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四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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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佳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为了约稿，她经常出差，也碰到不少写作界的所谓名人。编辑部内部规定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到名家或非名家的好稿。稿子上了，你的旅差费统统报销，还给你出差期间每天三百元的补助；稿子没上，对不起，一切都得自己掏钱。”
激烈竞争的现实，使陈思佳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她每天都在跟全国各地的写家打去甜甜蜜蜜的约稿电话。
在这种全方位的“工作狂”状态下，对于家中男人的墙外开花一无所知。说真的，如果不是彭进喜“老实坦白”，她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
但是，当彭进喜向她讲述自己的“暗算经历”和随之发现的“快乐新大陆”时，陈思佳当时的反映就是“这家伙疯了！”
可是，彭进喜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编故事逗乐，更不是为她的杂志提供素材，而是“事实真相”，陈思佳气疯了：想想自己在外地约稿，面对种种引诱，她都婉言而坚决地予以拒绝，没想到“丈夫鼓励我去偷人！这是什么世道！”
但一个星期后，陈思佳还是答应去看看究竟是一些什么“玩主”！她承认“当时的确有一种探密的奇妙感，想为杂志社写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但是参加了几次同事联欢会后，感觉这些朋友并非流氓，待人友善，又尊重女人，就同意去试试--“反正自己的男人已在染缸里了，我要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很难。”
当晚碰巧安排了一场唱歌比赛，陈思佳获得第一名，并得到客户赠送的美容券。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以后几次，陈思佳看到大家玩的内容丰富，彼此尽兴，大家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吸毒，也不玩变态的几龙几凤、SM，就彻底放开了。
“这种渐变的过程和心灵的挣扎真可以写一本好书。”
陈思佳优雅地吸着女式香烟，语气平和地说，“不过，要好玩，人多当然好，但首是要投缘，知底细。不是为‘做’而‘爱’，而是为‘爱’而‘做’，虽然这有一点困难，但还是可以努力一试的。”
“学问博士生，性爱小学生”
这种“高学识、低性识”的状况并非个别现象。多年前，在一部揭露中国性爱生活的报告文学中，一对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患了“不育症”，到医院去检查，竟发现女的仍然是个处女！
原来，这对“高级活宝”（老百姓后来这么戏称）居然认为男女双方只要平静地躺在床上，那么，他们从教科书得知的所谓的“精子、卵子”就会自动地从各自的身体里“跳出来”，“电流一般地结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生出小孩来了。
无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和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知识”的缺乏所造成的。
有着博士头衔的刘然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比上面这对“高级活宝”略胜一筹，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别。
刘然说，他从小用功读书，心不旁骛，一直读到博士，拿到学位后，先在珠海一家大公司任总会计师，管理着三四十人，常常听不懂他们说的笑话。后来辞职，应聘到了深圳大学，一直任教至今。
在接触这个圈子里的人前，刘然结婚已经五年多了，但与妻子共处时方法十分简单，“原始而粗鲁”，可以说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
刘然曾听人说起男女做爱时，男人要有所谓的“驭女术”，他还一直认为太无稽，漠不关心。
结果，第一次参加“性派对”，其中的人比自己小十岁，却经验老道，令他大开眼界。
为了对得起人家，刘然那天晚上由“最基础”的ABC开始，在女方“由浅入深”、“手把手”地耐心教导下，他足足当了半个晚上的“小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后，他俩第二次“派对成功”，当热情大方的女事主又主动表示愿意“辅导我的功课时，却发现我已经运用烂熟，两人不禁都笑出了眼泪。”
刘然说，目前他们这个圈子里共有二十几对，平常不大走动，电话都懒得打一个。但他们多会选择在周末行事。因为有时女人“不方便”，所以全体成员凑齐的机会也不多见，但每一次活动至少也有七八对夫妻参加。
“能够在一起，不管相识不相识，都是缘的体现。珍惜缘分，珍惜在一起时的分分秒秒，是我们的基本共识。”
