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诈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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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杰夫辛顿之前，顾莫杰对对方的形象有过多种猜测，甚至觉得对方有可能是和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狂人。但是真见了面，才知道这种幻想大谬不然。
杰夫辛顿是个颇为注意边幅，形象很精神的老人，甚至于颇有艺术家的气息。
而且这种艺术家气息，还不是印象派画家或者摇滚歌手的气息，而是学院派交响乐队指挥的气息，儒雅，decent。
简短的几句交流之后，顾莫杰从对方的谈吐和经历中，就感悟到了这种氛围产生的原因。
因为杰夫辛顿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科班搞计算机、搞程序算法的人。对方是研究心理学出身的，弄算法只是半路出道。是在研究心理学研究到了穷究极道之后，猝然在思考“人类的大脑，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这一问题时，豁然贯通，成了学兼数门的通才。
几个月前，顾莫杰刚刚见过的那位邱成彤邱院士，也是那样的通才。一个由物理学的弦论，而入数学界，完成“卡拉比-邱流型”的通才。
顾莫杰本人，也是一个通才。
一个处在万物互联时代渊薮的通才，是幸运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无限的触类旁通可能性，等待着他们去发现。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万学启发的年代过去了，这片豁然出现的空旷蓝海也被堵得拥塞不堪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被载入史册的大师了。
两个因为机缘巧合，将来注定会载入史册的通才之间的交流，即使学术细节上没什么相通，却也足够产生共同语言，让杰夫辛顿对顾莫杰产生欣赏。
没过多久，杰夫辛顿就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不过，今天的主题，主要还是谈钱。谈顾莫杰该得到的那笔科研经费。这个话题实在很俗气，不是杰夫辛顿这样的学究应该讨论的。
反正总共该给多少钱是早就谈好的。如今具体的用途细节，交给专业人士也就是了。
“顾先生，辛顿教授说他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处理，具体的就让桑德兰律师为您提供咨询。”
严磊翻译完杰夫辛顿这句话。对方就和顾莫杰示意告别，去忙自己的了。留下当初经办这事儿的律师桑德兰。
……
桑德兰律师便是当初飞到中国和顾莫杰签约的那个律师。他得到杰夫辛顿的授权，当下也不客气，翻开文件，开门见山地把情况概述了一下。
“顾先生。根据我们原来的秘密协议。辛顿教授为你拉来了总计600万美元的基础科研经费。分两个财年支付，本财年300万美元，现在已经到位了，2005财年还有300万。您随时可以成立一家非营利机构，接受这笔款项。
不过，我想我有必要为您解释一下——这些钱的用途是会受到加州政府的审计部门、以及联邦审计部门的监管的。每一笔开支都会遭到盘查，除了少额的招待费和宣传费支出以外，其余每一笔都要求严格对账。所以，我希望您已经想好了，要把这笔钱用在什么领域。”
顾莫杰喝了一口咖啡。指着自己身边带来的美女律师，说道：“来之前，我不是很了解美国的法律细则，所以只定了几个大概的研究方向，没有最终敲定。需要你们帮我看一下，这几个方向当中，哪些才附和政策。我不急，反正有一个月的时间处理这些事情。”
桑德兰和费莉萝、费雯丽也算是老相识了，当下自然知道顾莫杰这边做到了哪一步。他很专业地发问道：“那么，先说说您的律师为您初步拟定的几个方向。我可以为您参考一下，看看哪些附和法律规定的范围。”
“基础科研经费”这个词儿，因为享受到数倍的杠杆利润免税，所以是政府严格盯防的领域。哪些科研属于基础科研、属于全人类公益性质的科研。政府法律是有严格规定的。
否则的话，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铁定会面临一个窘境：一毛钱企业所得税都收不上来。因为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会把他们本身的商业性研发成本，做假账做成“基础科研捐款”。
费莉萝拿出预案，正想回答桑德兰的提问，却被顾莫杰抬手示意她等等。
随后，顾莫杰转向桑德兰。说道：“我方直接说出所有的预案，有些不合适吧，毕竟我们不专业，有些预案很异想天开。最好还是桑德兰先生先为我们举几个例子，让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尺度松紧、极限边界。那样的话，有些明显不靠谱的预案，我们自己就可以过滤掉，不必拿出来丢人现眼了。那也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桑德兰神色一紧，知道是遇上了一个厉害的对手。
