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当年的七二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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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质勘探生涯延续了二十年，经历了不下数百次可能到危及到生命的情况，但在我早年的记忆中，最致命的东西，却不是天涧激流，而是那无法言喻的枯燥。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连绵不绝的大山和丛林，都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想到我还要在那里面穿行十几年，那种痛苦，不是亲身经历的人，真的很难理解。
但是这样的感觉，在1962年之后的那一次事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那次事后，我知道了，在这枯燥的大山之内，其实隐藏着很多神秘的东西，有一些，就算你穷尽大脑的想象力，也无法理解。同时我也理解了老一辈勘探队员那些对于大山敬畏的话语，并不是危言耸听。
1962年事件的起因，很多做勘探工作的老同志可能都知道，如果年轻的读者有父母从事勘探工作的，也可以问问。当时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地质工程，叫做内蒙古七二三工程，那是当年在内蒙古山区寻找煤矿的勘探部队行动的总称，工程先后有三个勘探大队进入了内蒙古的原始丛林里，进行区块式的勘探。在勘探工作开始两个月之后，七二三工程却突然停止了。同时工程指挥部开始借调其他勘探队的技术人员，一时间，基本上各地勘探队所有排得上号的技术骨干，都被摸底了一遍，写表格的写表格，调档案的调档案，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表格和档案最后是被谁收去了。
最后，确实有一批勘探技术人员，被挑选借调入了七二三地质工程大队。
当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传七二三在内蒙古挖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至于挖到了什么，却有十几个版本，谁也说不清楚。而1962年事件之外的人，往往了解了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后面的事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化，没人再去理会。那批被卡车送入大山里的技术人员，也很快被人遗忘了。
当时的我，就在这批被遗忘的地质工程技术兵之中。据我后来了解，七二三总共挑选了二十四个人，我们都是根据军区的调令，从自己当时工作的地质勘探队出发，坐火车在佳木斯集合，也有少部分直接到齐齐哈尔。在那两个地方，又直接被装上军车，一直就晃晃悠悠地从黑龙江开到了内蒙古。早先军车还开在公路上，后来就越开越偏，最后的几天路程，几乎都是在盘山公路上度过的。在去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听了几耳朵一路上同行人员的说辞，我也感觉到了，山里发生的事情，确实可能不太正常。
不过那时候我们的猜测，还是属于行业级别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可能是发现了大型油田，其中有一些参加大庆油田勘探的老同志还说得绘声绘色，说当时大庆油田发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勘探队发现油气田了，也是全国调配专家，经过了几个月的讨论验证，才确定了大庆油田的存在。
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在疑惑之余，倒也心生一股被选中的自豪。
等到卡车将我们运到七二三地质工程大队的指挥部，我们立刻意识到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下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山坳里连绵不断的军用野战帐篷，大大小小，好像无数个坟包，根本不像是一个工程大队，倒像是野战军的驻地。营地里非常繁忙，其中人来人往全是陆军工程兵，我们就傻眼了，以为上头疯了决定要攻打苏联了。
后来才发现，那些帐篷并不都是行军帐，大部分其实是货帐，几个老资格的人偷偷撩起帐篷看了几眼，回来对我们说里面全是苏联进口的设备，上面全是俄文，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那个时代我们的勘探设备是极端落后的，我们使用的勘探办法，和刚解放的时候差不了多少，国家只有少量的“现代化仪器”，其中大部分都是用极高的价格从苏联买来的。像我们的基础技术兵，从来没有机会看见。