刘然强调说，“缘分并不是一定要讲三年五年，甚至就是一辈子，其实有些缘分只有一天，或者就是二三个小时。不能强行将缘分拉长。强扭的瓜不甜嘛。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夫妻生活不正常，原因就是将本来三五年的缘分硬要拉成一辈子，能有激情吗？”
游戏规则：“只做爱不相爱”
针对日益泛滥的同事间换妻游戏，日前广州《新快报》刊登了一则报导，称“这个圈子里有性无爱，跟网络‘一夜情’相比，它更为放肆和大胆……”
消息讲述了一位女士的经历。
这位潘姓女士是某私企管理人员，今年二十六岁。和她身边的朋友一样，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收入，四年前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不久后被同事带入了这个隐秘的性爱群体。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要么是同事或同学，要么是朋友的朋友，都知道谁有女友或男友，谁结了婚，也都认识他们的另一半。
他们在舞厅、酒巴聚会时，只要找到一点感觉，大家就会彼此放任自己的身体出轨。
他们的共识是：“只做爱不相爱”。
潘姓女士坦言：“记不清跟多少个朋友做过了。”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性游戏”时，潘姓女士想了想，说，“一半是报复，一半是空虚吧。”
说到这里，她眼里流露出无奈和茫然。
引子五 “花心男人”或“遭遇劫匪”
当今都市里的男女，网络为他们提供了男女私会最迅速、最直接的“入门方式”。
“过去人们见面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吃饭了吗？现在这句问候语变成了：你做爱了吗？”
二十九岁的导游小姐仇玲似笑非笑地说。
仇玲也尝过网络情，那是她在很偶然的一天，她在聊天室碰见一个取名叫“花心男人”的网友，这个网名让仇玲的第一感觉就是“很酷”。
她想：也许这个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花心”吧。
聊了不到几分种，仇玲就感到对方真是“情场高手”。
仇玲说，像她这样自视甚高的女人并非轻易就被俘虏的，但这个“花心男人”就有这种本领，让她“一见”就难以舍下。他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字打得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幽默风趣。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一字都可以让他拉扯到与“性”相关的联想上去。
仇玲真是服了他。骨子里来讲，她希望遇到的男人不是那种纯洁处男式的“愣头青”，但那也不能过于经验老道，让人想起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也不舒服，她觉得“花心男人”就属于她希望的那种“中间状态”的“理想男人”。
交谈了没几回合，双方都觉得有劲，留下了真实的电话、地址，并火烧火燎得到了“非见面不可的地步”。
于是，一个周末，仇玲买了张机票，飞到“花心男人”所在的沈阳市。
有一个光头站在出站口朝她笑，直觉告诉仇玲：这个“酷”男人就是这次投奔的对象。
果然就是他。
仇玲问：“为什么对我笑，你怎么知道要接的人就是我？”
“花心男人”说：“这点本事都没有，你还会从广州飞到这里来吗？”
一见如故
两人直接打了个的士，来到他的单身住宅。
没有更多的话语，“花心男人”直奔主题，简直是有些粗暴地“强奸她”，但是她喜欢。
而最令仇玲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竟真的爱上了这个“花心”的“杂种”！
然而，“花心男人”坦率地告诉她，当天晚上十二点，他要乘机去新加坡。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回来找她的。
气得仇玲当场真想给他一个耳光。但她忍住了。
毕竟她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她从床上坐起来，说，“好吧，我们同时走吧。送了你后，我再回广州。”
这番大义之话，说得“花心男人”都很感动：“真不应该挑动你来。”
仇玲惨然一笑，说，“来了也好嘛。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花心男人’！”
从沈阳回来后，仇玲再也不敢轻易上网了。
她可以放任自己，但怕的是不小心动了“真情”，那样就太伤身体了，也太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仇玲的同事中，不少人有性伴侣。有时在带队时，团里的男性会一再“放钩”。不少女导游就频频地与一个又一个男团员周旋，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
但仇玲觉得将“工作与性”搅在一起没意思，而且男团员花言巧语的背后，让人有一种“卖的感觉”，“那样的话，与妓女又有什么差别呢？”
仇玲也曾到外边去找过“一夜情”，一是为了刺激，二是为了体验--“生命就是在体验中丰富”，这是她的人生哲学。
没想到，那家伙竟是个地地道道的“劫匪”，他不但劫了她的“色”，而且劫了她的“财”，气得她找了一伙人将那个家伙“修理得半死。”
从此，仇玲再也不敢去招惹那些“来历不明的人”，一怕陷入“麻烦”，二怕染上什么病，而自己的朋友则比较可信，这是她参加“性派对”游戏的直接导因。