因为如果刚才顾莫杰直接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原先做的预案都说出来的话，桑德兰完全可以做选择题，在这几个预案里头挑选一个最有可能过审的，然后再去运作。
但是那样的话，顾莫杰的得利或许不是最大化的，因为他的几条预案有可能都没有顶住美国政府忍耐的极限。
打个比方，如果顾莫杰先开口，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知道美国法律有盗窃罪，我现在有几个预案，分别可以偷3000美元、6000美元、10000美元，请你告诉我，偷多少钱，才不会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假设美国法律的起刑点是5000美元涉案金额，那么桑德兰只要告诉顾莫杰：“如果你选只偷3000美元那个方案，就不会被判刑。”
这样回答，桑德兰和律师团其他成员，都会省事得多。
可是顾莫杰显然不满足与此，因为他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
所以顾莫杰要桑德兰先开口，把5000美元这根红线标出来，然后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计划，顶着这条红线偷4999美元。
美国法律规定的、区别罪与非罪的边界红线在哪里，顾莫杰就要把钻空子的尺度用到极限，顶着这条红线打擦边球。法律允许顾莫杰做多坏的一个人，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内，尽可能坏得不择手段。
幸好，桑德兰也算是有备而来，他斟酌了一下，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
“顾先生，我希望您了解，网络技术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公益的，我此前也没遇到过，举不出太恰当的例子。所以，请您允许我用用一个医疗卫生，或者教育领域的例子来为你说明情况，毕竟那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业务比较多”
顾莫杰点头首肯：“可以，您说就是了。反正法律是触类旁通的。”
“那我就举个医疗卫生领域的例子。”桑德兰赶紧说道，
“如果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要想研发一种新药，然后想把这种新药的开发成本做成‘非商业性基础科研’的经费，那么这就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会查出来，取消它的杠杆免税，还罚它的款。因为尽管药品本身是救死扶伤的，但是药品背后也是有专利的，医药公司可以靠这门专利技术来谋取商业利益，所以不符合公益性科研的政策导向。
但是，如果医药公司承诺研发出新药之后，向全社会公开这种新药的生产技术细节，不谋求为本公司申请专利、牟取垄断利益，那么联邦政府也会追认特许——这种时候，那些制药业巨头就会打打擦边球，把一些新药研制过程中的副产品，或者夹带私货的研究，掺杂到这里头去，把公益科研部分的经费略微做得虚高一些——当然还需要花成本找高明的会计师事务所帮你做假账——那么，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再退一步，如果这时候医药公司要做的科研不是一种新药，而是一种疾病的新式临床诊疗方法研究，因为诊疗方法无法申请专利，联邦便会认可他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非公司的商业利益——这种情况下，也附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类经费的使用办法。
在教育领域也是同理，我就不多举例子了。比如出新的教科书，教学软件，肯定不符合公益性，但是如果是一些没法商用的公共课件、教学方法研讨，却是可以作为公益性基础成果的。”
桑德兰解释得很是翔实，一看美国的律师都是这般奸诈惯了的，各种钻空子的事情那是家常便饭。顾莫杰和费莉萝听得很仔细，顾莫杰一边听一边暗暗点头赞许，费莉萝则是拿着一只笔，跟着桑德兰的讲解，在原本的策划预案上修修改改。
数人就这般锱铢必较地细谈了整整一个上午。中间顾莫杰叫了外卖，几人吃过之后继续办正事儿，到了黄昏时分，顾莫杰原本做的预案也被删掉了好多条，只剩下寥寥两三个可选的规避方案。
顾莫杰斟酌审视着，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桑德兰律师，根据我们今天的推演，我想，这个研究方案，应该是可以满足联邦法律和加州法律规定的‘属于非营利性公益科研目的’范畴，同时，也属于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领域、与我的生意对口。”
说着，顾莫杰把一份挑出来的、已经修改得七零八落的文件推过去。
“以预防网络层面的灰鸽子病毒大规模扩散为目的的互联网安全研究？”看了这个标题，桑德兰几乎要跳起来，觉得自己一天的口舌都白费了，“顾先生！这是杀毒软件公司的营利性研究！怎么可能通得过联邦的审查！难道我一天说的这些，你都没听进去么！”
