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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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阿东对维也纳浪漫之旅的记忆全部就聚焦在那个女妖式的“妓女实习生”身上。他搞不清自己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以及有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听过音乐会，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搞糊涂了。
周山岭倒是真的从柏克莱赶到芝加哥为阿东接风洗尘，但当阿东颠三倒四地讲述维也纳的之艳遇时，周山岭笑歪了腰，完全是一副不相信的口吻。阿东就急得诅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说半句谎言——虽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相信，可世界上不少事情就那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啊。
周山岭最后就说，“行了，行了。我相信你就是。”
但语气里显然安慰多于信任。阿东真是有理说不清，他甚至提出一个荒唐的验证法，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了——正是那个“妓女实习生”搞得他“破了身”。这样的话当然也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谁去验证你啊——连医生也难以证明你啊。
“为什么女孩子就能通过医院验证是否处女，为什么男的就不行呢？这样的话，岂不减去了那些不贞男人胡所非为的心理压力，却也增添了那些有贞男人的心理焦虑。因为反正说不清啊。”
这个问题像维也纳之旅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东的脑海里。有时阿东甚至想，自己是否真正去过维也纳，跟一个人做了爱，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跟一个人做了爱，却又不能证明自己这么做过。后来，阿东就想，算了。也没有必要弄清这类问题。退一步说，弄清了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对阿东来说，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年后，你就不能用习惯思维去看问题。
美国人的口号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口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反之，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
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而是你总是想不到。那些天，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而且都在依法办事。”
比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结果被解雇。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理由是，他“对赌博控制不了”，该当伤残处理，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
法庭竟然支持他，判他获胜而复工！
另一个例子是，某学校一名职员，上班老是迟到，被校方开除。他竟然状告以前的雇主，理由是他是“长期迟到征候群”的受害者，法庭也支持他。
更可笑的事件则是：在麻州，一个窃贼从停车场偷走一辆车，在逃去时撞车身亡。他的家属控告停车场，现由是，他们的“防盗设备不全”，导致车毁人亡。结果这个家属也从停车场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怎么着都行”的自由社会里，阿东凌乱的思绪渐渐得到一整合，他认为自己去了维也纳，并在那里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妓女实习生”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性生活。慢慢地，阿东变得坚定、从容，他继续读书，读研究生，读博士，打工，再打工。积极参加当地人举行的各类“个性活动”。他也开始看黄色录相，并与真正的妓女进行“实战演习”。
阿东突然发现，生活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真实而轻松！
有一次，阿东在一位当地朋友家参加晚会，到了更阑兴尽的时候，竟然发现其中一位朋友的太太，搂着另一男子狂吻，而她的丈夫有旁边熟视无睹。
事实上，这对夫妇非常恩爱，结婚十多年了没有闹过离婚。
后来从别人那里得知，那天主持晚会的朋友，原来是北伊州大学“性派对协会”的主持人，而狂吻别人的女子及其丈夫，都是该会的会员。
怪不得那天晚上，阿东总感觉到那里的人“有点怪怪的”，如果不是互相介绍了，他真分不清谁与谁是夫妻。
因为当晚有事，阿东离开得早，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就在搞“性派对”活动了。
而据说，这种“性派对”活动在美国已属司空见惯，所有大城市都有机构主持其事。
有性心理学家频频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交换配偶”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有助于稳定家庭，使夫妻关系常日常新。
尽管阿东已慢慢习惯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怎么着都行”，但碰上交换夫妻这样的“性派对”活动，他的思想还是有些“转不弯”来，觉得有些“别扭”。
不久，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
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回到美国后，阿东对维也纳浪漫之旅的记忆全部就聚焦在那个女妖式的“妓女实习生”身上。他搞不清自己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以及有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听过音乐会，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搞糊涂了。
周山岭倒是真的从柏克莱赶到芝加哥为阿东接风洗尘，但当阿东颠三倒四地讲述维也纳的之艳遇时，周山岭笑歪了腰，完全是一副不相信的口吻。阿东就急得诅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说半句谎言——虽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相信，可世界上不少事情就那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啊。
周山岭最后就说，“行了，行了。我相信你就是。”
但语气里显然安慰多于信任。阿东真是有理说不清，他甚至提出一个荒唐的验证法，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了——正是那个“妓女实习生”搞得他“破了身”。这样的话当然也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谁去验证你啊——连医生也难以证明你啊。
“为什么女孩子就能通过医院验证是否处女，为什么男的就不行呢？这样的话，岂不减去了那些不贞男人胡所非为的心理压力，却也增添了那些有贞男人的心理焦虑。因为反正说不清啊。”
这个问题像维也纳之旅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东的脑海里。有时阿东甚至想，自己是否真正去过维也纳，跟一个人做了爱，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跟一个人做了爱，却又不能证明自己这么做过。后来，阿东就想，算了。也没有必要弄清这类问题。退一步说，弄清了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对阿东来说，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年后，你就不能用习惯思维去看问题。
美国人的口号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口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反之，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
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而是你总是想不到。那些天，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而且都在依法办事。”
比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结果被解雇。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理由是，他“对赌博控制不了”，该当伤残处理，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
法庭竟然支持他，判他获胜而复工！
另一个例子是，某学校一名职员，上班老是迟到，被校方开除。他竟然状告以前的雇主，理由是他是“长期迟到征候群”的受害者，法庭也支持他。
更可笑的事件则是：在麻州，一个窃贼从停车场偷走一辆车，在逃去时撞车身亡。他的家属控告停车场，现由是，他们的“防盗设备不全”，导致车毁人亡。结果这个家属也从停车场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怎么着都行”的自由社会里，阿东凌乱的思绪渐渐得到一整合，他认为自己去了维也纳，并在那里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妓女实习生”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性生活。慢慢地，阿东变得坚定、从容，他继续读书，读研究生，读博士，打工，再打工。积极参加当地人举行的各类“个性活动”。他也开始看黄色录相，并与真正的妓女进行“实战演习”。
阿东突然发现，生活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真实而轻松！
有一次，阿东在一位当地朋友家参加晚会，到了更阑兴尽的时候，竟然发现其中一位朋友的太太，搂着另一男子狂吻，而她的丈夫有旁边熟视无睹。
事实上，这对夫妇非常恩爱，结婚十多年了没有闹过离婚。
后来从别人那里得知，那天主持晚会的朋友，原来是北伊州大学“性派对协会”的主持人，而狂吻别人的女子及其丈夫，都是该会的会员。
怪不得那天晚上，阿东总感觉到那里的人“有点怪怪的”，如果不是互相介绍了，他真分不清谁与谁是夫妻。
因为当晚有事，阿东离开得早，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就在搞“性派对”活动了。
而据说，这种“性派对”活动在美国已属司空见惯，所有大城市都有机构主持其事。
有性心理学家频频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交换配偶”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有助于稳定家庭，使夫妻关系常日常新。
尽管阿东已慢慢习惯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怎么着都行”，但碰上交换夫妻这样的“性派对”活动，他的思想还是有些“转不弯”来，觉得有些“别扭”。
不久，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
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