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归来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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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春天，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莫名其妙地被谋杀了。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但被删去许多细节的案情大家都了解。这是因为起诉理由很充分，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了现在，大约十年之后，才允许让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被删去的环节。虽然案子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但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就更耐人寻味了。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最令我震惊和诧异的。请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到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的广大读者说一句话：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但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直到上个月3号才取消这项禁令。
我对刑事案发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有过密切交往。自从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难案件我都认真研读。但是只有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这件疑案将我深深吸引住了。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时，我就更加深刻地体察到福尔摩斯的死确实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认为这件怪事有几点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最好的刑事侦探，肯定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我虽然整天在外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这件案子。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简要复述一遍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
死者是澳大利亚一个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其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国内做白内障手术，跟死者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他既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坏习惯。他订过婚，但是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他天性冷漠，平时都呆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但是1894年3月30日晚上10点到11点20分之间他突然被杀了。
死者，也就是罗诺德·阿德尔，爱打纸牌，而且是经常打，不过小赌注对他倒是丝毫无损。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等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他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下午他也是在那里打的牌。每人的牌差不多，阿德尔大约输了五英镑。拥有可观财产的他决不会计较这五英镑输赢。几乎每天他都到这个俱乐部打牌，但他打得十分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会离开。证词还说在几星期前，他跟莫兰上校配对，一口气赢了歌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
被害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整好10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去了。女仆说听见阿德尔先生进入二楼前厅——他的起居室。她已在房间里生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直到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的11点20分，屋子里十分安静。梅鲁斯夫人想向儿子道晚安，却发现门被反锁了。任凭母女俩怎么叫喊都没有人回应。找人把门撞开后却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子弹打破了他的脑袋。桌子上摆着一些金币和银币，堆成了数目不等的十小堆。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和若干俱乐部朋友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知道被杀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这些现场调查只是使得案情变得越发复杂。第一，没有理由来解释这个青年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虽然也有可能是凶手插的门，以便跳窗逃跑。但从窗口到地面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屋子和街道之间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所以很显然门是青年人插上的。如果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那么这人除非是个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繁华的大路，附近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是马车站。这边已经打死了人，难道没有人听到枪声吗?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到动机而越发复杂化。而且，阿德尔是没有任何仇人的，况且他屋子里的贵重物品也没缺少。
我思考着这些事实，认为最省力的方法，就是我那死去的朋友说过的一切调查的起点。大约在6点左右我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帮人聚在人行道上，仰头凝视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看看的那所房子。其中一个高个子戴着墨镜，可能是个便衣侦探，正在描述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围着他。我使劲挤进去，但他荒谬的推理使我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不想却撞在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怀中的几本书。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有一本书叫《树林崇拜的起源》。我极力为这意外的事道歉，可是刚好被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大吼了一声，转身就走。
我曾多次观察过公园路427号，但于事无补，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五英尺高，进入花园很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很难够着，因为在墙上没有水管或别的东西。我一无所获，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刚进书房，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来者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了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右臂下夹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略带沙哑。
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他。
“我感到抱歉。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见您进了这所房子。我想对刚才的事说声对不起，并且谢谢你替我捡书。”
“不必在意，”我说，“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吗?”
“先生，冒昧地说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处。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我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每本都很便宜。把您书架第二层的空档填满看起来才显得整齐，是吧，先生?”
我回头看了看。我再回头时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隔着书桌站在那儿正对我微笑。我好像失去了知觉，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一股白雾在我眼前旋转，白雾没了，我发现我的领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坐在我椅子上，手中拿着随身携带的扁酒瓶。
“我亲爱的华生，”一个相当熟悉的声音叫道，“很抱歉，我一点儿也想不到你会这样经受不住。”
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真的是你?你没死?你是怎样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的?”我大声喊道。
他说：“等等，你觉得你现在恢复了吗?瞧我这多此一举奇妙的重现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刺激啊!”
