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2章 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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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向来有傻呵呵追时髦随风走的毛病，如果寻求历史，绝对够倒到清朝的。
京城人也不例外，想的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什么都得赶在最前头，只要时兴就不能错过去。
就这样，大家就一起追了一拨又一拨的流行风，追了这个又追那个，生怕自己一不留神就成了“土老帽儿”。
穿衣、吃饭、居住、出行、甚至健康娱乐，方方面面没有不追的。
当然，这里边多数人都是不过脑子的瞎跟着，几乎全是盲目地学，费劲赶时髦儿的主儿。
甚至还有人不惜做一些“老黄瓜刷绿漆”的事儿，弄出来乐儿可是忒多了。
比方说吧，一个老爷们儿没事再马路边溜达，忽然间前面排了一长串儿人，于是这位什么都不问，排着。
挨到头才发现，原来是排队上厕所的，他还排了女的那个队，怪不得一堆人回头看他呢。
而究其原因，其实这种现象不外乎是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盲从心理在作怪。
俗话说得好，“过河随大流，淹死也不屈。”
我们的老百姓心理没准主意的时候，就习惯逮谁跟谁走
何况经历过“大跃进”和“特殊的十年”，大家做事的方式也变得更加极端化了。
习惯了非白既黑，非此即彼。
干什么都讲究一步到位，不能有丝毫犹豫，必须立场鲜明，根本不存在过渡。
而且价值观里“少数服从多数”，和“法不责众”的意识占据绝对上风。
那么只要有人群在，就一准儿能形成氛围，而一有氛围，就能掀起铺天盖地的声势。
所以广告对我们的老百姓就特别管用，我们老百姓也就特容易被忽悠。
真要想改变这种常年固守而形成的心理缺陷，实在是任重道远。
不过什么事儿也得两说着，这种现象倒也能折射出我们的老百姓，无论在生活和精神多么苦难的环境里，始终拥有追求新鲜事物和美好生活的热情。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热情，不断地创造流行并使之商业化，人类才可能使其思维更加活跃。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永远有这样的信心，并坚持参与各种各样的变革，且积极地与时俱进，才是我们国家富强的真正内动力。
说到这一点，能看得见的最有力证明，就是随着改革开放，1982年的流行频率和流行种类增多了。
而且和过去还有了很大的区别，就是这一年，几乎每种流行都跟商业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反倒是像过去打鸡血、喝红茶菌、刷墙围子、酒杯做台灯、胶片做灯罩、玻璃丝编制、糖纸串门帘，这样无需什么花费，重在参与的流行，很少见到了。
简短结说一句话，那就是眼下的时髦啊，都开始变得和钱有关了。
比如说服装吧，进入了五月份，京城也开始像沪海一样，逐渐流行起百褶裙和无袖的连衣裙来。
今年的裙子特点是上衣因表现形体美而变得紧身了。
而且都是服装厂的成衣，没人再自己做了。
从服装的材料上看呢，人们也一年比一年更加挑剔。
两年前流行的“的确良”面料现在彻底歇菜，已经完全没人穿了。
不过作为服装夜市来讲，这次商机并没有及时抓住，这些裙子都是大商场在热销。
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洪衍武作为掌舵人没及时反应过来。
二是因为花城根本是港式服装的天下，这样的裙子就没有流行起来。
好在他们这伙儿人也不亏，因为洪衍武初次去“花城”就曾有吩咐，让“大宝”和“力本儿”等天气一热，千万别忘了从“十三行”大量购进折叠花伞。
这俩小子都记着这事儿呢，一点不敢怠慢，老早就开始谈货源。
于是一过“五一”，数以万计的，好几个集装箱的货先后运到了京城。
此举竟然无心插柳，成功地在京城掀起了一场“花伞热”。
雨伞也能流行成风？
说起这事儿，恐怕许多人都不信。
可要知道这是什么年头！
这个时候的北方，国人还大多用着黑色布面的大雨伞。
顶多也就还有个绿或蓝，全都统一长长的伞杆儿。
当拐棍儿是合适了，可要不是天气预报说有雨，谁出门也不爱带它。
