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四章布局王兴刚的无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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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徐永昌这个大好人的态度,宋哲武早有心理准备,可对于徐永昌要把省主席让给阎锡山的决定还是让他很吃惊,他可绝对没有想到徐永昌放着堂堂山西省政府主席和晋绥军的领导人这个山西最有实权的位置不做,却甘愿把这些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拱手送人?
宋哲元也惊讶的目瞪口呆,张了张嘴想要劝徐永昌,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毕竟是在宋哲武的这个计划中要得到利益的人,说多了会让徐永昌看出他的心思,甚至也会感到不快。
宋哲元的表情,宋哲武自然全都看在眼里,想一想这两人以后的境遇,宋哲武心中越发佩服徐永昌的为人。
这样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大概也只有徐永昌这个全无野心,又很有远见,毫无任何私心杂念,真心为国家、百姓着想的人才能做得出来,想来这也是蒋介石很看重徐永昌,并且也是国民党高层少数有善终的人员的一个原因吧。
宋哲武前世的记忆中记的很清楚,徐永昌的为人很得蒋介石看重,自徐永昌离开山西去南京中央政府任职后,即被委任为很有实权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八年抗战中更是一直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同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三人被人并成为军委会四巨头。
徐永昌生前,蒋介石不仅把代表中国,到停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略舰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共同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这一荣耀给了徐永昌。在其死后,蒋介石更是颁赐“怆怀良辅”挽额悼念。
徐永昌在阎锡山最困难的时候,两次帮了阎锡山大忙,堪称阎锡山的恩人,阎锡山也对其最为了解。徐永昌去世后,阎锡山不仅亲制祭文,更送上“事人忠而律己严;造诣深则所见远。”的挽联。
阎锡山的这份挽联,完全可以作为徐永昌一生光明磊落的真实写照。
对于徐永昌的这个决定,宋哲武不仅很失望,也很无奈,不过,对于徐永昌这样的人,他也不好再劝。
当晚,宋哲武本想好好招待两人一番,可两人都已没了心情,宋哲武只好退掉了在外面酒楼订的宴席,找来箫国栋、陶蓉、贾景德和赵丕廉几人,就在北方边防长官公署里面的中和斋内,简单地宴请了两人。
第二天一大早,宋哲武站在公署的院子里,送走急着要走的宋哲元和徐永昌两人后,正要回后面的南厅和李如娟打个招呼,好去热火朝天的太库铁路建设工地视察。
可还没等宋哲武转过身,就见一个穿着类似于第四路军军服颜色制服的邮差,在一名执勤卫兵的监视下,推着一辆后座上挂着两个装满报纸的大布袋的自行车来到门卫岗亭,按照数量,一一捡出各种报纸交给当值的卫兵后,推着车子转身出了公署。
邮差的出现,让宋哲武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对于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宋哲武很有些懊恼。
宋哲武略一思索,对跟在身后的叶青纷纷道:“叫王兴刚到我的办公室来。”
王兴刚自从担任北方边防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以来,心情十分舒畅,他这个大学生做起宣传工作来也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这可要比在部队里做政训处的工作要畅快得多了。
在政训处时,他的工作会受到许多人有意无意的“关注”,因此他做起事来很是小心。尤其是政训工作很枯燥,他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做,实在是让他感到很乏味。
不过,现在情况就不同了,他的这个宣传委员会管辖太行行署、绥远、南北蒙的所有新闻媒体。不仅这些地方的所有的报纸、杂志的发行都要经他批准,甚至它们的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他的制约。特别是他的宣委会自己的《北方晨报》,想刊登什么,那更是他自己说了算。
当然,文章的内容也是要有所限制的,不过,只要不是宣传赤化、谩骂政府、影射攻击宋哲武和北方北方边防长官公署的文章,他都可以随意刊登,这让王兴刚这个北大毕业生正好可以一展所长。
王兴刚早就对时下的报纸,为了招揽读者,大多刊登一些低级的风花雪月的事情很反感,虽然他这个统管宣传的主任,并不能强制命令其它报纸不刊载这些没什么营养的东西,可是《北方晨报》那可是他绝对说了算。因此,《北方晨报》从一开始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除了刊载宣扬北方边防长官公署的政策命令,更是大量反映农民、工人的诉求,对国内、国际的新闻时事也设有专栏。当然,王兴刚也免不了对时事做些评论。