“我好了!”我叫道，“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摸着袖子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臂。“可是，这一切又都是真的，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真高兴。快把你从那可怕峡谷中逃生的经过给我说一遍。”我激动地说。
他面对着我坐了下来，照老样子悠闲自得地点燃了一支烟。他更消瘦，更机警了。但我从他那张鹰似的脸上苍白的颜色可以看出，他最近一阵子过得没有规律。
“能把腰伸直了，我真高兴，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数小时把身长砍掉一英尺可真难受。至于对这一切的解释，或许我把全部情况告知你的最好时机是在一项工作完成以后。”
“我更想现在被告知。”
“你愿意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吗?”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
“真的还像过去那样。好吧，先说说那峡谷。我奇迹般地从峡谷中逃出来了，理由是：我根本就没掉进去。”
“你压根儿就没掉进去?”
“是的，华生，我压根儿就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留的便条可完全是真的，因为当我发现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确信我的末日到了。于是我请求他许可我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便条。我在那里留下了信、烟盒和手杖，沿着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紧紧跟随。我走到尽头便无处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跑来抱住我，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他要报复我。我们扭成一团。但我懂得一点儿日本跆拳道，过去好几次我都用过这一招。我从他的两臂间退了出来。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乱抓。最终他还是因为无法保持平衡而掉下去了。”
我瞪大眼睛听着。
我大声问：“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没有往回走的。”
“是这样，就在他掉进深渊的霎那间，我忽然想到命运给了我一个绝妙的机会。我知道曾经发誓要干掉我的，除了莫里亚蒂外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念头只会由于他们头儿的死亡而更强烈。他们是最危险的人，三人当中，总有一人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认为我死了，这些人就会很快露面，这样会省很多事。
“我站起身来仔细看了看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的描述中，你肯定了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所谓的‘绝壁’上留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要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脚印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把鞋倒穿，可在一个方向出现三双脚印，这只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最好是冒险爬上去。好几次当我手没抓到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中下滑的时候，我几乎绝望了。但是我拼命向上爬，最后爬到一块有几英尺宽长着绿苔的岩架上。
“你错误地下了一个结论就离开了，但又发生了一个很突然的事故。突然一块巨石从上面落了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在下面那条小道上后，掉进深渊。那时我以为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头。与此同时又落下一块岩石来，砸在我躺的地方，离我头部还不到一英尺。很明显莫里亚蒂不是单人行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知道这个家伙一直是多么地阴险。他躲在暗处亲眼看见了他朋友溺死和我逃脱的一切。他等待时机妄图置我于死地。
1894年春天，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莫名其妙地被谋杀了。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但被删去许多细节的案情大家都了解。这是因为起诉理由很充分，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了现在，大约十年之后，才允许让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被删去的环节。虽然案子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但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就更耐人寻味了。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最令我震惊和诧异的。请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到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的广大读者说一句话：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但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直到上个月3号才取消这项禁令。
我对刑事案发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有过密切交往。自从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难案件我都认真研读。但是只有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这件疑案将我深深吸引住了。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时，我就更加深刻地体察到福尔摩斯的死确实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认为这件怪事有几点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最好的刑事侦探，肯定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我虽然整天在外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这件案子。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简要复述一遍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
死者是澳大利亚一个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其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国内做白内障手术，跟死者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他既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坏习惯。他订过婚，但是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他天性冷漠，平时都呆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但是1894年3月30日晚上10点到11点20分之间他突然被杀了。
死者，也就是罗诺德·阿德尔，爱打纸牌，而且是经常打，不过小赌注对他倒是丝毫无损。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等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他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下午他也是在那里打的牌。每人的牌差不多，阿德尔大约输了五英镑。拥有可观财产的他决不会计较这五英镑输赢。几乎每天他都到这个俱乐部打牌，但他打得十分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会离开。证词还说在几星期前，他跟莫兰上校配对，一口气赢了歌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
被害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整好10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去了。女仆说听见阿德尔先生进入二楼前厅——他的起居室。她已在房间里生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直到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的11点20分，屋子里十分安静。梅鲁斯夫人想向儿子道晚安，却发现门被反锁了。任凭母女俩怎么叫喊都没有人回应。找人把门撞开后却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子弹打破了他的脑袋。桌子上摆着一些金币和银币，堆成了数目不等的十小堆。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和若干俱乐部朋友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知道被杀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这些现场调查只是使得案情变得越发复杂。第一，没有理由来解释这个青年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虽然也有可能是凶手插的门，以便跳窗逃跑。但从窗口到地面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屋子和街道之间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所以很显然门是青年人插上的。如果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那么这人除非是个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繁华的大路，附近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是马车站。这边已经打死了人，难道没有人听到枪声吗?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到动机而越发复杂化。而且，阿德尔是没有任何仇人的，况且他屋子里的贵重物品也没缺少。
我思考着这些事实，认为最省力的方法，就是我那死去的朋友说过的一切调查的起点。大约在6点左右我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帮人聚在人行道上，仰头凝视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看看的那所房子。其中一个高个子戴着墨镜，可能是个便衣侦探，正在描述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围着他。我使劲挤进去，但他荒谬的推理使我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不想却撞在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怀中的几本书。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有一本书叫《树林崇拜的起源》。我极力为这意外的事道歉，可是刚好被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大吼了一声，转身就走。
我曾多次观察过公园路427号，但于事无补，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五英尺高，进入花园很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很难够着，因为在墙上没有水管或别的东西。我一无所获，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刚进书房，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来者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了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右臂下夹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略带沙哑。
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他。
“我感到抱歉。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见您进了这所房子。我想对刚才的事说声对不起，并且谢谢你替我捡书。”
“不必在意，”我说，“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吗?”