仇玲毫不掩饰地说：“在很孤独和空虚的时候，我常常放任自己的身体，但过后我得到的是更多的空虚，还有对人性的怀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对谁动真情。”
“城市猎人”
有“城市猎人”之美名的项兵是属于那种一直想发财而机会不济的人。
项兵觉得自己总是比社会“慢半拍”。当年为了早日走上社会，他不听从老师的劝告，而轻松地上了一个中专。
可工作没过几年，昔日的中学同学一个个大学毕业了，分到了大城市，他不甘心在小城市守着一份不死不活的工作，就再次发愤，竟然又考上了大学。
读完本科，学校推荐他读研究生，他婉言谢绝，急急地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找了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可是没过多久，风气又转了，本科生也不行了，研究生才吃香。加之单位效益越来越差，他眼看不妙，就再拼一回吧，好歹又考上了研究生。
毕业后，他在武汉一省直机关单位工作，就像刘震云写的《单位》里的那个小林一样，看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可是他看到昔日的同学们一个个“下海”，到广州、深圳等地“捞世界”，并个个“成了人物”，他也心动了，遂辞了职，来到惠州一家私营企业。
不久，他又辞了工作，自己搞了一个装潢公司，但生意一直不大如意，最多只能算是“吃喝不愁”罢了。
事业一再受挫，爱情像“垃圾股”一样总是提不起劲，心情的压抑无处发泄，甚至老是怀疑“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到最后，他竟然想用“性”来“救赎自己”。
可是，以游戏对游戏，让“性”成为口香糖一样的消费品，如此“救赎”，怎能“超渡”人世间的“欲海”！
项兵在谈到“性派对”的游戏时说，“我对爱情没有信心，但是我需要性伴侣--就像口渴了的两个人找水喝一样，喝完水就走了。就这么简单。”
随机抽样调查
“性派对”的发源地是在美国。但近年来，这类游戏正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盛行成风。
香港、澳门等地也是当仁不让的“重灾区”。
而以“追风逐浪”着称的中国大陆人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有着“莫名的热情”，特别是广州、深圳和厦门等沿海城市的不少都市男女，他们正以“后进赶先进”的“斗志”，积极投身到这一“都市异类”的“性文化”热潮中来。
据连载《乐疯了--城市“遮阳部落”“性派对”大曝光》一书的香港某文化网站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台湾地区除外）共有各种类似“性派对活动小组”达二百六十多个，总人数最保守估计也在五千人以上，而且这个数字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快速增加。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竟是一个十四岁的初中女生）认同这种“性生活”方式，因此，参与者的平均年龄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在该网站随后进行的抽样调查中，虽然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堕落，是对文明的粗暴践踏”，但也有百分之十一的人认为，“对新生事物不能一锤子打死”，声称可以“走一步，看一步”，这些“温和派”还说“真理并非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另外，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说，“别人的事，只要不危及我们，随他们去闹吧”，还有百分之五的人竟然说，“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在治疗‘性病’的大小广告贴满城市的电线柱杆和街头巷尾的今天，如果‘性派对’能够取代嫖娼卖淫，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最让人吃惊的是两个“极端态度”：有百分之二点六左右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耻辱”，并急吁各地公安有责任将“这些社会败类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国无章法，民无宁日”。
而另有百之二点四左右的人则认为“性派对”对“解除人性的压抑”、“恢复健全的人性”起到了“治疗性的作用”，“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允许、甚至扶助他们的存在”，让他们从“地下”走向“公开”。
其中有三个网友还大大咧咧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请阿东或其他当事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或各省市地方台的名牌栏目去“现身说法”，以便使这一“群体性游戏”深入人心，普及得像“乒乓球‘国粹’一样”，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运动”。
然而，据网上坦承自己有过类似经历的男女在回答“每一次‘游戏’完成后的感受”这个问题时，竟有约八成女性和约半成男性承认在“放纵后并不能收获自己原先希望的快乐情绪”。