宋哲武对于这份报纸和王兴刚的工作大致是满意的,不过他给王兴刚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开辟科普专栏和民声专栏、反腐专栏等全新的专栏。
宋哲武开辟这些专栏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启迪民智,反映民意、监督各级行政体系的官员的行为。
在这些专栏中,尤其是民生和反腐专栏,在社会上反应尤其强烈。
宋哲武在控制太行行署、绥远、南北蒙后,因为楚风领导的那些干部有限,各地旧有官吏几乎全部留任,沾染旧习气的官员有许多,工作方式仍然还在沿用以前的那些做法,这让宋哲武很不满意。
对于这些官员贪赃枉法和不检点的行为,只要有人向《北方晨报》反映,一经查实,《北方晨报》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报上被曝光,而只要在《北方晨报》上被曝光的,各级政务机构自然都不敢怠慢,都会马上做出处理。
因为这些部门的头头们都知道,宋哲武是每天都要看这份报纸的,不处理那些违法违纪的属下,那他们自己的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因此,只要是被曝光的,不管是什么人,都会马上就会该罢免的罢免,该法办的法办,都是立竿见影的让民众见到效果,几个月来,已有数百名官吏被拉下了马。
由于这份报纸的作用极大,宋哲武又提议,《北方晨报》每半年一次,在社会上广为征求民众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满意度,征求的结果要在《北方晨报》上公布,以此作为各部门改善施政行为和官员升迁的依据。
由于这份报纸的存在,北方边防长官公署下属控制地区的官场风气为之大变,戴金表抽洋烟的人都极为收敛了,官员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做起了实事来。
现在,《北方晨报》不仅在太行行署、绥远、南北蒙广为发行,在山西的其它地区也成为最受欢迎的报刊,甚至在河南、陕西、河北平津地区也有少量发行。
为了扩大影响,王兴刚还和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这两个国内极有影响的大报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三方不仅互相交换新闻,甚至还互相交换一些广告位。这也让三家报纸上的广告价值更高,影响更大。
由于《北方晨报》影响太大,许多商家都愿意花重金在《北方晨报》上做广告,而王兴刚起初是根本不同意,因为他的资金全部是由北方边防长官公署列支,他不缺钱。他认为这份报纸只能按照现在的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是绝对不能沾染上任何铜臭的,那会玷污这份报纸的神圣。
对于王兴刚的态度,商家们反应很强烈,不仅是太行行署总商业协会会长乔映霞代表商人们来找宋哲武,李如娟也给宋哲武没少吹枕边风。最后,还是宋哲武亲自和王兴刚说了这件事,王兴刚才勉强同意在“他的”宝贝报纸上只列出极小的版面刊登商业广告。
不过,这也给王兴刚添了许多麻烦。因为版面较小,商家们竞争激烈,每天刊登那个广告都让王兴刚很头痛,还是宋哲武给王兴刚出了主意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哲武的主意很简单,就是仿照他前世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竞标标王的办法,对《北方晨报》上有限的广告版面划分出三类进行竞标,价高者得到广告位置。
这个政策一经出台,立刻引爆了商家们的热情,精于计算的商人们都清楚,只要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在这份报纸上露面,自己的企业知名度立刻就会大涨,销售业绩也一定会水涨船高,财源滚滚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
因此,商家们都纷纷不惜重金前来竞标。以至于《北方晨报》广告部天天人满为患,现在最差的广告位置一天都涨到了100大洋,一类的位置更是超过了1000大洋一天。
因为《北方晨报》的经费都是由北方边防长官公署列支,现在《北方晨报》每天都会收到10000多大洋的广告收入,这让王兴刚深感为难,第一个月就把近四十万大洋给宋哲武送了过去。
相比于王兴刚的吃惊,宋哲武则早有准备,把这笔钱完全交给了王兴刚。宋哲武告诉王兴刚,《北方晨报》的办报经费以后都由他们自己解决,多余的资金可以再办份纯文学杂志。
因为宋哲武认为,一个国家要强盛,并不仅仅是科技和经济的强盛,还需要民族精神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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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徐永昌这个大好人的态度,宋哲武早有心理准备,可对于徐永昌要把省主席让给阎锡山的决定还是让他很吃惊,他可绝对没有想到徐永昌放着堂堂山西省政府主席和晋绥军的领导人这个山西最有实权的位置不做,却甘愿把这些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拱手送人?