顾莫杰高深莫测地一笑：“不，我要做的，不是杀毒软件。而是提供公益性网络安全的免费工具，而且技术原理和着眼点完全不同——你听我解释。”(未完待续。)
见到杰夫辛顿之前，顾莫杰对对方的形象有过多种猜测，甚至觉得对方有可能是和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狂人。但是真见了面，才知道这种幻想大谬不然。
杰夫辛顿是个颇为注意边幅，形象很精神的老人，甚至于颇有艺术家的气息。
而且这种艺术家气息，还不是印象派画家或者摇滚歌手的气息，而是学院派交响乐队指挥的气息，儒雅，decent。
简短的几句交流之后，顾莫杰从对方的谈吐和经历中，就感悟到了这种氛围产生的原因。
因为杰夫辛顿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科班搞计算机、搞程序算法的人。对方是研究心理学出身的，弄算法只是半路出道。是在研究心理学研究到了穷究极道之后，猝然在思考“人类的大脑，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这一问题时，豁然贯通，成了学兼数门的通才。
几个月前，顾莫杰刚刚见过的那位邱成彤邱院士，也是那样的通才。一个由物理学的弦论，而入数学界，完成“卡拉比-邱流型”的通才。
顾莫杰本人，也是一个通才。
一个处在万物互联时代渊薮的通才，是幸运的。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无限的触类旁通可能性，等待着他们去发现。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万学启发的年代过去了，这片豁然出现的空旷蓝海也被堵得拥塞不堪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被载入史册的大师了。
两个因为机缘巧合，将来注定会载入史册的通才之间的交流，即使学术细节上没什么相通，却也足够产生共同语言，让杰夫辛顿对顾莫杰产生欣赏。
没过多久，杰夫辛顿就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不过，今天的主题，主要还是谈钱。谈顾莫杰该得到的那笔科研经费。这个话题实在很俗气，不是杰夫辛顿这样的学究应该讨论的。
反正总共该给多少钱是早就谈好的。如今具体的用途细节，交给专业人士也就是了。
“顾先生，辛顿教授说他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处理，具体的就让桑德兰律师为您提供咨询。”
严磊翻译完杰夫辛顿这句话。对方就和顾莫杰示意告别，去忙自己的了。留下当初经办这事儿的律师桑德兰。
……
桑德兰律师便是当初飞到中国和顾莫杰签约的那个律师。他得到杰夫辛顿的授权，当下也不客气，翻开文件，开门见山地把情况概述了一下。
“顾先生。根据我们原来的秘密协议。辛顿教授为你拉来了总计600万美元的基础科研经费。分两个财年支付，本财年300万美元，现在已经到位了，2005财年还有300万。您随时可以成立一家非营利机构，接受这笔款项。
不过，我想我有必要为您解释一下——这些钱的用途是会受到加州政府的审计部门、以及联邦审计部门的监管的。每一笔开支都会遭到盘查，除了少额的招待费和宣传费支出以外，其余每一笔都要求严格对账。所以，我希望您已经想好了，要把这笔钱用在什么领域。”
顾莫杰喝了一口咖啡。指着自己身边带来的美女律师，说道：“来之前，我不是很了解美国的法律细则，所以只定了几个大概的研究方向，没有最终敲定。需要你们帮我看一下，这几个方向当中，哪些才附和政策。我不急，反正有一个月的时间处理这些事情。”
桑德兰和费莉萝、费雯丽也算是老相识了，当下自然知道顾莫杰这边做到了哪一步。他很专业地发问道：“那么，先说说您的律师为您初步拟定的几个方向。我可以为您参考一下，看看哪些附和法律规定的范围。”
“基础科研经费”这个词儿，因为享受到数倍的杠杆利润免税，所以是政府严格盯防的领域。哪些科研属于基础科研、属于全人类公益性质的科研。政府法律是有严格规定的。
否则的话，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铁定会面临一个窘境：一毛钱企业所得税都收不上来。因为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会把他们本身的商业性研发成本，做假账做成“基础科研捐款”。
费莉萝拿出预案，正想回答桑德兰的提问，却被顾莫杰抬手示意她等等。
随后，顾莫杰转向桑德兰。说道：“我方直接说出所有的预案，有些不合适吧，毕竟我们不专业，有些预案很异想天开。最好还是桑德兰先生先为我们举几个例子，让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尺度松紧、极限边界。那样的话，有些明显不靠谱的预案，我们自己就可以过滤掉，不必拿出来丢人现眼了。那也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桑德兰神色一紧，知道是遇上了一个厉害的对手。
因为如果刚才顾莫杰直接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原先做的预案都说出来的话，桑德兰完全可以做选择题，在这几个预案里头挑选一个最有可能过审的，然后再去运作。