奇怪的是，这些人却无一例外不表示：“尽管如此，但仍然乐此不疲，甚至盼望着这类‘派对’能够更加经常地举行。因为每一次都是希望的开始。”
陈思佳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为了约稿，她经常出差，也碰到不少写作界的所谓名人。编辑部内部规定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到名家或非名家的好稿。稿子上了，你的旅差费统统报销，还给你出差期间每天三百元的补助；稿子没上，对不起，一切都得自己掏钱。”
激烈竞争的现实，使陈思佳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她每天都在跟全国各地的写家打去甜甜蜜蜜的约稿电话。
在这种全方位的“工作狂”状态下，对于家中男人的墙外开花一无所知。说真的，如果不是彭进喜“老实坦白”，她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
但是，当彭进喜向她讲述自己的“暗算经历”和随之发现的“快乐新大陆”时，陈思佳当时的反映就是“这家伙疯了！”
可是，彭进喜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编故事逗乐，更不是为她的杂志提供素材，而是“事实真相”，陈思佳气疯了：想想自己在外地约稿，面对种种引诱，她都婉言而坚决地予以拒绝，没想到“丈夫鼓励我去偷人！这是什么世道！”
但一个星期后，陈思佳还是答应去看看究竟是一些什么“玩主”！她承认“当时的确有一种探密的奇妙感，想为杂志社写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但是参加了几次同事联欢会后，感觉这些朋友并非流氓，待人友善，又尊重女人，就同意去试试--“反正自己的男人已在染缸里了，我要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很难。”
当晚碰巧安排了一场唱歌比赛，陈思佳获得第一名，并得到客户赠送的美容券。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以后几次，陈思佳看到大家玩的内容丰富，彼此尽兴，大家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吸毒，也不玩变态的几龙几凤、SM，就彻底放开了。
“这种渐变的过程和心灵的挣扎真可以写一本好书。”
陈思佳优雅地吸着女式香烟，语气平和地说，“不过，要好玩，人多当然好，但首是要投缘，知底细。不是为‘做’而‘爱’，而是为‘爱’而‘做’，虽然这有一点困难，但还是可以努力一试的。”
“学问博士生，性爱小学生”
这种“高学识、低性识”的状况并非个别现象。多年前，在一部揭露中国性爱生活的报告文学中，一对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患了“不育症”，到医院去检查，竟发现女的仍然是个处女！
原来，这对“高级活宝”（老百姓后来这么戏称）居然认为男女双方只要平静地躺在床上，那么，他们从教科书得知的所谓的“精子、卵子”就会自动地从各自的身体里“跳出来”，“电流一般地结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生出小孩来了。
无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和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知识”的缺乏所造成的。
有着博士头衔的刘然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比上面这对“高级活宝”略胜一筹，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别。
刘然说，他从小用功读书，心不旁骛，一直读到博士，拿到学位后，先在珠海一家大公司任总会计师，管理着三四十人，常常听不懂他们说的笑话。后来辞职，应聘到了深圳大学，一直任教至今。
在接触这个圈子里的人前，刘然结婚已经五年多了，但与妻子共处时方法十分简单，“原始而粗鲁”，可以说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
刘然曾听人说起男女做爱时，男人要有所谓的“驭女术”，他还一直认为太无稽，漠不关心。
结果，第一次参加“性派对”，其中的人比自己小十岁，却经验老道，令他大开眼界。
为了对得起人家，刘然那天晚上由“最基础”的ABC开始，在女方“由浅入深”、“手把手”地耐心教导下，他足足当了半个晚上的“小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后，他俩第二次“派对成功”，当热情大方的女事主又主动表示愿意“辅导我的功课时，却发现我已经运用烂熟，两人不禁都笑出了眼泪。”
刘然说，目前他们这个圈子里共有二十几对，平常不大走动，电话都懒得打一个。但他们多会选择在周末行事。因为有时女人“不方便”，所以全体成员凑齐的机会也不多见，但每一次活动至少也有七八对夫妻参加。
“能够在一起，不管相识不相识，都是缘的体现。珍惜缘分，珍惜在一起时的分分秒秒，是我们的基本共识。”
刘然强调说，“缘分并不是一定要讲三年五年，甚至就是一辈子，其实有些缘分只有一天，或者就是二三个小时。不能强行将缘分拉长。强扭的瓜不甜嘛。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夫妻生活不正常，原因就是将本来三五年的缘分硬要拉成一辈子，能有激情吗？”