反过来，折叠花伞就不一样了，那是从香港、台湾传进来的新东西，只有沿海地区花城、福州和沪海有几家工厂可以生产。
别看这种伞此时的样式还只是两折，但伞把一抽就短了一半，已经够装进包里的尺寸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些难看的伞布，变成了绚烂多彩的花伞面。
得，这一下好了。
不管下雨不下雨，只要出门，姑娘们就乐意从包里拿出伞举着，美其名曰“挡太阳”。
于是不但街上有了撑着花伞的大姑娘们，摇来摆去的一景儿。
这伞也就从此有了个别名，叫“遮阳伞”。
另外除了东西好，伞的价钱也不贵啊。
洪衍武他们可是大批量吃进的货，运输又走铁路物流集装箱，成本就特别合适。
像花城本地生产的外汇套购伞原本是八块的批发价，“十三行”给他们降到了七块五。
此外，还偷着批给了他们一万六千把六块九的香港伞。
货到京城后，洪衍武又是统一按九块钱一把批下去的。
这一拿到市面上，个体户们再按十一块钱的官方出厂价为基础来零售，当然就会显得很便宜。
那么既然东西时髦、新颖，又赶上了时令，价钱还不贵，那老百姓就不可能不买账，这股风很顺利就“刮”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纯靠零售，平均每天服装夜市能销掉差不多小两千把。
秀水那头，即使高价坑老外，也能出个一二百把。
后来又有精明的小贩从服装夜市这儿，十把、二十把的批发。
结果到了六月中旬，每天的出货量竟高达三四千把，就这样一直卖到了七月下旬，总共销出去二十二万把之多，京城这边都把“十三行”买断货了。
最后走的一批，有不少伞还是“十三行”从当地“罚没走私商店”里搞来凑上的。
当然了，折叠花伞一短货，行市也就上去了。
到最后，花城这边批发价比一开始高出近一块，油水已经不大了。
而这时候京城的商场里也能见到大量沪海生产的折叠伞了，那么已经狠狠捞了一大票的洪衍武正好顺势收了手。
才三个月啊，这小子就从伞上捞了三十六万，实在是甜的不能再甜的好买卖了。
但这还不是他唯一的收获。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服装夜市所有的摊位他都已经出租出去了，就连刺儿梅也把一个摊位租给了别人，一边拿着租金，一边做买卖。
因此这种情况下，洪衍武很干脆地又玩了一出黑的。
他借着伞热卖让上上下下都挣了钱，就势把租金提高了一倍。
具体要求从八月起，摊位费涨到1200元每月。
而市场两头的十二个摊位还得单算，涨到了1500元每月。
这也就是说，从此之后他每月就能白白收入70800元的租金。
如果刨去税金管理费和兄弟们的分润，他个人光在这块，就能吃着三万五千块。
不用问，这事儿一出，让所有的个体户们是哗然一片啊。
当然，这种反应也是呈两极的，洪衍武自己人肯定是乐得冒了鼻涕泡了。
想想吧，今后每月供奉又翻一倍，白躺在家里都能挣五百块。
最关键的是，以后的租金，肯定还会随行就市不断上涨。
这不比自己干买卖划算多了？
简直应该在家给洪爷立生祠，每日上香跪拜了！
而反过来花钱租摊位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就像叶圣陶小说《多收三五斗》中描写的农民一样，感受到了一种突然而至的打击，和事与愿违的失落。
几乎个个心里骂娘，抱怨和牢骚那就多了去了。
但尽管如此，也没一个想退租的。
毕竟谁都看见这里的油水了，租金再贵能挣出来啊。
要真不干了反倒是连一杯羹也分不到了。
哎，谁让铺子是人家的呢？
于是，这帮人还得照样老老实实交租子，别无选择地成了洪三爷的“佃户”了。
就这样，自1957年至1982年为止，京城已经彻底消失的剥削阶级，竟又被洪衍武以一己之力，批量造就了出来。
五十几个人，就像特需加盟商一样，成了第一批与他分享租金的小业主。
而更为不公平的是，这一年几乎同一时期，在个体经济的源发地温州，还发生了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八个行业领头人因为买卖干的太好而被列为严重打击对象。
一时间，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对私有经济的容忍程度和打击力度，也成为了国家层面与民间的争论焦点。
其实与之相比，洪衍武的“原罪”显然更重。
而所谓的温州“八大王”，就是绑一块，资产恐怕也没他一个人多。
可谁让他是重生人士呢？脑子又精明得很。
一没雇工，二没直接经营，三没把钱存银行，隐藏得深着呢。