宋哲元也惊讶的目瞪口呆,张了张嘴想要劝徐永昌,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毕竟是在宋哲武的这个计划中要得到利益的人,说多了会让徐永昌看出他的心思,甚至也会感到不快。
宋哲元的表情,宋哲武自然全都看在眼里,想一想这两人以后的境遇,宋哲武心中越发佩服徐永昌的为人。
这样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大概也只有徐永昌这个全无野心,又很有远见,毫无任何私心杂念,真心为国家、百姓着想的人才能做得出来,想来这也是蒋介石很看重徐永昌,并且也是国民党高层少数有善终的人员的一个原因吧。
宋哲武前世的记忆中记的很清楚,徐永昌的为人很得蒋介石看重,自徐永昌离开山西去南京中央政府任职后,即被委任为很有实权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八年抗战中更是一直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同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三人被人并成为军委会四巨头。
徐永昌生前,蒋介石不仅把代表中国,到停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略舰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共同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这一荣耀给了徐永昌。在其死后,蒋介石更是颁赐“怆怀良辅”挽额悼念。
徐永昌在阎锡山最困难的时候,两次帮了阎锡山大忙,堪称阎锡山的恩人,阎锡山也对其最为了解。徐永昌去世后,阎锡山不仅亲制祭文,更送上“事人忠而律己严;造诣深则所见远。”的挽联。
阎锡山的这份挽联,完全可以作为徐永昌一生光明磊落的真实写照。
对于徐永昌的这个决定,宋哲武不仅很失望,也很无奈,不过,对于徐永昌这样的人,他也不好再劝。
当晚,宋哲武本想好好招待两人一番,可两人都已没了心情,宋哲武只好退掉了在外面酒楼订的宴席,找来箫国栋、陶蓉、贾景德和赵丕廉几人,就在北方边防长官公署里面的中和斋内,简单地宴请了两人。
第二天一大早,宋哲武站在公署的院子里,送走急着要走的宋哲元和徐永昌两人后,正要回后面的南厅和李如娟打个招呼,好去热火朝天的太库铁路建设工地视察。
可还没等宋哲武转过身,就见一个穿着类似于第四路军军服颜色制服的邮差,在一名执勤卫兵的监视下,推着一辆后座上挂着两个装满报纸的大布袋的自行车来到门卫岗亭,按照数量,一一捡出各种报纸交给当值的卫兵后,推着车子转身出了公署。
邮差的出现,让宋哲武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对于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宋哲武很有些懊恼。
宋哲武略一思索,对跟在身后的叶青纷纷道:“叫王兴刚到我的办公室来。”
王兴刚自从担任北方边防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以来,心情十分舒畅,他这个大学生做起宣传工作来也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这可要比在部队里做政训处的工作要畅快得多了。
在政训处时,他的工作会受到许多人有意无意的“关注”,因此他做起事来很是小心。尤其是政训工作很枯燥,他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做,实在是让他感到很乏味。
不过,现在情况就不同了,他的这个宣传委员会管辖太行行署、绥远、南北蒙的所有新闻媒体。不仅这些地方的所有的报纸、杂志的发行都要经他批准,甚至它们的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他的制约。特别是他的宣委会自己的《北方晨报》,想刊登什么,那更是他自己说了算。
当然,文章的内容也是要有所限制的,不过,只要不是宣传赤化、谩骂政府、影射攻击宋哲武和北方北方边防长官公署的文章,他都可以随意刊登,这让王兴刚这个北大毕业生正好可以一展所长。
王兴刚早就对时下的报纸,为了招揽读者,大多刊登一些低级的风花雪月的事情很反感,虽然他这个统管宣传的主任,并不能强制命令其它报纸不刊载这些没什么营养的东西,可是《北方晨报》那可是他绝对说了算。因此,《北方晨报》从一开始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除了刊载宣扬北方边防长官公署的政策命令,更是大量反映农民、工人的诉求,对国内、国际的新闻时事也设有专栏。当然,王兴刚也免不了对时事做些评论。
