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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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林儿这段时间受到了太多的惊吓,见到朱元璋时,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朱元璋从韩林儿的脸上看到的第一种反应。但当他向韩林儿请安,并述说自己的忠贞不贰时,他又看到韩林儿脸上展露出第二种反应:惊和喜的混合,用他那双独有的忧郁的眼神传递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对他说:“安丰城已不安全,况且经此一战已没有了作为都城的资格,我请您到滁州。”
韩林儿弱弱地问了一句:“我还是我吗?”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狰狞的一笑来,没有说话。
韩林儿离开他那残破不堪的宫殿走出安丰城时,迎面扑来了缕缕红色的雾霭,打湿了他的脸。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红,凑到鼻子上闻时,一股血腥味冲了上来。他在心里说,命运可能已经注定了。的确,命运有时候在一个人身上注定很多东西,只不过有人发觉了,有人毫无感觉。当他一只脚迈进滁州城城门时,那个曾经气势如虹的韩宋帝国就已经灰飞烟灭了。人们唯一能记得起它的,也许就是滁州城里被软禁起来的小明王韩林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林儿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至此,我们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刘福通哪里去了?
刘福通的死是那个时代无法破解的谜。要叙述这个谜,将是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考据。有史料记载说,刘福通在安丰保卫战中战死了;也有史料说,刘福通虽然没有战死在安丰城的城墙上,但吕珍破门而入后,他拒绝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吕珍杀掉了;更有史料说,吕珍根本没来得及杀刘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这位革命大佬后来见到了后起之秀朱元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城后还活着,他和朱元璋的相会必然是一场大书特书的煮酒论英雄式的相见。不过,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这次相见。只有两种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没有见他,或者说,没有给他机会与自己见面长谈;二、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时已经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几年后,朱元璋谋杀韩林儿,有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到刘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刘太保”这三个字。至于是不是刘福通,不敢擅作评断。
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朱元璋进入安丰城时,刘福通和韩宋帝国的结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韩宋帝国这支蜡烛燃烧殆尽,已成了人人都漠不关心的残烛,他所留下的只是蜡烛的眼泪凝结成的烛冢。
刘伯温曾在心中说,要小心刘福通。但如果当时朱元璋真的见到了活着的刘福通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如刘伯温那样担心。因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只没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鹰,只能做宠物,做展览品。
当朱元璋回到应天城时,对刘伯温轻轻地说:“一切都结束了。”
刘伯温却摇了摇头,说:“才刚开始!”
竖牧耳,奉之何为
刘伯温说才刚刚开始,并非在说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边安插上自己的人后,刘伯温才发现,从实际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远了许多。刘伯温当初说,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是出于一个谋略家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家。谋略家要算准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妥,不能有半点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远,因为太遥远的事,过于飘忽不定,谁都无法保证。正所谓,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来论,刘伯温算计的是,正好趁此机会借张士诚的刀杀掉小明王。因为他只考虑到这点,所以他才问,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问这话时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阳西下,无论怎么安置,都不成问题。关键是不能让张士诚得了士气。
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第一次分歧,两人都没有错。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势自然也就不同。其实,刘伯温不想让朱元璋解救小明王,还有他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属于刘伯温和他的同道,也就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
1360年,刘伯温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后,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赖。自此后,每遇大事,两人就躲进密室中商议。一般事务,则在会议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讨。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会议上命人搬来一把椅子,居于中央,他自己则一本正经地坐于偏席,这让初来乍到的刘伯温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说:“这把椅子是给我们韩宋帝国的皇帝小明王准备的,我们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刘伯温在众人之中,就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他向来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和自己心灵抵触的事,总要发泄出来。这一声冷笑把众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问他为何而笑。刘伯温指着那张椅子说:“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么(竖牧耳,奉之何为)!”