游戏规则：“只做爱不相爱”
针对日益泛滥的同事间换妻游戏，日前广州《新快报》刊登了一则报导，称“这个圈子里有性无爱，跟网络‘一夜情’相比，它更为放肆和大胆……”
消息讲述了一位女士的经历。
这位潘姓女士是某私企管理人员，今年二十六岁。和她身边的朋友一样，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收入，四年前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不久后被同事带入了这个隐秘的性爱群体。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要么是同事或同学，要么是朋友的朋友，都知道谁有女友或男友，谁结了婚，也都认识他们的另一半。
他们在舞厅、酒巴聚会时，只要找到一点感觉，大家就会彼此放任自己的身体出轨。
他们的共识是：“只做爱不相爱”。
潘姓女士坦言：“记不清跟多少个朋友做过了。”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性游戏”时，潘姓女士想了想，说，“一半是报复，一半是空虚吧。”
说到这里，她眼里流露出无奈和茫然。
引子五 “花心男人”或“遭遇劫匪”
当今都市里的男女，网络为他们提供了男女私会最迅速、最直接的“入门方式”。
“过去人们见面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吃饭了吗？现在这句问候语变成了：你做爱了吗？”
二十九岁的导游小姐仇玲似笑非笑地说。
仇玲也尝过网络情，那是她在很偶然的一天，她在聊天室碰见一个取名叫“花心男人”的网友，这个网名让仇玲的第一感觉就是“很酷”。
她想：也许这个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花心”吧。
聊了不到几分种，仇玲就感到对方真是“情场高手”。
仇玲说，像她这样自视甚高的女人并非轻易就被俘虏的，但这个“花心男人”就有这种本领，让她“一见”就难以舍下。他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字打得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幽默风趣。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一字都可以让他拉扯到与“性”相关的联想上去。
仇玲真是服了他。骨子里来讲，她希望遇到的男人不是那种纯洁处男式的“愣头青”，但那也不能过于经验老道，让人想起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也不舒服，她觉得“花心男人”就属于她希望的那种“中间状态”的“理想男人”。
交谈了没几回合，双方都觉得有劲，留下了真实的电话、地址，并火烧火燎得到了“非见面不可的地步”。
于是，一个周末，仇玲买了张机票，飞到“花心男人”所在的沈阳市。
有一个光头站在出站口朝她笑，直觉告诉仇玲：这个“酷”男人就是这次投奔的对象。
果然就是他。
仇玲问：“为什么对我笑，你怎么知道要接的人就是我？”
“花心男人”说：“这点本事都没有，你还会从广州飞到这里来吗？”
一见如故
两人直接打了个的士，来到他的单身住宅。
没有更多的话语，“花心男人”直奔主题，简直是有些粗暴地“强奸她”，但是她喜欢。
而最令仇玲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竟真的爱上了这个“花心”的“杂种”！
然而，“花心男人”坦率地告诉她，当天晚上十二点，他要乘机去新加坡。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回来找她的。
气得仇玲当场真想给他一个耳光。但她忍住了。
毕竟她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她从床上坐起来，说，“好吧，我们同时走吧。送了你后，我再回广州。”
这番大义之话，说得“花心男人”都很感动：“真不应该挑动你来。”
仇玲惨然一笑，说，“来了也好嘛。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花心男人’！”
从沈阳回来后，仇玲再也不敢轻易上网了。
她可以放任自己，但怕的是不小心动了“真情”，那样就太伤身体了，也太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仇玲的同事中，不少人有性伴侣。有时在带队时，团里的男性会一再“放钩”。不少女导游就频频地与一个又一个男团员周旋，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
但仇玲觉得将“工作与性”搅在一起没意思，而且男团员花言巧语的背后，让人有一种“卖的感觉”，“那样的话，与妓女又有什么差别呢？”
仇玲也曾到外边去找过“一夜情”，一是为了刺激，二是为了体验--“生命就是在体验中丰富”，这是她的人生哲学。
没想到，那家伙竟是个地地道道的“劫匪”，他不但劫了她的“色”，而且劫了她的“财”，气得她找了一伙人将那个家伙“修理得半死。”
从此，仇玲再也不敢去招惹那些“来历不明的人”，一怕陷入“麻烦”，二怕染上什么病，而自己的朋友则比较可信，这是她参加“性派对”游戏的直接导因。
仇玲毫不掩饰地说：“在很孤独和空虚的时候，我常常放任自己的身体，但过后我得到的是更多的空虚，还有对人性的怀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对谁动真情。”
“城市猎人”
有“城市猎人”之美名的项兵是属于那种一直想发财而机会不济的人。