问题是，当时这种设备，都是用于深埋矿床勘探的，勘探深度为一千到一千五百米，而以当时的国力，根本没有能力开发如此深埋的矿床，就算坚持要搞，也需要经过五到七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投产，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对于发现这样的矿床，国家的政策一向是保密封存，并不做进一步的勘探，留给子孙后代用。我们当时最大的勘探深度只有五百米左右。
这里竟然会有这样的设备，就使得我们感觉到纳闷，心里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当夜也没有任何的交代，我们同来的几个人被安排到了几个帐篷里，大概是三个人一个帐篷。山里的晚上冷得要命，帐篷里生着炉子也根本睡不着，半夜添柴的勤务兵一开帐子冷风就嗖嗖地进来，人睡着了也马上被冻醒，索性就睁眼看到天亮。
和我同帐篷的两个人，一个年纪有点大，是二十年代末出生的，来自内蒙古，似乎是个有点小名气的人，他们都叫他老猫，真名好像是毛五月，我说这名字好，和**一个姓。另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大个子膀大腰圆，一身的栗子肉，蒙古族，名字叫王四川，黑得跟煤似的，人家都叫他熊子，是黑龙江人。
老猫的资格最老，话也不多，我和熊子东一句西一句唠，他就在边上抽烟，对着我们笑，也不发表意见，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熊子是典型的北方人，热情不夹生，很快我们就称兄道弟了。他告诉我，他爷爷那一代已经和汉族通婚了，一家人是走西口到了关内，做马贩子。后来抗战爆发，他父亲参加了华北野战军的后勤部队，给罗瑞卿养过马，解放后又回到了黑龙江老家，在一个煤矿当矿长。
他因为这层关系才进了勘探队，不过过程并不顺利。那时候国家基础工业建设需要能源，煤矿是重中之重，他老爹的后半辈子就滚在煤堆里了，偶尔回家，也是张嘴闭嘴矿里的事情，连睡觉说梦话都还是煤，他老妈没少为这事和他爹吵架，所以他从小就对煤有强烈的厌恶感。后来分配工作的时候，他老爹想让他也进煤炭系统，他坚决拒绝了。当时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汽车兵，后来发现汽车兵是另外一个系统的进不了，最后在家里待业了半年，只能向他老爹妥协。但是他那时提了个条件，希望在煤矿里找一个最少接触煤的行当，于是就进了矿上的勘探队，没想到干得还不错，后来因为少数民族政策被保送上了大学，最后到了这儿。
我听着好笑，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是矿业的源头，但是我们接触到矿床的机会确实不多，概率上说，确实我们遇到煤矿的概率最低。
他说完接着就问我家的情况。
我的家庭成分不太好，这在当时不算光荣的事情，就大致告诉他是普通的农民。
其实我的爷爷辈也确实算是农民，我祖上是山西洪洞的，我爷爷的祖辈是贫农，但是我爷爷据说做过一段时间土匪，有点家业，土改的时候被人一举报，变成了反动富农。我爷爷算是个死性子，就带着我奶奶我爹我二叔跑了，到了南方后让我爹认了一个和尚做二舅，随着那和尚才把我爹我二叔的成分定成了贫农。所以说起我的成分是贫农，但是我爷爷又是反动派，这事情在当时算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聊完背景又聊风土人情，聊这儿发生的事，我们一南一北，一蒙一汉，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好在我们都是吃过苦的人，熬一个夜不算什么，第一个晚上很快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营部就派了个人来接待我们，说是带我们去了解情况。
我对那人的印象不深，好像名字叫荣爱国，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样子（搞勘探的，风吹雨淋，普遍都显老，所以也分辨不出来）。这个人有点神秘兮兮的。带我们四处看也是点到为止，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很是无趣。
从他嘴里，我们只听到了一些基本的情况，比如说七二三其实是三年前就开始的项目，但是因为人员调配的原因直到今年头上才开工云云，其他就是食堂在什么地方，厕所怎么上之类的生活问题。
之后的一个月，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我们无所事事地待在营地里，也没有人来理会我们，真是莫名其妙，老资格的人后来忍受不下去，在我们的怂恿下几次去找荣爱国，却被各种理由搪塞掉了。
此时我们已经严重感觉到了事情的特殊性，大家都人心惶惶，有些人甚至猜测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事情，要被秘密处决掉了？这种事情样板戏里很多，我们听了传言只能心里直发涩。
当然更多的是一些无意义的猜测。内蒙古的秋天已经是寒风刺骨，南方过来的人很难适应，很多人都流了鼻血，在我记忆中，那一个月我们就是在火炉炕上，一边啃玉米窝头聊天，一边用破袜子擦鼻血度过的。
一个月后，事情终于出现了变化，一个星期三的清晨，我们迷迷糊糊地重新被塞上了卡车，和另外两车工程兵，继续向山里开去。