朱元璋的脸上就显出极不舒服的表情来,倒不是因为刘伯温对韩林儿不恭,而是因为他朱元璋小时候也是个竖牧。刘伯温可没有指桑骂槐,韩林儿小时候是否放过牛、羊、猪,他没有调查取证过。不过可以用常理推测,当时的小孩如果不读书,那就是要给地主家放牛、羊、猪。
朱元璋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刘伯温并没有指桑骂槐,就未置一词。这件事他很快就忘记了,可刘伯温却铭记于心。这缘于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纳百川的大度之人,当时他还去向非儒家大师老子请教学问,被老子几句话训了出来。他一点都不生气,还对弟子们说:“这老头虽然不习我等儒术,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为师。”这件事,让孔子的弟子们印象深刻,无数年过去后,孔子这种不存门户之见的风度涵养成为弟子们回忆老师的故事之一。
不过,在儒家看来,道教和佛教却是最要命的异端,因为它们是叛乱者的温床。
刘伯温所在的时代,道、佛二教被称为异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在有人借助它们叛乱时,它们才是异端。如果没有,那这两种学说则是知识分子们最青睐的。刘伯温本人对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刘伯温青睐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与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相结合而发动的红巾军,在刘伯温看来就是道教和佛教的杂交产物。白莲教是一个大杂烩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弥勒教等内容,独树一帜,称自己为白莲教。它的核心观念就是弥勒重生思想:佛祖涅盘后,世界成苦海,千难万险即将呈现。等弥勒现世后,则立即成为极乐世界。
刘福通眉批道:佛祖涅盘了几十年,我们在苦海中成长,如今弥勒就要现世,你看我的朋友韩山童相貌奇异,其实他就是弥勒佛下生,明王转世,我们和他一起显灵去。
就这样,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叛乱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
刘伯温说,刘福通这厮是个半吊子白莲教教徒,他根本没搞明白弥勒是怎么回事。弥勒在白莲教的经典文本中,本是佛祖指定的救世主,根本不是革命者。如果刘福通真的是白莲教合格的信徒,他应该这样教导大家:弥勒佛要转世,来救灾避劫,我们信奉他,就能得拯救,不信,就会永远沉沦苦海。
刘伯温切齿痛恨的是,刘福通居然把弥勒佛解释成了革命家,于是才有了红巾军大叛乱。对于以白莲教思想为指导的红巾军,刘伯温是不假思索地给其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因为这种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背道而驰当然也不要紧,可你却用这种邪门歪道的思想叛乱,这就是罪孽深重了。
《郁离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轻浮的青年对刘伯温说:“西方有个圣人,神乎其神,可以解世间一切苦,可以解世间一切厄,跟随他,将得永生。我准备去见他,要不要一起?”
刘伯温斩钉截铁地回答:“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不去。”
由此看来,刘伯温和异端是水火不容的。而红巾军就是水,他自然是火。所以有这样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刘伯温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叛乱!是异端的叛乱,既然是异端,他们就永远不是天命所授。而朱元璋还要拜小明王,就说明他仍然承认自己是异端叛乱的一分子,这是刘伯温最不愿看到的。
他的想法是,让朱元璋从异端小明王的阴影里跳出来,让他成为天命所归的人。虽然还没有天象显示,但他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天命,兜头罩在朱元璋脑袋上。既然朱元璋已是天命所授的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身居在异端叛乱的名下,这就是刘伯温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然而这种内心最深邃的想法,并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当他说出那句“竖牧耳,奉之何为”时,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朱元璋是否明白刘伯温话中深意,没有人知道。可他当时没有反驳刘伯温,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他的心弦的确被刘伯温的一句看似鲁莽的话给拨动了。
即使没有刘伯温,朱元璋将来革命的路上也不会再有小明王的身影,但正是因为有了刘伯温,朱元璋心中才有了定见,这一定见,他和刘伯温恐怕从没有说过。当他去解救小明王时,刘伯温劝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多余的,可谓是鸡同鸭讲。
因为朱元璋早就把小明王归宿的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死路一条,虽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证明。
刘伯温猜中了
1363年,朱元璋兵团去安丰城拯救小明王。据朱元璋自己说,小明王非救不可,如果不救,他彻夜难眠,就好像小明王是他亲爹一样。刘伯温却头脑冷静地说:“陈友谅必趁机来袭。”1363年阴历四月,当朱元璋在遍地瓦砾的安丰城中昂首阔步时,刘伯温再一次料事如神:陈友谅从武昌南下,直逼洪都(1362年,朱元璋改元朝龙兴路为洪都府)。
据陈友谅说,近一年来,他寝食难安,心灵备受煎熬。所以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心灵摧残,全是因为一年前和朱元璋的那场战争。他说,那场战争毁了一切。他从前的乾纲独断蒙上了尘埃;他从前的意气风发渐渐衰老;他从前的目空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但他又说,他终于在1363年春节时挺过来了。他性格中那股百折不挠的韧性突然冲出来拯救了他。他要复仇,他发誓,自己和朱元璋两个人之间,只能活一个!