“先生，冒昧地说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处。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我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每本都很便宜。把您书架第二层的空档填满看起来才显得整齐，是吧，先生?”
我回头看了看。我再回头时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隔着书桌站在那儿正对我微笑。我好像失去了知觉，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一股白雾在我眼前旋转，白雾没了，我发现我的领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坐在我椅子上，手中拿着随身携带的扁酒瓶。
“我亲爱的华生，”一个相当熟悉的声音叫道，“很抱歉，我一点儿也想不到你会这样经受不住。”
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真的是你?你没死?你是怎样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的?”我大声喊道。
他说：“等等，你觉得你现在恢复了吗?瞧我这多此一举奇妙的重现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刺激啊!”
“我好了!”我叫道，“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摸着袖子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臂。“可是，这一切又都是真的，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真高兴。快把你从那可怕峡谷中逃生的经过给我说一遍。”我激动地说。
他面对着我坐了下来，照老样子悠闲自得地点燃了一支烟。他更消瘦，更机警了。但我从他那张鹰似的脸上苍白的颜色可以看出，他最近一阵子过得没有规律。
“能把腰伸直了，我真高兴，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数小时把身长砍掉一英尺可真难受。至于对这一切的解释，或许我把全部情况告知你的最好时机是在一项工作完成以后。”
“我更想现在被告知。”
“你愿意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吗?”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
“真的还像过去那样。好吧，先说说那峡谷。我奇迹般地从峡谷中逃出来了，理由是：我根本就没掉进去。”
“你压根儿就没掉进去?”
“是的，华生，我压根儿就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留的便条可完全是真的，因为当我发现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确信我的末日到了。于是我请求他许可我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便条。我在那里留下了信、烟盒和手杖，沿着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紧紧跟随。我走到尽头便无处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跑来抱住我，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他要报复我。我们扭成一团。但我懂得一点儿日本跆拳道，过去好几次我都用过这一招。我从他的两臂间退了出来。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乱抓。最终他还是因为无法保持平衡而掉下去了。”
我瞪大眼睛听着。
我大声问：“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没有往回走的。”
“是这样，就在他掉进深渊的霎那间，我忽然想到命运给了我一个绝妙的机会。我知道曾经发誓要干掉我的，除了莫里亚蒂外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念头只会由于他们头儿的死亡而更强烈。他们是最危险的人，三人当中，总有一人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认为我死了，这些人就会很快露面，这样会省很多事。
“我站起身来仔细看了看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的描述中，你肯定了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所谓的‘绝壁’上留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要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脚印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把鞋倒穿，可在一个方向出现三双脚印，这只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最好是冒险爬上去。好几次当我手没抓到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中下滑的时候，我几乎绝望了。但是我拼命向上爬，最后爬到一块有几英尺宽长着绿苔的岩架上。
“你错误地下了一个结论就离开了，但又发生了一个很突然的事故。突然一块巨石从上面落了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在下面那条小道上后，掉进深渊。那时我以为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头。与此同时又落下一块岩石来，砸在我躺的地方，离我头部还不到一英尺。很明显莫里亚蒂不是单人行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知道这个家伙一直是多么地阴险。他躲在暗处亲眼看见了他朋友溺死和我逃脱的一切。他等待时机妄图置我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