这不，谁也没注意，在“改革”这个仅仅才注入了两寸水量的大池塘里，竟然在犄角旮旯，卧着他这么一个阴险的玩意呢。
而且一天天的在偷吃、在养肥、在壮大。
那对于后面再进这个池子的小生物们，未来的处境，显然就不很美妙了。
说实话，从生态上考虑，真的不平衡。
国人向来有傻呵呵追时髦随风走的毛病，如果寻求历史，绝对够倒到清朝的。
京城人也不例外，想的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什么都得赶在最前头，只要时兴就不能错过去。
就这样，大家就一起追了一拨又一拨的流行风，追了这个又追那个，生怕自己一不留神就成了“土老帽儿”。
穿衣、吃饭、居住、出行、甚至健康娱乐，方方面面没有不追的。
当然，这里边多数人都是不过脑子的瞎跟着，几乎全是盲目地学，费劲赶时髦儿的主儿。
甚至还有人不惜做一些“老黄瓜刷绿漆”的事儿，弄出来乐儿可是忒多了。
比方说吧，一个老爷们儿没事再马路边溜达，忽然间前面排了一长串儿人，于是这位什么都不问，排着。
挨到头才发现，原来是排队上厕所的，他还排了女的那个队，怪不得一堆人回头看他呢。
而究其原因，其实这种现象不外乎是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盲从心理在作怪。
俗话说得好，“过河随大流，淹死也不屈。”
我们的老百姓心理没准主意的时候，就习惯逮谁跟谁走
何况经历过“大跃进”和“特殊的十年”，大家做事的方式也变得更加极端化了。
习惯了非白既黑，非此即彼。
干什么都讲究一步到位，不能有丝毫犹豫，必须立场鲜明，根本不存在过渡。
而且价值观里“少数服从多数”，和“法不责众”的意识占据绝对上风。
那么只要有人群在，就一准儿能形成氛围，而一有氛围，就能掀起铺天盖地的声势。
所以广告对我们的老百姓就特别管用，我们老百姓也就特容易被忽悠。
真要想改变这种常年固守而形成的心理缺陷，实在是任重道远。
不过什么事儿也得两说着，这种现象倒也能折射出我们的老百姓，无论在生活和精神多么苦难的环境里，始终拥有追求新鲜事物和美好生活的热情。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热情，不断地创造流行并使之商业化，人类才可能使其思维更加活跃。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永远有这样的信心，并坚持参与各种各样的变革，且积极地与时俱进，才是我们国家富强的真正内动力。
说到这一点，能看得见的最有力证明，就是随着改革开放，1982年的流行频率和流行种类增多了。
而且和过去还有了很大的区别，就是这一年，几乎每种流行都跟商业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反倒是像过去打鸡血、喝红茶菌、刷墙围子、酒杯做台灯、胶片做灯罩、玻璃丝编制、糖纸串门帘，这样无需什么花费，重在参与的流行，很少见到了。
简短结说一句话，那就是眼下的时髦啊，都开始变得和钱有关了。
比如说服装吧，进入了五月份，京城也开始像沪海一样，逐渐流行起百褶裙和无袖的连衣裙来。
今年的裙子特点是上衣因表现形体美而变得紧身了。
而且都是服装厂的成衣，没人再自己做了。
从服装的材料上看呢，人们也一年比一年更加挑剔。
两年前流行的“的确良”面料现在彻底歇菜，已经完全没人穿了。
不过作为服装夜市来讲，这次商机并没有及时抓住，这些裙子都是大商场在热销。
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洪衍武作为掌舵人没及时反应过来。
二是因为花城根本是港式服装的天下，这样的裙子就没有流行起来。
好在他们这伙儿人也不亏，因为洪衍武初次去“花城”就曾有吩咐，让“大宝”和“力本儿”等天气一热，千万别忘了从“十三行”大量购进折叠花伞。
这俩小子都记着这事儿呢，一点不敢怠慢，老早就开始谈货源。
于是一过“五一”，数以万计的，好几个集装箱的货先后运到了京城。
此举竟然无心插柳，成功地在京城掀起了一场“花伞热”。
雨伞也能流行成风？
说起这事儿，恐怕许多人都不信。
可要知道这是什么年头！
这个时候的北方，国人还大多用着黑色布面的大雨伞。
顶多也就还有个绿或蓝，全都统一长长的伞杆儿。
当拐棍儿是合适了，可要不是天气预报说有雨，谁出门也不爱带它。
反过来，折叠花伞就不一样了，那是从香港、台湾传进来的新东西，只有沿海地区花城、福州和沪海有几家工厂可以生产。
别看这种伞此时的样式还只是两折，但伞把一抽就短了一半，已经够装进包里的尺寸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些难看的伞布，变成了绚烂多彩的花伞面。