1363年前四个月,他以倾国之力大造战舰。希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他无敌舰队的荣耀。1363年阴历四月,也就是朱元璋把小明王带出安丰城到滁州时,陈友谅的无敌舰队建造完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主力舰“铁舰”。后来得胜的朱元璋打扫战场时,对“铁舰”印象极为深刻:“铁舰”有三层,足有三层楼的高度,上有走马棚,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放到江里,如同一座小山。
当“铁舰”从武昌沿长江东下,从江州进入鄱阳湖后,看到这种场景的朱元璋的士兵们吓得瘫软在地。那根本不是舰队,而是一块会移动的喜马拉雅山。当它进入鄱阳湖后,鄱阳湖为突然到来的庞然大物所惊,不断翻滚着湖面。幸好,“铁舰”很快进入赣江,一路南下,抵达洪都城下。
洪都城守军遥遥望见一座山压顶而来,魂飞魄散。幸好防御部队司令朱文正见过世面,只是惊慌了一会儿就恢复了常态,命令部队有序地坚守城池,只要不出战,陈友谅想要攻陷洪都城,还是要费些精力的。
朱文正有这样的自信,并非纯粹是精神的力量。洪都城被胡廷瑞拱手送给朱元璋后,曾被陈友谅夺回过。那次战役,双方记忆犹新。陈友谅是趁着涨水的工夫,让他的海军一直开到城下,士兵就在船上登城。朱元璋后来又夺回洪都,对陈友谅的海军战力刻骨铭心,所以就把沿江的旧城墙推倒,退后三十步重新建筑城墙。陈友谅此次前来,已占不了上次能占到的便宜,所以只好让士兵登陆攻城,他的海军优势荡然无存。
但他的陆军攻击力也非同小可,朱文正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曾派出多人到应天去通知朱元璋,全被陈友谅的巡逻队活捉,在城下斩首。朱文正把希望寄托于运气,他一天之内派出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希望菩萨保佑能有一条漏网之鱼。
上天眷顾了他。终于有人把洪都城被陈友谅围攻的消息带到了应天。朱元璋听了这个消息后,脸色只是微微一变,就问送信的人:“陈友谅兵势如何?”来人回答:“陈友谅说他带了六十万人,我们朱将军粗略数过,好像作战部队远没有这么多,他可能把后勤部队也算上了。虽然他的兵攻城很猛,可伤亡也很重,其部队的士气低落。如果我们派出救援部队,马上就能把他击败。”
朱元璋沉思片刻,对送信人说:“回去告诉朱文正,让他再坚守一个月,我会有办法灭了陈友谅,只要你能安然回到洪都城。”
朱元璋不知道送信人是否能安然回到洪都城,当时,他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办法能消灭陈友谅。陈友谅可不是蚂蚁,说消灭就能消灭的。他所以对送信人那样说,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充分的时间考虑消灭陈友谅的方法,其实也不是他自己考虑,他要找他的刘伯温先生。他当时只有冥冥中钻进脑海的感觉:陈友谅不攻应天,却去攻洪都,这可能就是老天要陈友谅灭亡。
“先生您又猜中了!”他把刘伯温请进密室,还未坐稳,就这样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陈友谅不趁我带主力去救安丰的时候攻应天,却去攻洪都,真是个蠢货!”