项兵觉得自己总是比社会“慢半拍”。当年为了早日走上社会，他不听从老师的劝告，而轻松地上了一个中专。
可工作没过几年，昔日的中学同学一个个大学毕业了，分到了大城市，他不甘心在小城市守着一份不死不活的工作，就再次发愤，竟然又考上了大学。
读完本科，学校推荐他读研究生，他婉言谢绝，急急地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找了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可是没过多久，风气又转了，本科生也不行了，研究生才吃香。加之单位效益越来越差，他眼看不妙，就再拼一回吧，好歹又考上了研究生。
毕业后，他在武汉一省直机关单位工作，就像刘震云写的《单位》里的那个小林一样，看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可是他看到昔日的同学们一个个“下海”，到广州、深圳等地“捞世界”，并个个“成了人物”，他也心动了，遂辞了职，来到惠州一家私营企业。
不久，他又辞了工作，自己搞了一个装潢公司，但生意一直不大如意，最多只能算是“吃喝不愁”罢了。
事业一再受挫，爱情像“垃圾股”一样总是提不起劲，心情的压抑无处发泄，甚至老是怀疑“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到最后，他竟然想用“性”来“救赎自己”。
可是，以游戏对游戏，让“性”成为口香糖一样的消费品，如此“救赎”，怎能“超渡”人世间的“欲海”！
项兵在谈到“性派对”的游戏时说，“我对爱情没有信心，但是我需要性伴侣--就像口渴了的两个人找水喝一样，喝完水就走了。就这么简单。”
随机抽样调查
“性派对”的发源地是在美国。但近年来，这类游戏正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盛行成风。
香港、澳门等地也是当仁不让的“重灾区”。
而以“追风逐浪”着称的中国大陆人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有着“莫名的热情”，特别是广州、深圳和厦门等沿海城市的不少都市男女，他们正以“后进赶先进”的“斗志”，积极投身到这一“都市异类”的“性文化”热潮中来。
据连载《乐疯了--城市“遮阳部落”“性派对”大曝光》一书的香港某文化网站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台湾地区除外）共有各种类似“性派对活动小组”达二百六十多个，总人数最保守估计也在五千人以上，而且这个数字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快速增加。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竟是一个十四岁的初中女生）认同这种“性生活”方式，因此，参与者的平均年龄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在该网站随后进行的抽样调查中，虽然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堕落，是对文明的粗暴践踏”，但也有百分之十一的人认为，“对新生事物不能一锤子打死”，声称可以“走一步，看一步”，这些“温和派”还说“真理并非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另外，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说，“别人的事，只要不危及我们，随他们去闹吧”，还有百分之五的人竟然说，“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在治疗‘性病’的大小广告贴满城市的电线柱杆和街头巷尾的今天，如果‘性派对’能够取代嫖娼卖淫，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最让人吃惊的是两个“极端态度”：有百分之二点六左右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耻辱”，并急吁各地公安有责任将“这些社会败类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国无章法，民无宁日”。
而另有百之二点四左右的人则认为“性派对”对“解除人性的压抑”、“恢复健全的人性”起到了“治疗性的作用”，“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允许、甚至扶助他们的存在”，让他们从“地下”走向“公开”。
其中有三个网友还大大咧咧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请阿东或其他当事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或各省市地方台的名牌栏目去“现身说法”，以便使这一“群体性游戏”深入人心，普及得像“乒乓球‘国粹’一样”，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运动”。
然而，据网上坦承自己有过类似经历的男女在回答“每一次‘游戏’完成后的感受”这个问题时，竟有约八成女性和约半成男性承认在“放纵后并不能收获自己原先希望的快乐情绪”。
奇怪的是，这些人却无一例外不表示：“尽管如此，但仍然乐此不疲，甚至盼望着这类‘派对’能够更加经常地举行。因为每一次都是希望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