭，我不去。”
朱胖子看到这个情况，就在旁边打圆场，说：“让张云昆到他哥哥家里去吃饭。有话到明天还好说。”
一会儿，我就走了。
我到我哥哥杂货店里（杂货店距离宋桥镇里把路）。哥哥看到我，很着急，怪我不该回来。我气愤地说：“杀头有我去杀，与你无关！”
到了明天，也没有人来找我。我心想：“以后还会有人来找我。”一直过了年，到1947年2月底，也没有人找我过。
我想，不来找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匪乡长纪鸣周，是陈达才的叔伯姐夫，想是陈达才帮忙的。二是纪同善是纪同乐的嫡弟弟，纪同善也做过新四军工作的，他和我关系很好，纪同善帮忙的。
到了1947年正月，匪乡长纪鸣周召集匪保长，开始办奴化教育。全福元乡办了四个保的国民学堂，一个总校。总校设在新庄陈达才家里。当时，这些学堂都属于匪乡公所办的，不是匪县政府办的。（教育经费是匪乡公所捐的各保人民的大麦。）
到1947年二月初，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还缺少一个教师，找不到人。其他四个学堂都开了学。匪乡公所里面的人都知道我没有身份证，走不了，就派人去找我，要我到第四保的国民学堂里去做教师。
当时，我认为是陈达才介绍的。当时我想：“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如果真不去，匪乡公所一定会找我的麻烦。”当时，我想来想去，没有身份证，横竖走不了，去了以后，见机再作。
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设在匪乡长纪鸣周家朝西三间瓦屋里。是匪乡长纪鸣周的哥哥——纪鸣武家给我代饭，我每天到他家去吃和宿。
我在匪方任教师一学期。在这一学期期间，在四月四日那天，匪政府规定那天为“儿童节”那天日里，在新庄巷子口开庆祝大会，会后师生一起遊行。晚上，做反动戏。反动戏有几出。我只记得三出：一出上学堂好，是陈达才扮演的；一出是王瞎子算命，是匪纪同乐扮演的；另一出是延安，我和陈国钧（住宋桥镇）扮演的。陈国钧扮演的角色——毛主席，我扮演的角色——朱德。在演出的时候，陈国钧和我在台上跑了几圈，作逃跑模样。
剧本稿儿是总校准备的，事先没有通知我。到演出时，才找我的。当时，如果我不肯参加演出，怕匪乡长纪鸣周找我，甚至会把我逮捕起来；如果我参加演出，怕今后是我历史上污点，污辱了我们伟大领袖，是罪该万死的。在这进退两难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参加演出。这是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以上情况，我已在交心运动中，向党交了心，以书面向党交代了。以后在丁埝小学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已经作了批判。
我除了在匪方任教师四个月和一次反动戏，其他没有做过匪方任何事。
我没有向匪乡公所自首请保具结，也没有供给匪方任何情报，没有出卖同志，更没有参加过匪方任何党派和任何反动组织。
如果发现我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组织，还仍然执迷不悟，隐瞒历史，抗拒不交，想猾过关去，死与人民为敌到底，甘愿受政府肃反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处理。
在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做匪方教师四个月期间，匪乡公所设在福元乡新庄。
匪乡公所人员，我知道的有：
匪乡长纪鸣周（在逃）；匪纪同乐（在逃或在押）；陈达礼，匪坿乡长。匪户籍干事缪元达（已死）；陈达才，我不知他任何匪职。我只记得：有一次，匪方发救济干面，我和哥哥去挑干面，看他在记账、算账。这是那时、当时我在场看见的情况。
我和陈达才是怎样熟悉的？
1.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做塾师，他也做塾师。2.我经常通知他们，和我一起到南马塘区去开会。3.他订的江海报，是我负责传给的。4.有时候，他叫我到他家去玩玩。
我就是这样和他熟悉的，别无其他关系。
到1947年7月，我主动跟匪乡长的哥哥纪鸣武到上海去的。他在那时贩壮猪到上海去出卖。
因为我在他家吃了四个月的饭，因此处下感情，所以他肯带我上上海去的。
我到了上海，就找同乡人。恰好，找到了同乡人张金泉（家乡邻居）。他在上海老北门，摆糖果摊，卖糖果。我就和他一起合夥卖糖果，宿食都在马路上和巷子口。证明人：张金泉，现在家种田。
以后，张金泉介绍我跟他姐夫相熟。（金泉姐夫挑旧货担子。）经他姐夫介绍，跟江南新四军埋伏在上海避风的干部汤贤、孙六寿相熟。
我和他们相熟后，就共同商量安全和生活问题。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做生意，既可掩护真实身份，又能维持那时现状的生活。
以后，由张金泉的姐夫大力协助，就在上海老北门侯家浜61号，开设旧纸店，买卖废纸。为了长期埋伏下去，他们想方设法，花了四元匪币金元券，一共买了三张身份证。这样才一直掩护到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们三人才从上海回到了家乡。
汤贤回到丹徒县工作。孙六寿回乡后，肺病加重，死了。
我回到家乡后，在1949年7月又回到了宋家桥。7月，经陆龙同志介绍，到朱陈小学工作。当时文教助理是谢仁余。
在1950年7月调任专职社教辅导业余学校——办民校和冬学。
在1953年7月，从专职教师转调小教，复任朱陈小学教师（校长）。
在1957年四月，我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放了一些毒草。（说了一些错话。）
在1957年11月反右整风时，我经受政府给予处分。处分决定是：撤去校长职务，保持原薪，调动工作。
1958年2月，调到德武小学工作。
1958年交心运动中，我向党交了心，把我历史所犯的错误，和任匪方教师时演反动戏，以及在鸣放时放了一些毒草，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向党交了心。
以后，在丁埝小学教师大会上，受到革命教师给我的批判。
到1962年3月，经政府派人给予甄别。结论是：撤消处分。
1979年6月10日，经复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撤消处分决定。
最高 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曾任过匪乡公所办的第四保国民学堂教师。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68－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云昆先生受如皋县丁埝公社小教革委会审查历史问题时，所写的自我交代和自我批判。个别文句为后来添加。2011年1月22日晚录入。）
注释：宋桥镇，民国期间农村小集市，在江苏如皋县城南边，战争年代被毁坏，建国初属建设乡。塾师，私塾先生。江海报，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地区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报。农抗会，农民抗日救国协会，即农会。二五减租，即减租减息。如城，如皋县城。皋南战役，苏中七战七捷之一。南马区，即如皋县南部的马塘区，区别于如东县的东马塘区。文教助理，政府里管理文教事业的干部。保持，保存。第一分区，相当今江苏省如皋、海安、东台县。台北县，旧县名，在东台北。第九分区，相当今江苏如东、通州、海门、启东县。大河，今称通扬运河，河东西的经济、民俗均有差异。雪岸，乡镇名。蹓情况，在发现敌情时疏散隐蔽。东城，即东陈，乡镇名，在如皋县城东边。先生，俗称文化人。揹车，在独轮车前拉纤。炮台，岗楼。下晚，傍晚。赖，否认。扯惹儿，打岔。假马儿，假装。圆弯，调解纠纷。打圆场，和事。怪，责备。保，旧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低于村。横竖，反正。代饭，有偿供给饮食。请保具结，请人担保，承诺负责。江南，苏南。埋伏，隐蔽。避风，躲避危险。金元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行的可兑换黄金的钞票。说了一些错话，此句及后面的“1979年6月10日”5句均为作者平反后所加。最高指示，文革中对毛主席语录的称谓。
张云昆（遗稿）子张荣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