刘伯温对这种自以为是的“站在他人立场上”来想问题的方式很不欣赏。刘伯温聪明绝顶,正是因为聪明绝顶,所以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当你看到别人做出一件愚蠢的事时,他本人却并不觉得这是愚蠢,而且当事人还会认为,这是他智慧的结晶。你认为别人愚蠢,是因为你站在自己的智慧基石上来判断的别人。智慧,其实是不分高低的,它受当事人的立场、情绪,甚至天时、地利的影响。
刘伯温认为,陈友谅攻洪都而不攻应天,站在陈友谅的角度看,是最佳选择。从武昌离南京沿长江攻应天,要先东去,然后北上,路过的沿江城市有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最后到应天。这沿江的几个重镇都在朱元璋的控制下,也就是说,陈友谅不可能如他第一次进攻应天那样,一路平安地到达应天。他必须要过关斩将,这段时间对他而言,耗费不起。因为一旦在路上被拖住,朱元璋的主力很快就能从安丰返回应天。
攻洪都,陈友谅舰队可以顺流而下,一路上不会遇到任何有质量的抵抗。如果能攻下洪都,朱元璋必会从应天救援,那么,陈友谅就在鄱阳湖中等他,一决生死。如果攻不下洪都,陈友谅也会在鄱阳湖等朱元璋,因为陈友谅坚信,朱元璋必来。他不可能对洪都城见死不救。
陈友谅所以不选择攻打应天,还有个心理因素。他两年前在应天吃过大亏,虽然对于朱元璋,他的恐惧感早已荡然无存,但对于应天,他还是心有余悸。他打洪都,按刘伯温的解释,可能就是引蛇出洞。
韩林儿这段时间受到了太多的惊吓,见到朱元璋时,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朱元璋从韩林儿的脸上看到的第一种反应。但当他向韩林儿请安,并述说自己的忠贞不贰时,他又看到韩林儿脸上展露出第二种反应:惊和喜的混合,用他那双独有的忧郁的眼神传递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对他说:“安丰城已不安全,况且经此一战已没有了作为都城的资格,我请您到滁州。”
韩林儿弱弱地问了一句:“我还是我吗?”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狰狞的一笑来,没有说话。
韩林儿离开他那残破不堪的宫殿走出安丰城时,迎面扑来了缕缕红色的雾霭,打湿了他的脸。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红,凑到鼻子上闻时,一股血腥味冲了上来。他在心里说,命运可能已经注定了。的确,命运有时候在一个人身上注定很多东西,只不过有人发觉了,有人毫无感觉。当他一只脚迈进滁州城城门时,那个曾经气势如虹的韩宋帝国就已经灰飞烟灭了。人们唯一能记得起它的,也许就是滁州城里被软禁起来的小明王韩林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林儿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至此,我们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刘福通哪里去了?
刘福通的死是那个时代无法破解的谜。要叙述这个谜,将是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考据。有史料记载说,刘福通在安丰保卫战中战死了;也有史料说,刘福通虽然没有战死在安丰城的城墙上,但吕珍破门而入后,他拒绝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吕珍杀掉了;更有史料说,吕珍根本没来得及杀刘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这位革命大佬后来见到了后起之秀朱元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城后还活着,他和朱元璋的相会必然是一场大书特书的煮酒论英雄式的相见。不过,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这次相见。只有两种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没有见他,或者说,没有给他机会与自己见面长谈;二、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时已经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几年后,朱元璋谋杀韩林儿,有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到刘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刘太保”这三个字。至于是不是刘福通,不敢擅作评断。
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朱元璋进入安丰城时,刘福通和韩宋帝国的结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韩宋帝国这支蜡烛燃烧殆尽,已成了人人都漠不关心的残烛,他所留下的只是蜡烛的眼泪凝结成的烛冢。
刘伯温曾在心中说,要小心刘福通。但如果当时朱元璋真的见到了活着的刘福通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如刘伯温那样担心。因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只没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鹰,只能做宠物,做展览品。
当朱元璋回到应天城时,对刘伯温轻轻地说:“一切都结束了。”
刘伯温却摇了摇头,说:“才刚开始!”