此时我的心情已经从刚开始的兴奋和疑惑，变成了惶恐，透过大解放军车的篷布，看向临时架设的栈道外连绵不绝的山峦和原始森林，再看看车里工程兵面无表情的脸，气氛变得非常僵硬。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大家都静静地靠在车里，随着车子的颠簸，等待这一次旅途的终点。
我的地质勘探生涯延续了二十年，经历了不下数百次可能到危及到生命的情况，但在我早年的记忆中，最致命的东西，却不是天涧激流，而是那无法言喻的枯燥。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连绵不绝的大山和丛林，都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想到我还要在那里面穿行十几年，那种痛苦，不是亲身经历的人，真的很难理解。
但是这样的感觉，在1962年之后的那一次事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那次事后，我知道了，在这枯燥的大山之内，其实隐藏着很多神秘的东西，有一些，就算你穷尽大脑的想象力，也无法理解。同时我也理解了老一辈勘探队员那些对于大山敬畏的话语，并不是危言耸听。
1962年事件的起因，很多做勘探工作的老同志可能都知道，如果年轻的读者有父母从事勘探工作的，也可以问问。当时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地质工程，叫做内蒙古七二三工程，那是当年在内蒙古山区寻找煤矿的勘探部队行动的总称，工程先后有三个勘探大队进入了内蒙古的原始丛林里，进行区块式的勘探。在勘探工作开始两个月之后，七二三工程却突然停止了。同时工程指挥部开始借调其他勘探队的技术人员，一时间，基本上各地勘探队所有排得上号的技术骨干，都被摸底了一遍，写表格的写表格，调档案的调档案，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表格和档案最后是被谁收去了。
最后，确实有一批勘探技术人员，被挑选借调入了七二三地质工程大队。
当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传七二三在内蒙古挖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至于挖到了什么，却有十几个版本，谁也说不清楚。而1962年事件之外的人，往往了解了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后面的事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化，没人再去理会。那批被卡车送入大山里的技术人员，也很快被人遗忘了。
当时的我，就在这批被遗忘的地质工程技术兵之中。据我后来了解，七二三总共挑选了二十四个人，我们都是根据军区的调令，从自己当时工作的地质勘探队出发，坐火车在佳木斯集合，也有少部分直接到齐齐哈尔。在那两个地方，又直接被装上军车，一直就晃晃悠悠地从黑龙江开到了内蒙古。早先军车还开在公路上，后来就越开越偏，最后的几天路程，几乎都是在盘山公路上度过的。在去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听了几耳朵一路上同行人员的说辞，我也感觉到了，山里发生的事情，确实可能不太正常。
不过那时候我们的猜测，还是属于行业级别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可能是发现了大型油田，其中有一些参加大庆油田勘探的老同志还说得绘声绘色，说当时大庆油田发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勘探队发现油气田了，也是全国调配专家，经过了几个月的讨论验证，才确定了大庆油田的存在。
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在疑惑之余，倒也心生一股被选中的自豪。
等到卡车将我们运到七二三地质工程大队的指挥部，我们立刻意识到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下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山坳里连绵不断的军用野战帐篷，大大小小，好像无数个坟包，根本不像是一个工程大队，倒像是野战军的驻地。营地里非常繁忙，其中人来人往全是陆军工程兵，我们就傻眼了，以为上头疯了决定要攻打苏联了。
后来才发现，那些帐篷并不都是行军帐，大部分其实是货帐，几个老资格的人偷偷撩起帐篷看了几眼，回来对我们说里面全是苏联进口的设备，上面全是俄文，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那个时代我们的勘探设备是极端落后的，我们使用的勘探办法，和刚解放的时候差不了多少，国家只有少量的“现代化仪器”，其中大部分都是用极高的价格从苏联买来的。像我们的基础技术兵，从来没有机会看见。
问题是，当时这种设备，都是用于深埋矿床勘探的，勘探深度为一千到一千五百米，而以当时的国力，根本没有能力开发如此深埋的矿床，就算坚持要搞，也需要经过五到七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投产，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对于发现这样的矿床，国家的政策一向是保密封存，并不做进一步的勘探，留给子孙后代用。我们当时最大的勘探深度只有五百米左右。