但是那样的话，顾莫杰的得利或许不是最大化的，因为他的几条预案有可能都没有顶住美国政府忍耐的极限。
打个比方，如果顾莫杰先开口，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知道美国法律有盗窃罪，我现在有几个预案，分别可以偷3000美元、6000美元、10000美元，请你告诉我，偷多少钱，才不会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假设美国法律的起刑点是5000美元涉案金额，那么桑德兰只要告诉顾莫杰：“如果你选只偷3000美元那个方案，就不会被判刑。”
这样回答，桑德兰和律师团其他成员，都会省事得多。
可是顾莫杰显然不满足与此，因为他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
所以顾莫杰要桑德兰先开口，把5000美元这根红线标出来，然后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计划，顶着这条红线偷4999美元。
美国法律规定的、区别罪与非罪的边界红线在哪里，顾莫杰就要把钻空子的尺度用到极限，顶着这条红线打擦边球。法律允许顾莫杰做多坏的一个人，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内，尽可能坏得不择手段。
幸好，桑德兰也算是有备而来，他斟酌了一下，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
“顾先生，我希望您了解，网络技术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公益的，我此前也没遇到过，举不出太恰当的例子。所以，请您允许我用用一个医疗卫生，或者教育领域的例子来为你说明情况，毕竟那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业务比较多”
顾莫杰点头首肯：“可以，您说就是了。反正法律是触类旁通的。”
“那我就举个医疗卫生领域的例子。”桑德兰赶紧说道，
“如果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要想研发一种新药，然后想把这种新药的开发成本做成‘非商业性基础科研’的经费，那么这就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会查出来，取消它的杠杆免税，还罚它的款。因为尽管药品本身是救死扶伤的，但是药品背后也是有专利的，医药公司可以靠这门专利技术来谋取商业利益，所以不符合公益性科研的政策导向。
但是，如果医药公司承诺研发出新药之后，向全社会公开这种新药的生产技术细节，不谋求为本公司申请专利、牟取垄断利益，那么联邦政府也会追认特许——这种时候，那些制药业巨头就会打打擦边球，把一些新药研制过程中的副产品，或者夹带私货的研究，掺杂到这里头去，把公益科研部分的经费略微做得虚高一些——当然还需要花成本找高明的会计师事务所帮你做假账——那么，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再退一步，如果这时候医药公司要做的科研不是一种新药，而是一种疾病的新式临床诊疗方法研究，因为诊疗方法无法申请专利，联邦便会认可他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非公司的商业利益——这种情况下，也附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类经费的使用办法。
在教育领域也是同理，我就不多举例子了。比如出新的教科书，教学软件，肯定不符合公益性，但是如果是一些没法商用的公共课件、教学方法研讨，却是可以作为公益性基础成果的。”
桑德兰解释得很是翔实，一看美国的律师都是这般奸诈惯了的，各种钻空子的事情那是家常便饭。顾莫杰和费莉萝听得很仔细，顾莫杰一边听一边暗暗点头赞许，费莉萝则是拿着一只笔，跟着桑德兰的讲解，在原本的策划预案上修修改改。
数人就这般锱铢必较地细谈了整整一个上午。中间顾莫杰叫了外卖，几人吃过之后继续办正事儿，到了黄昏时分，顾莫杰原本做的预案也被删掉了好多条，只剩下寥寥两三个可选的规避方案。
顾莫杰斟酌审视着，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桑德兰律师，根据我们今天的推演，我想，这个研究方案，应该是可以满足联邦法律和加州法律规定的‘属于非营利性公益科研目的’范畴，同时，也属于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领域、与我的生意对口。”
说着，顾莫杰把一份挑出来的、已经修改得七零八落的文件推过去。
“以预防网络层面的灰鸽子病毒大规模扩散为目的的互联网安全研究？”看了这个标题，桑德兰几乎要跳起来，觉得自己一天的口舌都白费了，“顾先生！这是杀毒软件公司的营利性研究！怎么可能通得过联邦的审查！难道我一天说的这些，你都没听进去么！”
顾莫杰高深莫测地一笑：“不，我要做的，不是杀毒软件。而是提供公益性网络安全的免费工具，而且技术原理和着眼点完全不同——你听我解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