竖牧耳,奉之何为
刘伯温说才刚刚开始,并非在说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边安插上自己的人后,刘伯温才发现,从实际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远了许多。刘伯温当初说,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是出于一个谋略家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家。谋略家要算准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妥,不能有半点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远,因为太遥远的事,过于飘忽不定,谁都无法保证。正所谓,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来论,刘伯温算计的是,正好趁此机会借张士诚的刀杀掉小明王。因为他只考虑到这点,所以他才问,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问这话时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阳西下,无论怎么安置,都不成问题。关键是不能让张士诚得了士气。
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第一次分歧,两人都没有错。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势自然也就不同。其实,刘伯温不想让朱元璋解救小明王,还有他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属于刘伯温和他的同道,也就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
1360年,刘伯温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后,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赖。自此后,每遇大事,两人就躲进密室中商议。一般事务,则在会议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讨。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会议上命人搬来一把椅子,居于中央,他自己则一本正经地坐于偏席,这让初来乍到的刘伯温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说:“这把椅子是给我们韩宋帝国的皇帝小明王准备的,我们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刘伯温在众人之中,就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他向来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和自己心灵抵触的事,总要发泄出来。这一声冷笑把众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问他为何而笑。刘伯温指着那张椅子说:“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么(竖牧耳,奉之何为)!”
朱元璋的脸上就显出极不舒服的表情来,倒不是因为刘伯温对韩林儿不恭,而是因为他朱元璋小时候也是个竖牧。刘伯温可没有指桑骂槐,韩林儿小时候是否放过牛、羊、猪,他没有调查取证过。不过可以用常理推测,当时的小孩如果不读书,那就是要给地主家放牛、羊、猪。
朱元璋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刘伯温并没有指桑骂槐,就未置一词。这件事他很快就忘记了,可刘伯温却铭记于心。这缘于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纳百川的大度之人,当时他还去向非儒家大师老子请教学问,被老子几句话训了出来。他一点都不生气,还对弟子们说:“这老头虽然不习我等儒术,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为师。”这件事,让孔子的弟子们印象深刻,无数年过去后,孔子这种不存门户之见的风度涵养成为弟子们回忆老师的故事之一。
不过,在儒家看来,道教和佛教却是最要命的异端,因为它们是叛乱者的温床。
刘伯温所在的时代,道、佛二教被称为异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在有人借助它们叛乱时,它们才是异端。如果没有,那这两种学说则是知识分子们最青睐的。刘伯温本人对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刘伯温青睐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与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相结合而发动的红巾军,在刘伯温看来就是道教和佛教的杂交产物。白莲教是一个大杂烩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弥勒教等内容,独树一帜,称自己为白莲教。它的核心观念就是弥勒重生思想:佛祖涅盘后,世界成苦海,千难万险即将呈现。等弥勒现世后,则立即成为极乐世界。
刘福通眉批道:佛祖涅盘了几十年,我们在苦海中成长,如今弥勒就要现世,你看我的朋友韩山童相貌奇异,其实他就是弥勒佛下生,明王转世,我们和他一起显灵去。
就这样,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叛乱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
刘伯温说,刘福通这厮是个半吊子白莲教教徒,他根本没搞明白弥勒是怎么回事。弥勒在白莲教的经典文本中,本是佛祖指定的救世主,根本不是革命者。如果刘福通真的是白莲教合格的信徒,他应该这样教导大家:弥勒佛要转世,来救灾避劫,我们信奉他,就能得拯救,不信,就会永远沉沦苦海。
刘伯温切齿痛恨的是,刘福通居然把弥勒佛解释成了革命家,于是才有了红巾军大叛乱。对于以白莲教思想为指导的红巾军,刘伯温是不假思索地给其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因为这种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背道而驰当然也不要紧,可你却用这种邪门歪道的思想叛乱,这就是罪孽深重了。
《郁离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轻浮的青年对刘伯温说:“西方有个圣人,神乎其神,可以解世间一切苦,可以解世间一切厄,跟随他,将得永生。我准备去见他,要不要一起?”