这里竟然会有这样的设备，就使得我们感觉到纳闷，心里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当夜也没有任何的交代，我们同来的几个人被安排到了几个帐篷里，大概是三个人一个帐篷。山里的晚上冷得要命，帐篷里生着炉子也根本睡不着，半夜添柴的勤务兵一开帐子冷风就嗖嗖地进来，人睡着了也马上被冻醒，索性就睁眼看到天亮。
和我同帐篷的两个人，一个年纪有点大，是二十年代末出生的，来自内蒙古，似乎是个有点小名气的人，他们都叫他老猫，真名好像是毛五月，我说这名字好，和**一个姓。另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大个子膀大腰圆，一身的栗子肉，蒙古族，名字叫王四川，黑得跟煤似的，人家都叫他熊子，是黑龙江人。
老猫的资格最老，话也不多，我和熊子东一句西一句唠，他就在边上抽烟，对着我们笑，也不发表意见，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熊子是典型的北方人，热情不夹生，很快我们就称兄道弟了。他告诉我，他爷爷那一代已经和汉族通婚了，一家人是走西口到了关内，做马贩子。后来抗战爆发，他父亲参加了华北野战军的后勤部队，给罗瑞卿养过马，解放后又回到了黑龙江老家，在一个煤矿当矿长。
他因为这层关系才进了勘探队，不过过程并不顺利。那时候国家基础工业建设需要能源，煤矿是重中之重，他老爹的后半辈子就滚在煤堆里了，偶尔回家，也是张嘴闭嘴矿里的事情，连睡觉说梦话都还是煤，他老妈没少为这事和他爹吵架，所以他从小就对煤有强烈的厌恶感。后来分配工作的时候，他老爹想让他也进煤炭系统，他坚决拒绝了。当时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汽车兵，后来发现汽车兵是另外一个系统的进不了，最后在家里待业了半年，只能向他老爹妥协。但是他那时提了个条件，希望在煤矿里找一个最少接触煤的行当，于是就进了矿上的勘探队，没想到干得还不错，后来因为少数民族政策被保送上了大学，最后到了这儿。
我听着好笑，确实是这样，虽然我们是矿业的源头，但是我们接触到矿床的机会确实不多，概率上说，确实我们遇到煤矿的概率最低。
他说完接着就问我家的情况。
我的家庭成分不太好，这在当时不算光荣的事情，就大致告诉他是普通的农民。
其实我的爷爷辈也确实算是农民，我祖上是山西洪洞的，我爷爷的祖辈是贫农，但是我爷爷据说做过一段时间土匪，有点家业，土改的时候被人一举报，变成了反动富农。我爷爷算是个死性子，就带着我奶奶我爹我二叔跑了，到了南方后让我爹认了一个和尚做二舅，随着那和尚才把我爹我二叔的成分定成了贫农。所以说起我的成分是贫农，但是我爷爷又是反动派，这事情在当时算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聊完背景又聊风土人情，聊这儿发生的事，我们一南一北，一蒙一汉，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好在我们都是吃过苦的人，熬一个夜不算什么，第一个晚上很快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营部就派了个人来接待我们，说是带我们去了解情况。
我对那人的印象不深，好像名字叫荣爱国，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样子（搞勘探的，风吹雨淋，普遍都显老，所以也分辨不出来）。这个人有点神秘兮兮的。带我们四处看也是点到为止，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很是无趣。
从他嘴里，我们只听到了一些基本的情况，比如说七二三其实是三年前就开始的项目，但是因为人员调配的原因直到今年头上才开工云云，其他就是食堂在什么地方，厕所怎么上之类的生活问题。
之后的一个月，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我们无所事事地待在营地里，也没有人来理会我们，真是莫名其妙，老资格的人后来忍受不下去，在我们的怂恿下几次去找荣爱国，却被各种理由搪塞掉了。
此时我们已经严重感觉到了事情的特殊性，大家都人心惶惶，有些人甚至猜测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事情，要被秘密处决掉了？这种事情样板戏里很多，我们听了传言只能心里直发涩。
当然更多的是一些无意义的猜测。内蒙古的秋天已经是寒风刺骨，南方过来的人很难适应，很多人都流了鼻血，在我记忆中，那一个月我们就是在火炉炕上，一边啃玉米窝头聊天，一边用破袜子擦鼻血度过的。
一个月后，事情终于出现了变化，一个星期三的清晨，我们迷迷糊糊地重新被塞上了卡车，和另外两车工程兵，继续向山里开去。
此时我的心情已经从刚开始的兴奋和疑惑，变成了惶恐，透过大解放军车的篷布，看向临时架设的栈道外连绵不绝的山峦和原始森林，再看看车里工程兵面无表情的脸，气氛变得非常僵硬。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大家都静静地靠在车里，随着车子的颠簸，等待这一次旅途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