宋哲武对于这份报纸和王兴刚的工作大致是满意的,不过他给王兴刚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开辟科普专栏和民声专栏、反腐专栏等全新的专栏。
宋哲武开辟这些专栏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启迪民智,反映民意、监督各级行政体系的官员的行为。
在这些专栏中,尤其是民生和反腐专栏,在社会上反应尤其强烈。
宋哲武在控制太行行署、绥远、南北蒙后,因为楚风领导的那些干部有限,各地旧有官吏几乎全部留任,沾染旧习气的官员有许多,工作方式仍然还在沿用以前的那些做法,这让宋哲武很不满意。
对于这些官员贪赃枉法和不检点的行为,只要有人向《北方晨报》反映,一经查实,《北方晨报》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报上被曝光,而只要在《北方晨报》上被曝光的,各级政务机构自然都不敢怠慢,都会马上做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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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份报纸的存在,北方边防长官公署下属控制地区的官场风气为之大变,戴金表抽洋烟的人都极为收敛了,官员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做起了实事来。
现在,《北方晨报》不仅在太行行署、绥远、南北蒙广为发行,在山西的其它地区也成为最受欢迎的报刊,甚至在河南、陕西、河北平津地区也有少量发行。
为了扩大影响,王兴刚还和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这两个国内极有影响的大报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三方不仅互相交换新闻,甚至还互相交换一些广告位。这也让三家报纸上的广告价值更高,影响更大。
由于《北方晨报》影响太大,许多商家都愿意花重金在《北方晨报》上做广告,而王兴刚起初是根本不同意,因为他的资金全部是由北方边防长官公署列支,他不缺钱。他认为这份报纸只能按照现在的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是绝对不能沾染上任何铜臭的,那会玷污这份报纸的神圣。
对于王兴刚的态度,商家们反应很强烈,不仅是太行行署总商业协会会长乔映霞代表商人们来找宋哲武,李如娟也给宋哲武没少吹枕边风。最后,还是宋哲武亲自和王兴刚说了这件事,王兴刚才勉强同意在“他的”宝贝报纸上只列出极小的版面刊登商业广告。
不过,这也给王兴刚添了许多麻烦。因为版面较小,商家们竞争激烈,每天刊登那个广告都让王兴刚很头痛,还是宋哲武给王兴刚出了主意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哲武的主意很简单,就是仿照他前世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竞标标王的办法,对《北方晨报》上有限的广告版面划分出三类进行竞标,价高者得到广告位置。
这个政策一经出台,立刻引爆了商家们的热情,精于计算的商人们都清楚,只要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在这份报纸上露面,自己的企业知名度立刻就会大涨,销售业绩也一定会水涨船高,财源滚滚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
因此,商家们都纷纷不惜重金前来竞标。以至于《北方晨报》广告部天天人满为患,现在最差的广告位置一天都涨到了100大洋,一类的位置更是超过了1000大洋一天。
因为《北方晨报》的经费都是由北方边防长官公署列支,现在《北方晨报》每天都会收到10000多大洋的广告收入,这让王兴刚深感为难,第一个月就把近四十万大洋给宋哲武送了过去。
相比于王兴刚的吃惊,宋哲武则早有准备,把这笔钱完全交给了王兴刚。宋哲武告诉王兴刚,《北方晨报》的办报经费以后都由他们自己解决,多余的资金可以再办份纯文学杂志。
因为宋哲武认为,一个国家要强盛,并不仅仅是科技和经济的强盛,还需要民族精神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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