刘伯温斩钉截铁地回答:“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不去。”
由此看来,刘伯温和异端是水火不容的。而红巾军就是水,他自然是火。所以有这样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刘伯温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叛乱!是异端的叛乱,既然是异端,他们就永远不是天命所授。而朱元璋还要拜小明王,就说明他仍然承认自己是异端叛乱的一分子,这是刘伯温最不愿看到的。
他的想法是,让朱元璋从异端小明王的阴影里跳出来,让他成为天命所归的人。虽然还没有天象显示,但他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天命,兜头罩在朱元璋脑袋上。既然朱元璋已是天命所授的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身居在异端叛乱的名下,这就是刘伯温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然而这种内心最深邃的想法,并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当他说出那句“竖牧耳,奉之何为”时,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朱元璋是否明白刘伯温话中深意,没有人知道。可他当时没有反驳刘伯温,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他的心弦的确被刘伯温的一句看似鲁莽的话给拨动了。
即使没有刘伯温,朱元璋将来革命的路上也不会再有小明王的身影,但正是因为有了刘伯温,朱元璋心中才有了定见,这一定见,他和刘伯温恐怕从没有说过。当他去解救小明王时,刘伯温劝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多余的,可谓是鸡同鸭讲。
因为朱元璋早就把小明王归宿的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死路一条,虽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证明。
刘伯温猜中了
1363年,朱元璋兵团去安丰城拯救小明王。据朱元璋自己说,小明王非救不可,如果不救,他彻夜难眠,就好像小明王是他亲爹一样。刘伯温却头脑冷静地说:“陈友谅必趁机来袭。”1363年阴历四月,当朱元璋在遍地瓦砾的安丰城中昂首阔步时,刘伯温再一次料事如神:陈友谅从武昌南下,直逼洪都(1362年,朱元璋改元朝龙兴路为洪都府)。
据陈友谅说,近一年来,他寝食难安,心灵备受煎熬。所以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心灵摧残,全是因为一年前和朱元璋的那场战争。他说,那场战争毁了一切。他从前的乾纲独断蒙上了尘埃;他从前的意气风发渐渐衰老;他从前的目空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但他又说,他终于在1363年春节时挺过来了。他性格中那股百折不挠的韧性突然冲出来拯救了他。他要复仇,他发誓,自己和朱元璋两个人之间,只能活一个!