得，这一下好了。
不管下雨不下雨，只要出门，姑娘们就乐意从包里拿出伞举着，美其名曰“挡太阳”。
于是不但街上有了撑着花伞的大姑娘们，摇来摆去的一景儿。
这伞也就从此有了个别名，叫“遮阳伞”。
另外除了东西好，伞的价钱也不贵啊。
洪衍武他们可是大批量吃进的货，运输又走铁路物流集装箱，成本就特别合适。
像花城本地生产的外汇套购伞原本是八块的批发价，“十三行”给他们降到了七块五。
此外，还偷着批给了他们一万六千把六块九的香港伞。
货到京城后，洪衍武又是统一按九块钱一把批下去的。
这一拿到市面上，个体户们再按十一块钱的官方出厂价为基础来零售，当然就会显得很便宜。
那么既然东西时髦、新颖，又赶上了时令，价钱还不贵，那老百姓就不可能不买账，这股风很顺利就“刮”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纯靠零售，平均每天服装夜市能销掉差不多小两千把。
秀水那头，即使高价坑老外，也能出个一二百把。
后来又有精明的小贩从服装夜市这儿，十把、二十把的批发。
结果到了六月中旬，每天的出货量竟高达三四千把，就这样一直卖到了七月下旬，总共销出去二十二万把之多，京城这边都把“十三行”买断货了。
最后走的一批，有不少伞还是“十三行”从当地“罚没走私商店”里搞来凑上的。
当然了，折叠花伞一短货，行市也就上去了。
到最后，花城这边批发价比一开始高出近一块，油水已经不大了。
而这时候京城的商场里也能见到大量沪海生产的折叠伞了，那么已经狠狠捞了一大票的洪衍武正好顺势收了手。
才三个月啊，这小子就从伞上捞了三十六万，实在是甜的不能再甜的好买卖了。
但这还不是他唯一的收获。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服装夜市所有的摊位他都已经出租出去了，就连刺儿梅也把一个摊位租给了别人，一边拿着租金，一边做买卖。
因此这种情况下，洪衍武很干脆地又玩了一出黑的。
他借着伞热卖让上上下下都挣了钱，就势把租金提高了一倍。
具体要求从八月起，摊位费涨到1200元每月。
而市场两头的十二个摊位还得单算，涨到了1500元每月。
这也就是说，从此之后他每月就能白白收入70800元的租金。
如果刨去税金管理费和兄弟们的分润，他个人光在这块，就能吃着三万五千块。
不用问，这事儿一出，让所有的个体户们是哗然一片啊。
当然，这种反应也是呈两极的，洪衍武自己人肯定是乐得冒了鼻涕泡了。
想想吧，今后每月供奉又翻一倍，白躺在家里都能挣五百块。
最关键的是，以后的租金，肯定还会随行就市不断上涨。
这不比自己干买卖划算多了？
简直应该在家给洪爷立生祠，每日上香跪拜了！
而反过来花钱租摊位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就像叶圣陶小说《多收三五斗》中描写的农民一样，感受到了一种突然而至的打击，和事与愿违的失落。
几乎个个心里骂娘，抱怨和牢骚那就多了去了。
但尽管如此，也没一个想退租的。
毕竟谁都看见这里的油水了，租金再贵能挣出来啊。
要真不干了反倒是连一杯羹也分不到了。
哎，谁让铺子是人家的呢？
于是，这帮人还得照样老老实实交租子，别无选择地成了洪三爷的“佃户”了。
就这样，自1957年至1982年为止，京城已经彻底消失的剥削阶级，竟又被洪衍武以一己之力，批量造就了出来。
五十几个人，就像特需加盟商一样，成了第一批与他分享租金的小业主。
而更为不公平的是，这一年几乎同一时期，在个体经济的源发地温州，还发生了著名的“八大王”事件。
八个行业领头人因为买卖干的太好而被列为严重打击对象。
一时间，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对私有经济的容忍程度和打击力度，也成为了国家层面与民间的争论焦点。
其实与之相比，洪衍武的“原罪”显然更重。
而所谓的温州“八大王”，就是绑一块，资产恐怕也没他一个人多。
可谁让他是重生人士呢？脑子又精明得很。
一没雇工，二没直接经营，三没把钱存银行，隐藏得深着呢。
这不，谁也没注意，在“改革”这个仅仅才注入了两寸水量的大池塘里，竟然在犄角旮旯，卧着他这么一个阴险的玩意呢。
而且一天天的在偷吃、在养肥、在壮大。
那对于后面再进这个池子的小生物们，未来的处境，显然就不很美妙了。
说实话，从生态上考虑，真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