1363年前四个月,他以倾国之力大造战舰。希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他无敌舰队的荣耀。1363年阴历四月,也就是朱元璋把小明王带出安丰城到滁州时,陈友谅的无敌舰队建造完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主力舰“铁舰”。后来得胜的朱元璋打扫战场时,对“铁舰”印象极为深刻:“铁舰”有三层,足有三层楼的高度,上有走马棚,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放到江里,如同一座小山。
当“铁舰”从武昌沿长江东下,从江州进入鄱阳湖后,看到这种场景的朱元璋的士兵们吓得瘫软在地。那根本不是舰队,而是一块会移动的喜马拉雅山。当它进入鄱阳湖后,鄱阳湖为突然到来的庞然大物所惊,不断翻滚着湖面。幸好,“铁舰”很快进入赣江,一路南下,抵达洪都城下。
洪都城守军遥遥望见一座山压顶而来,魂飞魄散。幸好防御部队司令朱文正见过世面,只是惊慌了一会儿就恢复了常态,命令部队有序地坚守城池,只要不出战,陈友谅想要攻陷洪都城,还是要费些精力的。
朱文正有这样的自信,并非纯粹是精神的力量。洪都城被胡廷瑞拱手送给朱元璋后,曾被陈友谅夺回过。那次战役,双方记忆犹新。陈友谅是趁着涨水的工夫,让他的海军一直开到城下,士兵就在船上登城。朱元璋后来又夺回洪都,对陈友谅的海军战力刻骨铭心,所以就把沿江的旧城墙推倒,退后三十步重新建筑城墙。陈友谅此次前来,已占不了上次能占到的便宜,所以只好让士兵登陆攻城,他的海军优势荡然无存。
但他的陆军攻击力也非同小可,朱文正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曾派出多人到应天去通知朱元璋,全被陈友谅的巡逻队活捉,在城下斩首。朱文正把希望寄托于运气,他一天之内派出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希望菩萨保佑能有一条漏网之鱼。
上天眷顾了他。终于有人把洪都城被陈友谅围攻的消息带到了应天。朱元璋听了这个消息后,脸色只是微微一变,就问送信的人:“陈友谅兵势如何?”来人回答:“陈友谅说他带了六十万人,我们朱将军粗略数过,好像作战部队远没有这么多,他可能把后勤部队也算上了。虽然他的兵攻城很猛,可伤亡也很重,其部队的士气低落。如果我们派出救援部队,马上就能把他击败。”
朱元璋沉思片刻,对送信人说:“回去告诉朱文正,让他再坚守一个月,我会有办法灭了陈友谅,只要你能安然回到洪都城。”
朱元璋不知道送信人是否能安然回到洪都城,当时,他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办法能消灭陈友谅。陈友谅可不是蚂蚁,说消灭就能消灭的。他所以对送信人那样说,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充分的时间考虑消灭陈友谅的方法,其实也不是他自己考虑,他要找他的刘伯温先生。他当时只有冥冥中钻进脑海的感觉:陈友谅不攻应天,却去攻洪都,这可能就是老天要陈友谅灭亡。
“先生您又猜中了!”他把刘伯温请进密室,还未坐稳,就这样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陈友谅不趁我带主力去救安丰的时候攻应天,却去攻洪都,真是个蠢货!”
刘伯温对这种自以为是的“站在他人立场上”来想问题的方式很不欣赏。刘伯温聪明绝顶,正是因为聪明绝顶,所以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当你看到别人做出一件愚蠢的事时,他本人却并不觉得这是愚蠢,而且当事人还会认为,这是他智慧的结晶。你认为别人愚蠢,是因为你站在自己的智慧基石上来判断的别人。智慧,其实是不分高低的,它受当事人的立场、情绪,甚至天时、地利的影响。
刘伯温认为,陈友谅攻洪都而不攻应天,站在陈友谅的角度看,是最佳选择。从武昌离南京沿长江攻应天,要先东去,然后北上,路过的沿江城市有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最后到应天。这沿江的几个重镇都在朱元璋的控制下,也就是说,陈友谅不可能如他第一次进攻应天那样,一路平安地到达应天。他必须要过关斩将,这段时间对他而言,耗费不起。因为一旦在路上被拖住,朱元璋的主力很快就能从安丰返回应天。
攻洪都,陈友谅舰队可以顺流而下,一路上不会遇到任何有质量的抵抗。如果能攻下洪都,朱元璋必会从应天救援,那么,陈友谅就在鄱阳湖中等他,一决生死。如果攻不下洪都,陈友谅也会在鄱阳湖等朱元璋,因为陈友谅坚信,朱元璋必来。他不可能对洪都城见死不救。
陈友谅所以不选择攻打应天,还有个心理因素。他两年前在应天吃过大亏,虽然对于朱元璋,他的恐惧感早已荡然无存,但对于应天,他还是心有余悸。他打洪都,按刘伯温的解释,可能就是引蛇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